程大利：美術起步的地方

美術起步的地方

程大利

一、蒙童

1950年，我五歲。父親把我送到他學校對面的公園巷小學。緊挨著學校的快哉亭公園，是我常逃學的地方——蜻蜓、螞蚱和滿園的花草，自然比聽課有趣。

老師中，我只記得一個名字:王楓。他教美術，年輕，瘦削。眼晴特大，聲音朗朗。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幾下便畫出了蔣介石:太陽穴貼塊膏藥，腿扎紗布，拄著拐，踏著一塊地方。他隨手一圈，說:“這是臺灣。”我頓時驚呆，畫可以如此神奇。從那時起，我便迷上了畫畫。

國語練習本上整頁的方格子，被我一個個畫滿戴鋼盔的小人。有個大個子同學指著我的畫問:“好人壞人？”我說:“好人。”他搖頭:“好人怎么是大鼻子？”我改口:“壞人。”他更兇了:“壞人怎么帽子上有五角星？”另一個大同學解了圍，說是蘇聯紅軍。其實我畫時，什么都沒想。那時的畫畫，更多是下意識的涂鴉。

每日最快活的事是放學。尤其到了下午，從美術教室串到音樂教室，雖然只是門口的“旁聽”，那份快樂和新鮮至今難忘。父親和他同事們吃晚飯，廚房外露天擺一張八仙桌。記得王明泉、許芳洲、張孝惠幾位伯伯每天都在。后來知道，徐州師范學校教音樂、美術、書法的先生們都聚在這兒。吃飯也是聊天，我雖聽不太懂，但也認真地聽，比我上課認真得多。吃完飯，我跟著他們或前或后，走進快哉亭公園散步。他們總拿我逗樂。我忘了自己說過些什么，只記得他們總是一陣陣大笑。從他們口中，我知道了“國畫”“油畫”“芭蕾舞”“交響樂”“梆子戲”“柳琴戲”這些詞匯。

我最愛看王明泉先生畫畫。毛筆蘸點紫色，一圈一點，便是一顆葡萄。再幾下，一串葡萄出來了。接著添葉勾藤，三筆兩筆，上下縱橫，一幅畫就成了。父親說，他是上海美專畢業的，和趙丹同班同學。王先生有時讓我磨墨，總提醒我慢點，不要急，還說:“磨墨如病夫，下筆如猛虎”。

也愛聽許芳洲先生彈鋼琴。我問他，怎么這么好聽呢？他說:“這里頭有許多小人兒。”“你騙人吧？”我心里存了疙瘩，有一回趁他上廁所，我真扒著鋼琴上上下下找了一番。

后來母親從外地調回徐州，把我轉學到她工作的大壩頭中心校，從頭讀起。教算術的尹克誠老師最先發現我能畫——考試時，我卡在一道應用題上。那個問號“？”被我描成一只耳朵，又加一只，圈圈點點，勾成一張走神的臉，大約正是我此刻的模樣。這一切，都被站在我身后的尹克誠老師看見了。我正發窘，她卻看著我微笑。下課后，她對我母親說:“你兒子會畫畫，好好培養。”

二、憶李雪鴻先生

中學時代，我遇見了李雪鴻先生。他是可染先生同時代的徐州畫家。

我至今記得他第一次走進教室的樣子——花白的大背頭有些波浪狀，眼晴很大，威風凜凜卻藏著慈祥。長圍巾在頸間繞一圈，余梢垂落胸前——那時正上映電影《風暴》，他與片中施洋大律師竟如此相像。

他帶來一具石膏模型，置于講臺。不疾不徐地開口，聲音低沉且溫和:“看清楚:亮部，暗部，明暗交界處”。話不多，卻字字清晰。

我們寫生時，他常在教室踱步。手指習慣性地輪番彈動，白指甲輕輕相碰，發出細微的噼啪聲。不久就知道了，那是他彈琵琶養成的習慣。他常在我身旁駐足，靜看片刻，目光多是贊許。偶出數言指點，我隨即改正。我的作業，總是五分。

一次，他拿出幾幅國畫給我們看。其中有一幅工筆荷花，乃學長喻繼高所作。李先生從容講解畫面的構圖、造型、線條與設色，剖析疏密虛實之妙。那時的喻繼高已名揚全國。而我們坐在臺下，分享母校榮譽的同時，仿佛能聽見風在荷葉間穿行的聲音。

李先生是杭州國立藝專出身，師從林風眠、潘天壽。言談舉止，還有民國遺風。那翩翩的風度和軒昂的氣宇讓人感到可親，我那時個子矮，他會俯下身體聽我說話。

我參加了校美術小組，課外活動總能近距離地親炙李先生教誨。但卻被體操隊司力中老師找來了。司老師剛從西安體院畢業，想為“全國體育紅旗校”培養人才，幾次找李老師，竟說服了先生放人。我心中雖有不甘，卻也只得從命。

然而，李雪鴻先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他的畫是美的。他彈奏的《十面埋伏》是美的。他講的繪畫的道理我都能記下。最重要的，精神追求之外，還留下有“款”有“型”的美。盡管后來也去掃廁所，進牛棚，可在我的心中，他就是美術的化身。

1960年，三中成為藝術院校在徐州的考點。我趴在窗外，看考生們俯首畫素描，心中浪潮翻涌。張立辰學兄就是那一年考進了浙江美術學院。我雖無緣美術院校，但李雪鴻先生給予我的啟蒙，已成為我堅實的藝術起跑線。

如今想來，美育何嘗不是一種大慈悲？李先生不曾多言，卻以畫筆和琴音，為我開啟了一扇通向藝術世界的窗，并且讓我相信，藝術能讓我快樂終生。他還讓我明白:美可以穿透時代的風暴，在人生的任何時段都可以落地生根。

憶李雪鴻先生

七律

乍見先生如鶴立，

風華澹蕩已出塵。

霜鬢尤存名士骨，

絨巾長系玉壺心。

筆底煙霞分涇渭，

指間琶韻轉晴陰。

庠序分途緣未盡，

一生遺澤在丹青。

乙巳秋師心居主于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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