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巴黎和會的顧維鈞，為何會被列為戰犯？該告訴大家真相了！

1948年12月，新華社對外公布43名國民黨戰犯名單，而這其中除開許多國民黨反動派代表，比如陳誠、何應欽、白崇禧之類，甚至還有號稱“民國第一外交官”的顧維鈞。

顧維鈞

說到顧維鈞，我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

他前半生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并拒絕在山東問題協議上簽字，維護了中國主權和民族尊嚴。

但是，為什么顧維鈞最終還會被列入戰犯名單？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首先，這就要說一下我們的宣傳系統，只提功績不提污點，這就導致顧維鈞的歷史形象十分正面，仿佛顧維鈞的一生，就是巴黎和會那一刻。

《我的1919》陳道明飾演的顧維鈞

其實，大多數人根本不了解顧維鈞的后半生，而正是他后半生的行為做事，簽訂的一系列賣國條約，讓他的一生毀譽參半！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后，長期擔任外交總長、駐外大使的顧維鈞，便被國府委以重任，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躋身國民黨統治圈高層。

1946年，蔣氏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集團，悍然撕毀和平協議，陸海空重兵云集，目標直指我各解放區，并想著一口氣消滅我人民解放軍。

既然要打仗，糧食、軍餉、武器裝備那是一樣也不能少，但是對于工業薄弱，本著“造不如買”的買辦政府—國民政府而言，就需要從國外獲取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用于內戰。

這個時候，蔣氏就把目光再投入到美國身上，畢竟二戰時期，美國就幫助中國抗戰，包括軍費援助、組建援華航空志愿隊，駝峰航線運輸之類。

那么，既然是找美國人出錢，那就必須要派一個全權負責的欽差大臣，前往美國為國民黨執行內戰籌措軍餉。

1946年7月，經過國府高層會議，蔣氏便任命顧維鈞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這個時候，顧維鈞的核心職責，便是從為民族抗戰，轉變為國民黨反動集團爭取美援，以滿足內戰需求。

顧維鈞和宋子文

隨后，顧維鈞在美國華盛頓成功履職后，便不停奔走在美國政府和國會間，甚至以國家主權為代價，為國民黨集團爭取更多的對華貸款、糧食藥品、武器裝備等。

1947年11月20日，顧維鈞在紐約的全國對外貿易會議上，明確表示：中國全部領土，全部事業一律對美國開放！

雖然說，顧維鈞在巴黎和會拒絕了山東協議，但是卻推動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而這份條約也成為“最不平等的條約”。

按照條約規定，美國在華公民擁有超國民待遇，比如免稅傾銷商品、航行和自由投資等權利。

這無疑是剝奪了中國的海關自主權，中國的經濟主導權，使得美貨大量流入中國市場，最終導致民族工業瓦解，失業率陡然上升，社會秩序動蕩。

同時，在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集團，下達“戡亂動員令”，整個國民政府的軍隊、外交、經濟等，都全部轉入“戡亂軌道”。

這個時候的顧維鈞，作為國民政府的駐美大使，自然和國民黨反動派集團深度綁定，他所有的外交活動，都是在為四大家族執行“戡亂國策”。

所以說，當我方將整個國民黨政權定義為戰犯集團時，顧維鈞作為反動派集團的外交代表人物，自然需要承擔連帶責任，被列入戰犯名單，也是合理合法。

這是一種堅決的陣營劃分，不是敵人就是同志，沒有中間余地可言！

顧維鈞，代表的是腐朽墮落的國民黨政權，而我黨代表的是人民利益的新生政權，兩者意識形態完全不同，就必須做好切割。

同時，國民黨是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扶持者、也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而顧維鈞長期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為其爭取美國援助，用于打內戰，本質就是賣國賊和內戰幫兇。

當然，他作為外交官去做這些事，本是無可厚非，但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他的職業也就失去了正當性，站在了人民和歷史的對立面！

其實，自顧維鈞學成歸來，他就堅信通過國際法和西方體系（尤其是以美國為主），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證中國的合法利益。

他是一個典型的職業外交官，和資產階級代言人，他一切的行為都是游走在西方政治體系內，為自己服務的政府爭取最大利益。

但是，他在中華民族的數次關鍵歷史節點上，總會選錯一條路。

北伐戰爭支持北洋，解放戰爭支持國民黨反動派；而當國民黨反動派敗退臺灣后，他還為臺灣當局做事，而這背后代表的便是列強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

晚年時期的顧維鈞

顧維鈞，忠于的是國民政府，但是歷史卻選擇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新中國，這種個人和國家的撕裂感，也讓其在臺灣政壇逐漸隱退，并于1956年辭職，前往美國定居。

1985年，顧維鈞在紐約逝世，享年98歲！

其實，我們換一種說法，青年時期的汪兆銘，還是刺殺載灃的革命大英雄，甚至為革命蹲過監獄，但是后面就成為了賣國求榮，人人得而誅之的“大漢奸”！

所以，正是因為他的革命功績，就能掩蓋他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和累累罪行嗎？

顧維鈞的前半生，足以青史留名，而他的后半生，因其立場和選擇問題，讓他足以遺臭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