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后一位太上皇：龍椅上的病人，撐不起的皇冠

都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在權力場上更是如此。若最高掌權者沒有一個良好的身體狀況，其權力也會逐漸被轉移甚至剝奪。

這一點上，唐高宗李治很有經驗。不幸的是，在唐朝政權再次危機四伏的時候，祖傳的頭風病再次找上了他的子孫——唐順宗李誦。在位還不到一年的李誦，也成了大唐最后一位太上皇。

衰落的暗夜凄風苦雨不斷，唐朝在泥沼中逐漸沉淪。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誦出生的時候，安史之亂已經接近尾聲。兩年后，他的父親唐德宗李適作為名義上的主帥最終成功平叛。但此后藩鎮割據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改善，甚至形成了節度使職位父子相傳的潛規矩。

李適當了皇帝后想進一步削弱藩鎮力量，他以藩鎮節制藩鎮的軍事策略最終卻引發了“涇原兵變”，前去平定藩鎮之亂的涇源兵馬反而攻入長安燒殺搶奪，逼得李適不得不像唐玄宗李隆基一樣逃離長安。

曾經至高無上的大唐天子，此刻惶惶如喪家之犬。威望和信心這種東西，一旦丟失是很難找回的。

此后，藩鎮的氣焰越來越囂張，而中央權力隨之越來越小。

還有很糟糕的一點是，在“涇原兵變”中，原先對宦官專權干政極度厭惡的李適最終卻是被身邊的宦官們保護著逃離長安，這樣的遭遇也讓他開始器重宦官，并開啟了唐朝宦官掌握禁軍兵權制度的先河。

安史之亂后，唐朝在與周邊外族抗衡中也基本處于下風，疆域開始不斷縮水。

李誦接手的是一個十足的爛攤子。

《新唐書》記載李誦“為人寬仁，喜學藝，善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值得一提的是，“涇原兵變”中保護皇帝李適的除了宦官，還有身先士卒、勇猛剛毅的太子李誦。性格寬仁、有文化、善書法、懂禮貌，崇文尚武的李誦可謂是一個優秀的儲君。

從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立為皇太子，到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登上帝位，李誦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見證了唐朝的衰落疲敝。他暗中積蓄力量，組建起自己的智囊團，等待君臨天下時能夠大展宏圖，重振大唐。李誦的身邊逐漸也聚集起了像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等才學之士他時常與賢士們探討時弊，謀劃未來的改革藍圖。

然而，就在登基前一年，44歲的李誦突然得上了老李家祖傳的風疾，身軀麻痹、口不能言。李適病重期間，同樣病重的太子李誦都不能前往看最后一眼。

李適死后，坐在皇位上接受群臣朝賀的李誦只能做個“無聲天子”，旨意全由身邊的宦官代為傳達，這在中國古代史上也算是一個特例了。

當上皇帝后，李誦改元永貞，立長子李純為太子，并任用王叔文等東宮舊部進行新政改革，相繼廢除宦官主導的“宮市” “五坊”等享樂設施，同時罷免腐敗官員、廢除苛稅、收回藩鎮部分財權等。

但是這個時候，李誦的病情卻越發嚴重起來，基本只能臥病在床，百官奏事也只能在帷簾之中，看李誦點頭或者搖頭來決定政事。

在古代中國的皇權體制下，皇帝是國家運轉的核心樞紐。一個無法履行職能的皇帝會對整個帝國體系的穩定構成威脅。

皇帝無法有效理政，必然造成權力真空。革新派在打擊由來已久的宦官勢力和藩鎮勢力過程中，風疾纏身的李誦卻無法親自出面掌控大局，而作為皇帝近侍的宦官又有著近水樓臺的機會。

根基淺薄的革新派們很快就遭到了宦官勢力和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撲。

在唐朝，權力的斗爭一旦開始，勢必伴隨著流血。尤其對于專權日甚的宦官集團來說，一旦革新派成功掌握權力，他們自己就將失去權力甚至性命。

一場政變又要開始了。

掌握禁軍兵權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先是拒絕執行革新派在禁軍中任命將領的決定，又假傳詔命免除了翰林學士王叔文參政的權力。永貞元年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的支持下，太子李純總領軍國大事。

很快，永貞元年八月，俱文珍聯合翰林學士衛次公等人逼迫李誦退位，禪位于太子李純，最高權力的“置換”就這么堂而皇之地發生了。

當了二十六年的太子，坐上皇帝寶座卻只有八個月。李誦因此成為唐朝當太子時間最長和當皇帝時間最短的君主，永貞革新的成果也很快化為泡影。王叔文、王伾被殺，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到地方任司馬。

身體是事業的根本，權力是需要親自掌控的。李誦糟糕的身體素質使他完全喪失了掌控權力的生理基礎，從而被身邊的宦官、權臣輕易地當作傀儡并最終拋棄。

大唐歷史的這一頁匆匆翻過，留給后人無盡的唏噓。一位有心振興王朝的皇帝，敗給了自己的身體，這或許是最令人無奈的失敗方式。

看來，一個強大的領導者，必須首先擁有一副能夠承載其權力野心的強大軀體。

當上太上皇不到一年，公元806年正月，李誦在興慶宮病逝，廟號順宗。一個“順”字，拿來參看李誦的帝王生涯，何其諷刺！

雖然唐朝之后有李純治下的“元和中興”，但李純本人被宦官擁立又死于宦官之手，唐朝的閹宦之禍也愈發嚴重，后面每一任皇帝都要面對權傾朝野的宦官。加上黨爭傾軋和由來已久的藩鎮割據，唐朝最終被歷史拋棄，無法挽回地走向了分裂與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