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之下的「古二」困境

讀《繁花》時，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兩個字“不響”，文字構建的沉默和余韻，讓作品有了呼吸感。但“古二”的驚雷一爆，讓電視劇《繁花》不得不響。編劇署名權一直是影視界的頑疾，這次再加上疑似“捂嘴”和曝光私下錄音的行為，讓演藝圈的灰色地帶顯得愈發錯綜復雜。

即便影視劇制作早已有成熟的工業化流程，但仍然有很強的前現代色彩。譬如以“角兒”為中心的依附體系，構成了某種規則之外的權力體系。這套體系在現代社會遭遇挑戰，但又因行業特殊性而存在。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德云社的改制，郭德綱一直信奉“角兒”是班社的核心，當之無愧拿收入的“大頭”，直接引發幾個骨干的不滿，才有了退出和摘字的風波。后來德云社進行改制，捧一些新角兒，也在制度設計上進一步明晰，才度過了危機。但如今德云社亮相，仍然有嚴格的師徒父子的傳統色彩，從臺上到生活仍然要“立規矩”，這就是在傳統制度與現代企業之間尋找平衡。

第二個例子是董宇輝和新東方，新東方從教育集團轉向直播行業，突然冒出一個絕對頭牌董宇輝。我們可以把直播行業類比成演藝圈，因為同樣需要頭部IP，跟角兒的功能類似。東方甄選和董宇輝的矛盾，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行業特點與組織模式的沖突。

回到影視行業的討論，無論中外，仍然處在高度依賴明星個人的發展階段。這個明星可以是演員也可以是導演，《繁花》影視劇的成功，王家衛的作用或許應該居首位，他的作品風格、公眾號召力和行業影響力是這部電視劇的基礎。然后才是幾位主要演員，他們有知名度和各自的受眾（粉絲）群體，為傳播提供了保障。有了這些，才能保證電視劇能拿到投資、有話語權、能找到好的資源和平臺。然后才是過硬的作品質量，有好的口碑和傳播等等。

編劇在這個行業中，本就處于相對邊緣化的地位。金牌編劇本來就少，而且其號召力更是沒法跟金牌導演、明星演員相比。在編劇行業內，又會把資源集中在頭部，打造金牌編劇，才有可能在下一部作品中有更多“加分”，爭取資方、平臺和觀眾的關注。但另一方面，編劇這個行業正逐步進入集體創作的階段，劇本從構思到故事線，都需要一群人的頭腦風暴和分工協作，貢獻度與署名權變得愈發模糊不清。

這是內容創作工業化的難題，一場腦暴會上可能有人提出精彩的情節設置，然后融入整體故事中又要經過層層修改，在最終拍攝的時候導演和演員還要再次調整。這樣的生產過程中，不可能每個“點子”都申請專利，最終貢獻度的衡量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既涉及對貢獻度的理解不同，又考驗人性。因此編劇行業本身帶有很強的“贏家通吃”色彩。這既是影視行業本身的特點，也是職場權力之爭的表現，還是編劇生產方式的現實。

因此，當“古二”爭取自己的權益時，他面臨的是編劇行業的普遍困境。難以清晰界定的貢獻度，以及行業通行的“行規”，都給他帶來很大的阻力，也讓我們難以厘清其中的是非。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對“古二”抱有謹慎的同情。

同情，是因為行業困局難解。謹慎，是因為事實難以厘清，包括他作為王家衛生活助理的實際工作、他的薪酬究竟幾何、他在劇本討論中的真正貢獻度，這些都尚未有定論。

但另一方面，我又反對他將私下錄音向公眾展示的方式。私人的飯局、談話，都屬于典型的私人空間，只要人家的言語不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行動（譬如有明確意圖的搶劫計劃），就無權將私人領域的言行進行公眾曝光，這是對他人權利的踐踏。尤其此次錄音曝光中，涉及當事人對行業其他人員的評論，大多是有心無意。換位思考，我們在私下都會吐槽領導、同事、朋友，這些“小聲蛐蛐”不構成公共評價，能不該被曝光。飯桌茶余的玩笑或閑談，被斷章取義地搬到網上，對當事人造成的壓力和傷害（此前已有先例）可能是滅頂之災。

公私不分，曝光私人領域的言論，借助公共輿論以泄私憤，早已超出了最初事件的范疇，這一點值得警惕。因而回看“古二”困境，有三重含義：1、弱者的無助；2、行業的灰度；3、公私不分的越界。對于古二身患漸凍癥（據其自己所述，我姑且認為真實）、因身份和地位而失去話語權，我懷有同情；對行業本身的模糊地帶，以及編劇行業贏家通吃的日益分化，我感到無奈；對古二逾越邊界的錄音曝光，我只能譴責。

看，依然沒有答案，我告訴不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也是我排斥的思維方式，而始終堅持作一個謹慎評論者。不敢斬釘截鐵黑白分明，便沒有流量，這也許是我的宿命。嘗試從具體的人出發，看到事件背后肌理和復雜性，理解這個行業內部前現代的特質，才是解決問題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