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蓋棺”，霍英東不只是一個商人

2006年10月28日，霍氏商業帝國的締造者霍英東因癌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84歲。霍英東的靈柩在覆蓋上國旗后，被專機運送到香港，走的是北京機場南停機坪，國家領導人外訪專用的停機坪。

在香港舉辦的葬禮上，霍英東的靈柩由十人扶靈，董建華、何鴻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評論稱，霍英東在“國葬”的級別中告別。官方對霍英東的蓋棺定論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因為“我敢說，我從來沒有負任何人”。

那么究竟是怎樣波瀾壯闊的人生，才配得上這樣的自我評價？

1

香港有很多富豪，但沒有任何人的出身比霍英東更低更窮。

李嘉誠的舅舅是香港的鐘表大王，李兆基、鄭裕彤的父親是大商人，何鴻燊是香港第一任首富的后代。而1923年5月10日出生的霍英東，其身份是“疍（dan）民”。

清末時期，靠海謀生的人被稱“疍民”，是“下九流”中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一類，和罪犯后裔、乞丐同檔，很多社會權利被剝奪。
霍英東出生的時候，香港是一個小漁村，“疍民”很多。當時的社會雖然對他們已沒有歧視，但“疍民”的生活大多艱苦，一條小船要養活一家人。

霍英東就出生在這樣的家庭，6歲之前，霍英東連鞋都沒穿過。家中有父母、兄妹共7人，他們白天在船上擺爐做飯，晚上就擠在船艙里睡覺。

在霍英東的記憶里，從他爺爺那輩起，他們霍家就生活在水上。

對于當時的霍英東，他最大的祈望，就是家里人出海不要遇到臺風，因為很多“鄰居”，都在臺風中丟掉了性命。

但在天災面前，生存的夢想都是奢望。

1930年8月的一天，臺風侵襲香港，霍英東的兩個兄長被風浪吞噬，消失無影。他的父親本身罹患淋巴癌，這場打擊后一病不起，掙扎了幾個月便撒手人寰。
那一年，霍英東7歲，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此后的多年里，他經常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幕，“我至今也想不明白，為什么生活會那么決絕，讓我死了兩個哥哥，又死了父親？”

家庭痛失頂梁柱，母親劉氏帶著3個孩子上了岸，在街道上流浪，一家人幾乎一無所有。后來，有熟人見霍家人可憐，介紹他們住進了香港的貧民窟。

在滿是老鼠、蟑螂、饑餓和腐臭交雜的貧民窟中，在一間20多平米的房子里，霍英東一家和另外50多個住戶開始了合居生活。

生活雖不知盡頭，但也要有向往好生活的心態。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目不識丁，但是非常認同丈夫生前的理念，認為孩子只有知書達理，才能出人頭地。

經過多番奔走，她將霍英東送進了帆船義學上課。這是一家專門為水上人家辦的小學，不收學費，上課的地點在船上。船的位置不固定，經常流動，有時候霍英東跑去上課，卻找不到“學校”，不知道漂去了哪里。
霍英東成長的同時，母親開始延續丈夫此前駁運的生意，用小船將外海大貨輪上的貨物轉運到港口。雖然收入非常微薄，但一家人的生活好歹是有了保障。

1936年，13歲的霍英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學皇仁書院，這是一所英文教學的學院，大批港澳名流都曾就讀于此，霍英東靠分數進了最好的一個班。

正是在這所學校里，霍英東學會了一口純正的英式英語，這也為他日后事業的發展埋下“伏筆”。

1941年12月8日，已經升至中六的霍英東，在上學的路上突然聽到炮火轟鳴。那一天，日軍轟炸了香港的啟德機場，港日戰爭正式爆發。
在響徹全城的警報聲中，霍英東離開了學校。

多年后，他曾透露當時的心境：最開始還有點開心，因為不用再面臨沉重的課業。但開心了沒多久的他，卻在隨后的十幾年里為當時的喜悅感到羞愧。那之后，他再沒有機會繼續學業。

2

日軍的鐵蹄踏入香港，開始了3年8個月的黑暗殖民時期，霍英東也步入社會，迎接屬于自己的黑暗時期。

在隨后的幾年里，霍英東靠打工為生，前前后后換了7份苦力活，手指還被壓斷了一根。這種苦力活很不穩定，有一搭沒一搭的，都是短期雇傭，所以才在幾年之內換了7份工作。

他琢磨：自己似乎不適合打工，干點買賣才有出路。

在母親的鼓勵下，霍英東找十幾個親戚朋友湊錢開了一家雜貨店，母親還將唯一的金飾拿去典當，換了些錢。
1943年中，一家名為“有如”的雜貨鋪開張，專營食品，霍英東是其唯一員工。淪陷期間，香港食品奇缺，雜貨店的生意因此還不錯。霍英東每天早上6點開門，晚上10點關門，夜里獨自拿著原料調制食品。
至此，他總算擺脫了一窮二白的生涯，生活有了一絲曙光。

1945年日軍戰敗，霍英東迎來了一次重大機遇。

日本投降后英國政府接收了很多日軍遺留下的物資，但很多像小船只、登陸艇、炮彈殼、發動機、水泵等雜七雜八的東西在英國政府眼里就是破銅爛鐵，沒啥用處，于是準備將這些東西拍賣。

拍賣公告發布在香港的報紙上，純英文書寫。

不過，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因為這些東西確實是些破銅爛鐵，能看懂英文的英國人看不上這東西，但能看上這些東西的又看不懂英文，于是機會就落在了霍英東手里，因為他能看懂。

在報紙上，他發現很多東西都是市場需要的，修一修就能賣，中間肯定有錢賺。

霍英東心中竊喜，將關注政府通告列為必做的事情。隨后，他看中了40部舊輪船機器，決定一試。參加投標要付100港幣的預用費，霍英東當時雖然已經成家，但是家里一切母親說了算，他手里沒錢。
于是他找已經出嫁的妹妹借了100元，標價18000港幣，投遞給了香港政府。沒過幾天，港府通知他：你中標了，帶著錢來取貨。

機會真到了面前，霍英東反而慌了，他哪里有錢拿貨？霍家做了幾年船運生意，全部家底也就一萬多港幣，錢都歸母親管，根本不可能給他。
霍英東四處找朋友，希望借錢救急。最后，一位朋友介紹老板和他去倉庫看機器，對方見了機器眼前一亮：你也別找人借錢了，這批貨4萬賣給我。

就這樣，霍英東憑著從妹妹那借來的100元保證金，一場拍賣會憑空賺了2.2萬元，而當時香港一個壯工的月薪才100多元。后來，政府經常拍賣剩余物資，霍英東憑借英語好的優勢，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隨后，霍英東用這筆錢霍英東買了一條機帆船，招募了80個人，一起去東沙島采集可做中藥的海人草。后來霍英東慢慢組建了一家船運公司，并擁有了四條船。再然后，朝鮮戰爭爆發了。

3

1950年，新中國成立初年，美國就迫不及待的往中國身上插了“三把刀”。
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他們就出兵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短短幾天，就把戰火引到了中國東北邊境——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國頭上；

與此同時，美國又派兵登陸臺灣，企圖武裝干涉中國統一——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國腰上；

而不久之后，美國軍事顧問團長驅直入越南，虎視眈眈的盤踞在了中國西南處——最后一把刀則插在了中國腳上。

一時之間，國土四周，危機環伺。彼時的中國剛剛涅槃重生，發展之路舉步維艱，更別提完備的軍事力量。

那一年，美國的鋼產量達到8772萬噸，擁有眾多火炮、坦克與戰機。而中國的鋼產量僅60萬噸，軍隊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更無從談起制空權與制海權。
可若不敢迎戰，美國勢必會得寸進尺。

1950年10月1日，朝鮮黨和政府向中國請求出兵支援。

半個多月的時間，毛澤東都在反復權衡——新中國缺少海空軍力量無法解放臺灣，出兵越南也不利，只有出兵朝鮮才具備“三個最有利”：最有利于發揮陸軍優勢，最有利于后勤供應，最有利于蘇聯的援助。

而最重要的，是新中國只有選擇一個戰場對其打擊才能讓美國收斂，正如毛澤東所形容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抗美援朝戰爭，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打響了。

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了鴨綠江，但與世界上擁有最優良裝備的美軍交鋒，是要冒著極大的風險。

朝鮮戰爭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43個國家宣布對中國實施全面的封鎖禁運，港英政府也下了封鎖令，禁止向內地運送物資。

此時霍英東做出一個決定，那就是全力支持大陸，所有船只除維持舊客戶所必須的航運外，其他全部投入到香港到大陸的走私航線，專門走私軍需物資。

當然，當時整個香港對大陸走私的船只并不少，很多人干這個，甚至港英政府很多高官親自下場向大陸偷運物資，因為里面的利潤很大，就連時任港督葛量洪都有走私船的股份。

雖然很多人都在向大陸偷運物資，但最終被大陸認可的人很少。

在所有向大陸走私貨物的人里，被認定為不是奸商的只有6家，而被認定為“無私支援”的只有2家，香港霍家和澳門何家（何賢）。雖然港英政府對走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官面上確實是在封鎖禁運，所以海警是嚴查走私的，走私并非沒有危險，而是人身和財產都有危險。

但霍英東并不坐地漲價，而是以極低的利潤和大陸交易，把走私貿易當成了普通貿易。而且霍英東的貨物從不摻假，質量全部上佳，整個抗美援朝期間走私的所有貨物，來源于霍英東的沒有一件假貨。

救命神藥盤尼西林，當時走私到大陸的盤尼西林基本都摻了葡萄糖。

摻葡萄糖的盤尼西林，大陸不認為是奸商，直接賣假盤尼西林的才會被大陸認為是奸商。因為整個香港藥店出售的盤尼西林全部是摻了葡萄糖的，盤尼西林摻葡萄糖并不會影響藥效，但會嚴重縮短保質期，很難長期保存。

這種做法不影響盤尼西林的民用，但會導致你把這種盤尼西林用于軍用的時候很難受。保質期極短，這對軍用品來說是致命的缺陷。

霍英東運摻葡萄糖的盤尼西林，已經算良心商人了，因為正常人只能買到這東西。但霍英東為了這個盤尼西林，花錢打通了很多關系，最后從不知名渠道拿到了沒摻過葡萄糖的盤尼西林，大量運往大陸。

除了盤尼西林，霍英東還給大陸運送過汽油、五金、膠管等很多其他的物資。

“那時幾乎晚晚開工，沒有一天停過。白天要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為避開緝查人員騷擾，每次裝船都必須一個小時搞定，像打仗一樣。”霍英東回憶說。

在整個抗美援朝期間，霍家的4條船被特務炸沉一艘，被港英水警撞翻一艘，死亡兩名船員，給大陸運來了無數的軍需物資，且質優價廉。

解放軍出版社甚至還出版過一本書，叫《霍英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香港走私船不少，但得到解放軍如此認可的，只有霍英東一人。

在抗美援朝期間，霍英東雖然運輸了無數的物資，但并沒有因此而賺得“盆滿缽滿”。

4

上世紀60年代初，他和新華社駐香港的人員成為好朋友，雖然港英政府給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霍英東始終謹小慎微地維持著這段聯系。

1964年，霍英東受邀參加國慶15周年大典，為了緩解內地的糧食壓力、避開香港移民局記錄，他背著大大的行囊輾轉了幾十個小時。

那一年，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高規格的禮遇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全程秘密進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從北京返港后，霍英東的壓力終于從流言纏身上升為實質性的壓迫。

港英政府開始對霍英東展開全面“歧視”，不僅他中標的地收回不賣，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單”，通過斷電話的方式逼迫霍英東賣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終以成本價交易給了英資地產公司，霍英東拿到手的只有一張欠條。一棟大樓換一張欠條，對于霍英東而言，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恥辱。

接連的打擊和壓迫間，霍英東至少損失了過百億港幣，他明白，由于當局的“政治歧視”，自己很難再有大作為。

盡管仍是資金最為充裕的地產商之一、盡管長期看好香港的未來，但霍英東決定放手，徹底淡出。他離開后，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崛起成為中流砥柱，開始了新一輪的風云際會。

1964年受邀觀禮后，霍英東每年都到北京，還去各大革命老區，每次回港都帶回大批東西，堆得滿屋子都是。

不僅買工藝品，霍英東還引入國產電梯等物資，支持大陸企業發展。他回憶稱：自己其實并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想通過消費，表達對大陸的支持。

彼時，中國還未改革開放，經濟很封鎖，“體育外交”成了霍英東率先實踐愛國抱負的平臺。霍英東是個體育迷，年近50的他見到偶像球王貝利時，仍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雖然返回聯合國，但大陸在國際上沒什么體育空間。

實際上，那時候的體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席位，承認席位就是承認政權。

為了恢復中國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霍英東到各種國際賽事中奔走呼吁，不遺余力。他一邊和反對者們辯論，一邊搭建關系網。幾年間，中國獲得國際羽聯、足聯、籃聯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東的身影。

席位的獲取并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問題需要個體去推動，處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霍英東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為了應對各種麻煩、危機，霍英東父子曾想盡了各種辦法。這些還是次要的，霍英東還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脅”。

霍英東并沒有因此退卻。

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后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他不顧威脅，帶著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國洛杉磯。

在那里，他見證了許海峰、李寧一戰封神。國歌響起、五星紅旗升起時，霍英東情難自已，他回憶稱：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從洛杉磯歸來后，霍英東隨即捐出一億港幣，作為中國體育事業的基金。

后來，凡是大大小小的國際比賽，他都帶頭捐錢。北京申辦亞運會成功，他捐建了亞運村的游泳館；為了配合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他又興建了北京貴賓樓。

亞運會期間，霍英東非常興奮，在北京，他看到了一個干凈、禮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國家形象非常好。賽事結束時，霍英東爆發強烈愿望：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

2001年，在香港家中的霍英東知道北京成功申辦2008奧運會的消息后，已經78歲的他，激動得一言不發，直接跑到泳池游了一圈。

2008年的場館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捐贈建設的奧運場館，其中最大的一筆捐贈即來自霍英東。

5

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香港大佬，有的是出身香港世家，有的是從大陸逃難至香港，之后才逆風翻盤。

可霍英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來路”。

直到后來，語言專家通過對霍英東的口音進行鑒定，才判定他的祖籍在如今廣州的番禺。

1978年，霍英東再次受邀來到北京天安門觀禮，一同受邀的還有比霍英東小5歲的李嘉誠。

這一次，總設計師向他們表露了中國將要改革開放的決心。李嘉誠激動的表示，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點什么，霍英東也做了類似表態。

1978年12月，霍英東李嘉誠等人回到香港后沒多久，中國正式宣布改革開放。李嘉誠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沒有向中國內地投一分錢，一直在觀望，始終把投資重心放在香港地產業。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再次南巡，發表南巡講話之后，李嘉誠才下定決心投資內地。

1993年，李嘉誠投資建設深圳鹽田港，這是他對大陸的第一筆投資。李嘉誠的商業原則，是不賺最后一個銅板，也不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事后反觀中國整個改革開放歷程，1993年進入大陸投資，確實是一個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絕佳時間節點。從獲取商業利益并規避經營風險的角度來說，李嘉誠的做法一點問題都沒有，這種頭腦和敏銳度不愧是天才級的，能成為香港首富，確實是有能力的。

但霍英東的選擇和李嘉誠截然不同。

1978年12月，中國改革開放的消息一公布，霍英東就宣布自己將大舉投資中國大陸。

那年，霍英東曾帶著家人回到家鄉番禺縣。當他滿心歡喜回到村里時，迎接他的卻是家鄉泥濘、臟亂、坑坑洼洼的小路和破舊、低矮的茅屋平房。

來往的車輛上，掛滿泥點子，就連廣東政府派來迎接自己的紅旗轎車，也早已斑駁。而更讓霍英東感到震驚的，是村民們對外部世界的一無所知。

問村里人洗手間在哪兒，他們卻認真的端來一盆洗手水，這讓他心里感到特別不是滋味。

回來之后，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占地6萬平米的賓館。可這點錢能干什么呢？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番禺，他一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唯有招商引資，以實業帶動發展。

1979年初，霍英東就在中山投資興建了中山溫泉賓館。當時外商投資大陸的數量為零，霍英東是全球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中山溫泉項目也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投資酒店并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涉外旅游酒店會有精神污染嗎？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賓館耗電大，影響群眾用電怎么辦？

面對諸多疑問，霍英東表現的信誓旦旦，他表示不怕虧本，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

一句話，讓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著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

一座酒店給霍英東帶來了很多顧慮，他怕犯錯誤、怕牽累到別人。思前想后，霍英東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奪，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別人參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他決定放手探索，先是投資2700萬在酒店周圍建了中國第一個高爾夫球場，又擴大賓館的規模和配套設施，比如購物中心、舞廳、騎馬射擊場、兒童游樂場等。
期間，中山溫泉賓館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訪則讓霍英東懸著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鄧小平在這里下榻，他對霍英東說：“溫泉賓館搞得很漂亮，很好！開放是搞對了！”

在賓館附近爬山時，陪同人員建議鄧小平下山時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語雙關地說：要勇往直前，不走回頭路！

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濟騰飛，對于中國而言就是一條勇往直前的路。在這條路上，中山溫泉賓館只能算是一塊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卻顯而易見——那是大陸“關閉”多年以后，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而對于中山而言，這扇門的意義更為顯著。建成后，該賓館接待了千萬人次的旅客，其中很多是海外僑胞和外國人，他們來旅游、投資建廠、談貿易，中山也很快發展成為廣東經濟的“四小虎”之一。

6

敲定溫泉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又籌辦了投資大陸的第二項工程。當時中國提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的計劃，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誠意，霍英東主動要求參與酒店的建設。

他提出，合資建一座有一千間客房的酒店，建筑材料、勞動工資、市政工程、綠化工程完全由其負責，大陸一方不需要投資。1979年，霍英東投資2億，興建了34層高的廣州白天鵝酒店。

一個賓館，和改革開放有什么關系？

要知道，建賓館這事兒現在聽上去很普通。但在當時，中國的情況卻是，即使在首都北京，最高級的酒店，洗手間的浴缸也是沒有活塞、房間里沒有冰箱、沒有熱水，只能喝自來水的。

規格一旦超出北京，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霍英東要干的就是遠超北京規格的大手筆：白天鵝每一根柱子都是從菲律賓運過來；設計師他堅持用英國的；設備、家具、建材全部都是進口……

“發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實施，只有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過意識形態，人民才能放手去干。

1983年白天鵝正式開業。光是第一年，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就三次參觀白天鵝。

英國女王、美國總統、德國總理、瑞典國王都曾先后到過此處。

中國因有了白天鵝，無論是外商來，還是接見各國領導，都有了讓全球投資者近距離考察中國發展潛力的“瞭望臺”。

從這兩大賓館的建設可以看出，霍英東在內地的投資，是以內地當時階段最需要什么為考量標準，而不是以什么東西賺錢最快為考量標準。

在籌建白天鵝時，霍英東的心里不時回想起，回番禺時，曾被洛溪的路所阻隔的情景。

雖然洛溪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周圍也都是樹林和稻田，別看它貌似不起眼，可它恰恰是澳門、珠海、中山、佛山等較發達城市，和廣州間客貨運的必經之地。

作為過路口，沒有過路橋怎么行？

于是霍英東又開始積極謀劃。在1981年全國兩會中，他和同樣也是番禺老鄉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和弦一拍即合，決定共同為家鄉捐資造橋。

同樣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座合資興建的跨江大橋，洛溪大橋可以說是全國先例，幾乎沒有可參考的工程樣板，這也讓總設計師傷透了腦筋，硬是摸著石頭過河，各種模型不斷推翻、重建。

最終施工花了4年時間，最大跨境為180米，達到了世界第二、亞洲第一水平的洛溪大橋，終于落成。并且榮獲“亞洲第一橋”的美稱。

1984年10月1日，霍英東再次應邀參加國慶35周年紀念日慶祝儀式。

第一次站上城樓觀禮的他，當被記者問及有何感想時，一時不知說什么，眼淚嘩嘩直淌。

霍英東后來在自傳中自述，他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長子霍震霆結婚時，霍英東因為母親沒能堅持到這一刻，傷心了很長時間，卻也沒有流淚。但在觀禮臺上，他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直至痛哭流涕。

霍英東當時的腦子里就像幻燈片一下飛速閃過一幅幅畫面，他想起了番禺路邊的茅屋、想起了在國際體育會議中的一次次辯論、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國旗國歌……國家正發生巨大變化，祖國正走向富強，霍英東一時感慨萬千。

因為巨大貢獻，霍英東成了第一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國人大常委。香港回歸時，他近距離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英國在香港超過150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那一刻，霍英東熱血沸騰，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并且生存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霍英東是一個很遵從“自我規則”的人，他一生創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公司，沒有一家上市。他給后輩定下規矩：除長房外，其他子女不得從商從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或許仍有遺憾：他沒能等到北京奧運會開幕，沒有等到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正式揭牌。不過相較其恢弘的一生，這樣的遺憾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