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里戲外說《陣地》

趕上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來了一波抗戰題材影視劇的熱潮。這其中，電視劇《陣地》是一個有個性的異類，一是因為其題材的獨特性，二是因為其表現手法的與眾不同。

先說題材的獨特性。《陣地》完全沒有抗日劇和諜戰劇“手撕鬼子”的爽劇風格，而是著力于展示抗日烽火中的有別于武斗的文斗。這個《陣地》沒有硝煙，但是主人公們的筆下有的是另外一種硝煙。用我們小時候的話講叫“拿起筆，做刀槍”，也有一種說法叫“筆下自有百萬雄兵”，在《陣地》中，更是被形象地概括為“筆部隊”。

話說“筆部隊”這個概念還是來自于侵略者日本，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更是把這一理念升級為“兵馬未動，輿論先行”。侵華日軍早在打響第一槍之前就創建了一支“筆部隊”，這支“筆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組建的特殊文化侵略力量，其核心任務是通過文學創作、新聞報道和思想宣傳美化侵略、扭曲歷史真相，為戰爭罪行披上一件“文明開化”的外衣。日本人深諳文化的力量和洗腦的功效，所以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日本外務省和軍部就派出大批中國通前往中國，推進“文化提攜”計劃，負責這項計劃的就是“筆部隊”。《陣地》中受李克農保護的日本人就是這支“筆部隊”的成員，后來幡然悔悟成為致力于反戰的義士。

文化是一種“軟實力”，看上去沒有槍炮那么直接有力，但是文化的力量同樣不容小覷。《陣地》一開篇就借毛澤東之口闡明了兩只隊伍的概念，既要有武裝斗爭的基本盤，也要有文化斗爭的另外一條戰線。既然連日本侵略者這么重視“筆部隊”的力量，我們又怎么能夠忽視呢？于是，我們在《陣地》中看到了八十多年前的抗戰烽火中，除了扛著槍炮身先士卒的前線戰士，還有一支以往在抗戰題材文藝作品中很少被表現的“筆部隊”：他們中既有王勁松飾演的郭沫若，還有馮紹峰飾演的夏衍，以及諸多知名演員飾演的田漢、巴金、柳亞子、陶行知、徐悲鴻、茅盾、歐陽予倩、臧克家、聶耳、姚雪垠、艾蕪、王魯彥、洪深、焦菊隱、周立波、豐子愷等一眾文化名人。他們與李克農為代表的桂林“八辦”勠力同心，在桂林山水間以筆為槍，以舞臺為戰場，通過文學、戲劇、音樂、繪畫、新聞輿論等各種文化形式，回擊著日本“筆部隊”的進攻，鼓舞著中國軍民的斗志，宣傳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括我們今天每逢節慶和儀式的時候都要唱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是“筆部隊”文化抗戰力量的體現。

除了“筆部隊”，《陣地》中還有另外一支部隊令人動容，那就是陶行知帶領的、由一群最小十二歲、最大十九歲的孩子們組成的抗日宣傳隊——“新安旅行團”。從浙江到桂林，這支童子軍千里跋涉就是為了一路宣傳抗戰，真正體現了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這群孩子們的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更看到了少年強則國強的血性與底色。

說完戲里，我想再說說戲外。看《陣地》這部劇的過程中，不僅會時時代入那群文化人的抗戰情懷，也會常常不可避免地思索一個問題：那樣一群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文化人，冒著槍林彈雨、飛機轟炸的危險，在那樣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為什么能創作出那么多傳世的精品力作。而我們今天有安全的創作環境，有富裕的生活保障，有足夠的金錢支持，卻看不到很多好作品。對比《陣地》中夏衍、田漢、郭沫若創作的那些場面雖然寒酸、內容卻空前有力的話劇，我們現在的影視劇看上去滿眼都是浮華的場景，內容卻空洞無物乏善可陳，甚至堪稱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我覺得這其中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創作者的“精氣神”。文藝創作的規律就是好作品要有真情實感的表達，而不是形式大于內容的虛假繁華。《陣地》里的那群熱血文化人，胸中填滿了面對日本侵略者真正的抗戰怒火，下筆自然有澎湃的愛國主義、民族情懷和尖銳的戰斗力量。而我們現在很多創作者因為過于財產富足往往脫離現實生活，閉門造車難免無病呻吟、自說自話、缺乏真情實感，加之嚴苛限制的創作自由度也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于是就呈現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文藝作品歌舞升平卻難以打動人心的畸形局面。

回過頭來看《陣地》，在近期這一眾熱熱鬧鬧的抗日題材文藝作品，也是言之有物的一部作品。不跟風，不嘩眾取寵，卻默默地呈現給觀眾一幅以往被忽視的文化抗戰的畫卷。（余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