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票一夜變廢紙！百年前兩場金融風暴，民眾欲哭無淚…

文│仇姚瑤

清末民初，社會動蕩不安，金融秩序混亂，致使中國金融業風潮迭起，波譎云詭。筆者摘錄了北洋政府時期“京鈔”、“江鈔”兩大銀行風潮的史實記錄，并對這兩次波及大片銀行的重大事件進行了思考。

01

“京鈔”風潮

護國運動時期的云南護國軍

辛亥革命后，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撕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獨裁統治，又于1915年5月接受日本“二十一條”準備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復辟帝制。袁為籌備登基大典，花費超過2000萬元，而云南于此時爆發了護國討袁運動致使袁世凱北洋軍軍費激增，國庫開支陡然窘迫。

隨著護國運動迅速發展，聲勢壯大，各帝國主義看到袁逐漸失勢便拒絕經濟支援。袁為了鎮壓反抗籌措軍餉，不得不向中國、交通兩行借墊資金。其于1915年10月底發表申令，命中、交兩行“共負責任，協力圖功”以“調護金融，更新財政”。兩行成了北洋政府外庫，濫發鈔票，交行為政府墊支費用達4600萬，中行亦有2000余萬之多，大量現金被抽調，準備金日漸空虛。1916年4到5月，京、津、滬三地爆發了中、交兩行存戶提取存款和擠兌鈔票的風潮。段祺瑞政府無奈之下于同年5月12日通令兩行庫存鈔票不予兌現，存款不準付款，隨即蔓延全國。這便是近代史上的“京鈔”風潮。

1920年財政部發行的十元國庫券，由中、交兩行代發

京鈔停兌后，人們紛紛拋出紙幣搶購商品，物價上漲，市場混亂，投機盛行。而交通部礙于其修筑和經營多是借洋債進行，必須不斷以現金償還債息，依舊下令所屬鐵路搭收現銀，停收紙幣。海關、鹽務、直隸省和商界也逐步效仿拒收紙幣導致國家混亂加劇，紙幣進一步貶值。

直至1920年，政府以京鈔兌換公債等方法收回濫發紙幣，長達五年之久的“京鈔”風潮才得以平息。

隨著英、日、美在中國爭權的矛盾升級，在其染指與支持下的北洋軍閥間也戰爭不斷。中交兩行除繼續為政府墊款與發行鈔票外，還為之開擔保性空頭存單，向其他商業銀行借款。隨存單到期，兩行存銀日緊，終于無力歸還，于 1921 年 11 月爆發了第二次停兌風潮。這次停兌在 1922 年由政府發行公債，用定期存單收回京鈔的辦法予以化解。

02

“江鈔”風潮

贛省銀行銅元券

省政當局籌備的江西銀行于1921年3月正式開始營業，接管原江西民國銀行業務。次年，贛省銀行開業，成立不久被迫借給官廳（為北洋軍閥所壟斷）款項90余萬元，致使銀行應對兌換發生困難，之后全靠發行紙幣度日。1912年，江西政府以統一地方紙幣為由，將贛省銀行并入江西銀行，更名為江西地方銀行。

1922年，孫中山主持第一次北伐，戰火燒至江西吉安附近，1924年第二次北伐打到江西臨江。為籌措軍費、增強實力、擴充軍備、鞏固地盤，北洋軍閥江西都督鄧如琢下令江西地方銀行大量發行毫無準備金的鈔票，其中包括480萬元的“復興隆”鈔票。到北伐攻克南昌前夕，發行紙幣達1383萬元，為官廳墊借2104萬元。為維持銀行資金周轉，江西地方銀行將存款利息調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當時南昌附近約70家錢莊和上海、漢口等地的錢號、銀行聞訊后，紛紛存入現款達1000余萬元。

1926年秋，北伐軍攻占南昌后于11月15日發布公告：復興隆三字鈔票停兌，全部作廢。由此引發的民眾恐慌與金融崩潰稱為“江鈔”風潮。

全省停業的銀行錢莊共計63家之多，作為江西政治經濟中心的南昌市受損巨大，其市商業銀行幾乎全軍覆沒。與此同時，匯兌不通，物價飛漲，市面蕭條，商業停滯，民謠“復興隆，一夜窮”更是表達了窮困的民眾對此次風潮的諷刺。

為穩定政局，收拾殘局， 1927 年，江西地方政府報經國民政府批準，由省財政廳發行整理金融庫券共計 800 萬元，并以征收鹽稅為擔保基金，拆收公債和江鈔，平息了此次的鬧劇。

03

思考與啟示

脆弱的經濟基礎以及動蕩的政治環境。北洋政府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歷時16年，此間內有連年戰亂，外有列強入侵，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日本“二十一條”、張勛復辟、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府院之爭、軍閥割據、軍事獨裁……社會整體動蕩不安，秩序混亂，金融市場作為歷史車輪的一角無可避免得受到政治、軍事、外國資本等一系列外力影響甚至操縱，擾亂了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且自清政府簽訂南京、馬關、辛丑等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條約以來，國民財富被壓榨殆盡，生產生活遭受嚴重破壞，寡薄的經濟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與銀行的運營。

政府調控手段的不成熟和存款準備金制度等的缺失。縱觀上文兩次風潮以及近代各省金融志，筆者發現，北洋政府時期雖有大量的錢莊、票號、銀行等從事存款、匯兌等金融性業務，但相關管理部門及法規則寥寥無幾，幾乎處于空白。1912年北洋政府以清末大清銀行為基礎籌建中國銀行，并試圖以此作為政府中央銀行規范全國金融業，但在多因素作用下，中國銀行卻背道而馳與交通銀行一起走上了商業化經營的道路，不但沒有建立起以保證資金提現、清算為首要目的的存款準備金制度，也沒有起到控制貨幣發行、調節國民經濟的作用，反而成為軍閥政府的墊款機器。各地的金融機構也受困于各種軍事壓力，以江西地方銀行為例，不僅其自身微薄的準備金被軍閥江西都督鄧如琢洗劫一空，還被迫濫發紙幣與公債，榨取民脂民膏，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并誘發了當地金融業的崩盤。

大清銀紙幣改中國銀行

政府信用的缺失。信用，從法律上講，是一種由契約規定的權力與義務交割的時間差，對經濟學而言，是一種借與貸的關系，而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機器，其信用是兩者的結合。從文獻看，“京鈔”“江鈔”兩次風潮都是因銀行對以政府名義發行的紙幣、債券停止匯兌或廢除所引起，即都是對信用貨幣的違約造成的。紙幣作為信用貨幣，是以國家信用作為載體立法強制流通的，其背后承載的是國家政府對國民償付行為的承諾。信用便是一點一滴地建立在類似的對履行承諾行為的信任之上，而一旦其溝通政府和民眾的橋梁作用因貨幣停兌而失效，那依賴于此的一切社會規則將被打破，所有約定蕩然無存，地方乃至國家也必將陷入暴動與混亂，銀行業的危機或許只是冰山一隅。

風控意識薄弱， 投機活動盛行。由于政治不穩，軍閥部隊流竄各地，部隊首領往往到各地走馬上任，每到一處必定巧立名目斂取錢財。他們通過當地金融機構募款、發行大規模債券和紙幣，撈夠油水后又輾轉他地，完全不顧此舉埋下的經濟金融隱患。而銀行業自身也缺乏自律，以“江鈔風潮”為例，為維持銀行資金周轉，江西地方銀行將存款利息調高至3分，大量吸收存款。當時南昌附近約70家錢莊和上海、漢口等地的錢號、銀行聞訊后，紛紛存入現款達1000余萬元。套利之風盛行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銀行金融業的發展需要依靠平穩安定的政治環境，適當運用先進的調控手段，樹立政府信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監督與管理體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歷史的研讀總能給予我們對未來的啟示。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