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醫療保障局近期啟動的醫保目錄調整工作,是其自2018年成立以來一年一度的“常規動作”,卻因其核心環節——“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簡稱“國談”)——而牽動著無數患者家庭、醫藥企業和全社會的神經。這項工作的本質,是通過國家層面的集中談判與戰略性購買,將更多臨床價值高、但價格昂貴的新藥、好藥,以大幅降低后的價格納入基本醫療保險的報銷范圍,從而顯著降低患者用藥負擔,破解“有藥沒錢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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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價藥”與醫保基金的現實矛盾
在“國談”機制常態化之前,許多救命藥、創新藥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
患者“用不起”,醫保“付不起”
癌癥靶向藥、罕見病特效藥等創新藥物,研發周期長、投入成本高,上市初期定價往往極其高昂,年治療費用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普通家庭根本無力承擔。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是全體參保人的“保命錢”,其總量是有限的,必須秉持“保基本”的原則。如果無條件地將所有高價藥納入目錄,基金將面臨穿底風險,最終損害的是全體參保人的共同利益。
“國談”機制,正是在這兩難之間尋找一個最優解的戰略性購買行為。國家醫保局代表全國14億多參保人,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采購方”,憑借其巨大的市場優勢,與藥企進行價格博弈,旨在“用量換價”,實現患者可及、醫保可承、企業可期的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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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場科學與藝術并重的精密博弈
“國談”并非簡單的討價還價,而是一套建立在科學評估、精細測算和透明流程之上的精密機制。
首先,國家醫保局會發布公告,向社會征集擬納入目錄的藥品。藥企可自主申報。
隨后,專家團隊會對申報藥品進行綜合評審,主要依據其臨床價值(療效、安全性)、患者獲益、創新程度等,篩選出進入談判環節的候選藥品。近年來,藥品是否已有更具性價比的替代方案、是否能填補當前治療領域的空白,成為重要考量。
醫保局會組織藥物經濟學專家和基金測算專家,對每一個藥品進行兩輪“背對背”測算。
評估該藥品與現有標準療法相比,是否具有成本-效果優勢。
預測該藥品納入醫保后,在未來數年內對醫保基金總額產生的支出壓力。
綜合這兩方面,醫保方會確定一個醫保基金能夠承受、且認為合理的支付標準,作為談判的底價。這個底價是絕對保密的。
三、“以量換價”下的多方共贏
一旦談判成功,將產生立竿見影且深遠的影響:
對患者,藥價大幅降低后,再經過醫保報銷(通常報銷比例在70%-80%以上),患者家庭的實際自付費用可能降至原來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曾經年花費百萬的“天價藥”,經過談判和報銷后,患者年自付可能降至十萬元以內。
藥品進入醫保目錄后,將在全國范圍內的醫院藥房鋪開,患者無需再四處尋藥或海外代購。
藥企方面,可贏得市場,加速研發創新。
盡管單價下降,但進入醫保意味著獲得了中國最主流的銷售渠道,銷量將呈幾何級數增長,總銷售額往往不降反升。
“國談”釋放出清晰信號,具有高臨床價值的創新藥,在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前景。這激勵著藥企將研發資源集中投向真正能滿足未竟醫療需求的領域。
對醫保體系而言,可優化結構,提升效能。通過將資金導向療效確切的創新藥,可以替代部分效果差、性價比低的輔助用藥,優化了醫保基金的支出結構。
更好的藥物治療能改善患者健康,從長遠看,可能減少因病情惡化導致的住院等更大額的醫療支出,提升基金使用效率。
四、展望與挑戰:盡管“國談”成效顯著,但挑戰依然存在
部分談判藥進入目錄后,在醫院卻買不到,這涉及醫院的藥事委員會審批、藥品占比考核、醫保總額控制等多重因素。國家醫保局正通過建立“雙通道”(定點醫院和定點藥店均可報銷)等機制著力破解。
隨著更多高價值、高價格的創新藥納入,醫保基金支出壓力將持續增大。這需要更精細化的管理和開源節流。
由于患者群體極小,罕見病藥的單人成本極高。如何在其巨大的社會價值和有限的基金覆蓋之間找到平衡,是持續考驗管理者智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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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藥品談判,已不僅僅是一項簡單的采購政策,更是一種價值導向的宣言:宣告了生命無價,但藥價必須有;體現了在發展中持續改善民生的決心。每一次“靈魂砍價”的背后,都是對人民生命健康權的莊嚴承諾。這條“為生命議價”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為更多家庭點亮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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