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農作物之損，誰之過？

文/盛學友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人民法院九站人民法庭

2025年10月10日上午，來自江蘇、北京、上海的四位訴訟參與人，再一次走進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人民法院九站人民法庭。

這是他們作為被告方第四次參加庭審。

這是一起產品責任糾紛案。

原告為吉林市當地一家復合肥生產加工企業，訴稱采購的原材料硫酸銨不合格，導致農作物受到損害，請求法院判令四被告承擔各種損失872萬余元。

農作物受損引發訴訟，請求賠償420萬余元

這起產品責任糾紛案，涉及多個訴訟當事人。

原告一共兩次提起訴訟。

第一次訴訟起始于2019年。

原告吉林市某肥業公司（以下簡稱吉林公司）和原告安徽某農資公司（以下簡稱安徽公司），向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昌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揚州某環保工程公司（以下簡稱揚州公司）、江蘇某農業科技公司（以下簡稱江蘇公司）、河北某能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公司）賠償經濟損失420萬余元。昌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

原告訴稱，兩名原告系母子公司關系，原告吉林公司委托原告安徽公司代購農用硫酸銨。安徽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與江蘇公司簽訂購銷合同一份，向其購買農用硫酸銨900噸，其中吉林公司購買數量為300噸，價款22.5萬元。揚州公司、河北公司作為硫酸銨生產商，實際向吉林公司發貨324.46噸。

吉林公司收到農用硫酸銨后用其生產復合肥，并銷售給銷售商。農戶用了吉林公司生產的復合肥發現苗死不長，經吉林公司委托檢驗，報告結果為復合肥中含有12％硫氰酸銨。

原告訴稱，為避免被追訴，吉林公司截止至2019年7月15日向農戶支付了4202769元賠償款。吉林公司和安徽公司多次找三被告提出損失賠償要求無果。

原告在訴狀中表示，其有權向硫酸銨生產商揚州公司、河北公司索賠產品質量問題導致的經濟損失，經銷商江蘇公司和揚州公司、河北公司三被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一審審理過程中，原告向一審法院提出申請，請求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追究三被告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刑事責任。

2021年4月10日，吉林市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向一審法院出具立案告知書，對揚州公司、河北公司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立案偵查。

昌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三名被告生產及向原告銷售不符合農用標準的硫酸銨的行為，可能涉嫌經濟犯罪，依法應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處理，遂于2021年5月8日做出裁定，駁回兩名原告的起訴。

原告認為“本案應當中止審理，不應現在裁定駁回起訴”，遂以“一審裁定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提起上訴。

2021年10月15日，吉林中院以一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為由，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刑案判決，李某珍獲刑

昌邑法院一審生效的刑事判決書顯示，李某珍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刑兩年，并處罰金10萬元。

李某珍是揚州公司派駐河北公司環保項目運營生產負責人,李某錚是江蘇公司采購部經理兼任北方區經理。

河北公司與揚州公司是合作運營關系，揚州公司給河北公司安裝了環保設備，李某珍代表揚州公司負責河北公司設備運營工作。在處理環保工作過程中所產出的副產品進行銷售，副產品包括硫酸銨、硫氰酸銨和硫膏。揚州公司只賣硫酸銨和硫氰酸銨，硫膏歸河北公司。

李某錚從江蘇公司法定代表人那里得知，江蘇公司和安徽公司簽訂購銷合同，需要采購一批硫酸銨作為吉林公司等生產肥料使用，于是，李某錚通過李某珍購買了“次品硫酸銨”。

脫硫提鹽提取的硫酸銨中含有硫氰酸銨，屬于不合格產品，因此，過磅單上標注為“次品硫酸銨”，為此，李某珍售賣給李某錚的“次品硫酸銨”價格很低，最低每噸80元，最高每噸280元。

李某珍說：“李某錚知道我出售的硫酸銨是脫硫提鹽提取的，我跟他打電話的時候說過這件事……我告訴李某錚做有機肥要摻雜15％使用，不能全部使用……”

昌邑法院（2023）吉0202刑初662號刑事判決書

吉林公司使用李某珍提供的5車162.38噸硫酸銨生產的復合肥。農戶用了吉林公司的復合肥后，造成農作物死亡、燒苗等現象，農作物受損。

經鑒定，送檢的李某珍銷售到吉林公司的硫酸銨中硫氰酸銨含量89.3％，復合肥中硫氰酸銨含量11.6％，硫氰酸銨會導致作物幼苗死亡。

2024年4月24日，昌邑法院一審判決李某珍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決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10萬元人民幣。

2024年8月20日，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刑事裁定書，裁定駁回李某珍上訴，維持原判。

再次提起訴訟，請求賠償872萬余元

2025年1月17日，李某珍被判刑的法律文書生效四個多月之后，吉林公司（2024年7月23日變更為某生物科技（吉林）有限公司），再次向昌邑法院提起產品責任糾紛之訴，與2019年第一次訴訟不同的是：

第1， 這次訴訟中，安徽公司被列為第三人，第一被告為江蘇公司，增加了第二被告李某珍，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分別為揚州公司、河北公司。

第2， 訴訟標的額包括經濟損失貨款243345元、農戶賠償款7427943元、燒苗補救費用55960元，名譽損失1000000元，合計8727248元。訴訟標的額比第一次增加了452萬余元。

其中，筆者注意到，原告訴狀中提到的農戶賠償款7427943元，包括截止至2019年7月30日原告已支付的農戶賠償款6817943元、2020年10月支付遼寧三位農戶賠償款61萬元。

和第一次起訴一樣，原告吉林公司這次仍然訴稱，當硫氰酸銨加熱至140℃左右時形成硫脲。170℃時分解為氨、二硫化碳和硫化氫。生產時溫度為150℃～220℃，將產生硫化氫。硫化氫氣體能使土壤酸化，讓植物爛根，像水稻根式黑色的就是硫化氫引起的，淤泥黑色且有臭味也與硫化氫的存在有關，其次它還會使某些植物葉子出現黑斑，它也是對人體有害的有毒氣體之一。

本案分別于2025年7月9日、8月12日、9月4日、10月10日四次公開開庭審理。

四次庭審，第一被告江蘇公司均未出庭應訴。

原告吉林公司認為，被告揚州公司、河北公司作為上述硫酸銨的共同生產商，負有當然的產品質量責任，由于其產品質量問題導致的經濟損失，原告有權向其索賠，由于被告揚州公司、李某珍、江蘇公司是經銷商，故原告要求其與被告揚州公司、河北公司承擔共同賠償責任于法有據。

不得不提的案涉專業術語

對于原告訴狀提到的“硫化氫”問題，揚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龍表示：

第一， 多種原料混在一起，達到一定濕度，在擠壓機擠壓下，形成顆粒，做成復合肥產成品。因此，復合肥生產過程中，無需高溫，不存在溫度達到170℃的情況；

第二， 即便是生產過程中需要高溫，且溫度達到170℃，硫氰酸銨分解為硫化氫氣體，直接升華到大氣當中了，硫化氫氣體不可能留存于顆粒狀的復合肥產成品中，因此，不會出現原告訴稱的硫化氫氣體導致植物根爛、根葉發黑、苗死的情況；

第三， 再假如，硫氰酸銨存于硫酸銨中，復合肥進入土壤后，土壤的溫度不可能也不會達到170℃，更不會發生硫氰酸銨分解為硫化氫氣體并由硫化氫導致苗死根爛發黑的現象。

第四， 按照原告提供的鐵嶺縣法院（2019）遼1221民初1585號、（2019）遼1221民初1588號兩份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是氯離子嚴重超標造成農作物死亡、受損，與被告李某珍銷售的硫酸銨沒有因果關系。

這起產品責任糾紛案，除了“硫脲”、“硫化氫”，還涉及“次品硫酸銨”以及“硫酸銨”、“硫氰酸銨”等數個專業術語，主審法官也覺得“弄不太明白”。

本案涉及到硫酸銨、硫氰酸銨、硫代硫酸銨、提純硫酸銨、工業硫酸銨、氯離子、硫氰酸根離子等，涉及到公安機關委托的鑒定報告、原告委托的鑒定報告、被告江蘇公司委托的鑒定報告等。

對此，筆者請焦爐氣氨法脫硫廢液中提取硫氰酸銨和硫酸銨的方法專利發明人之一、揚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龍告訴對有關專有名詞做了解釋。

專利證書

李某龍介紹，李某珍賣給李某錚的硫酸銨，指的是在處理環保工作中脫硫廢液形成的副產品之一。處理環保工作中脫硫廢液形成的副產品指的是——在處理焦爐煤氣凈化過程中產生的脫硫廢液時，通過其專利技術，從脫硫廢液中提取硫酸銨和硫氰酸銨，“實際上是變廢為寶，既解決了環保問題，也帶來了經濟效益”。

李某龍進一步解釋道，通過這種專利技術提取的硫酸銨，我們叫脫硫廢液提純硫酸銨，這種硫酸銨是有市場需求的。

李某龍強調說，揚州公司從2016年起就銷售脫硫廢液提純硫酸銨，至今沒有出現一起產品責任糾紛。

李某龍說，硫代硫酸銨和硫酸銨、硫氰酸銨，是脫硫廢液中的三種無機鹽，通過氧化把硫代硫酸銨轉化為硫酸銨。

李某珍的代理人告訴筆者，“次品硫酸銨”不是化工產品名錄中的專業名詞，“次品硫酸銨”中的“次品”兩個字，是用來修飾“硫酸銨”的，表達的是“不合格硫酸銨”的意思。

李某龍補充說，河北公司為了與其生產的硫酸銨區別開來，在過磅時將提純硫酸銨標注為“次品硫酸銨”。

在法庭上，對于主審法官提出的“次品硫酸銨、硫氰酸銨和工業硫酸銨是否是同一種產品”問題，李某龍回答：次品硫酸銨等同于工業硫酸銨。

原告在庭審中指出，導致農作物受損的原告生產的復合肥使用的原材料，除了從李某珍那里購買的硫酸銨，還有從山東和河北另外兩家公司購買的硫酸銨。

原告當庭表示，原告一共生產了三種品牌的復合肥，其中一種是在原告訴狀中提到的，另外兩種型號具體名稱、作用無法回答，需要庭后提交。

原告是否具有產品責任糾紛案適格主體？

原告方認為，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訴訟主體資格適格：

原告生產的產品也即復合肥由于存在缺陷，造成當地農戶的損害，原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原告生產的缺陷產品（化肥）的侵權責任中，農戶是權利人，原告是義務人。同樣，根據民法典規定，原告購買被告生產銷售的硫酸銨作為加工原料，造成原告產品存在缺陷，并造成原告賠償農戶損害的發生。在該產品責任中，原告為權利人，被告為侵權義務人。

被告未舉證證明原告和農民或經銷商之間存在責任豁免約定，原告的訴求明確針對自身已承擔的賠償責任，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利害關系”的認定標準。因此，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適格。

被告李某珍代理人指出，原告不具有本案產品責任糾紛的適格主體：

首先，原告在本案中并沒有提交證據證明農戶產生經濟損失的原因即產品責任糾紛中因果關系的因，如果原告認為是其生產的復合肥導致農戶經濟損失，那么原告是復合肥產品的生產單位，其并非產品責任糾紛的產品使用者。

其次，產品責任以產品存在缺陷為前提，這里的“產品”是指直接進入消費領域的最終產品，而非原材料或零部件。而本案原告采購的“硫酸銨”，是作為產品也即復合肥的原材料，并非最終產品，原告對最終產品質量具有特定義務。

被告揚州公司認為，本案案由不符合產品責任糾紛案由的規定，原告訴訟請求中的經濟損失、農戶補償款、補救費用以及名譽損失等主張，均不在產品責任糾紛案由的涵射范圍：

首先，產品責任糾紛項下的產品為產成品。根據原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來看，被告李某珍出售給李某錚（被告江蘇公司采購部經理）的硫酸銨僅為原材料，而并非直接銷售市場和農戶使用的消費產品。這是一個基本客觀事實，也是能夠通過證據證明的法律事實；同時，結合全案證據來看，造成終端農戶農作物損失的產成品，為原告生產的復合肥。這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無論是鎖定本案訴訟標的（案由），亦或確定案涉各方的責任，上述兩個方面的基本客觀事實，是本案據以裁判的最底層邏輯。

其次，從案涉各方之間的法律關系分析來看。以硫酸銨的流轉來看，在李某珍、李某錚（江蘇公司）、第三人安徽公司之間形成的是為硫酸銨買賣合同法律關系，第三人安徽公司和原告之間為委托法律關系；以復合肥的流轉來看，在原告、銷售商以及農戶相互之間形成的為復合肥買賣合同法律關系。結合造成農戶農作物損失的原因產品來看，為原告吉林公司生產和銷售的復合肥，因此，在后三者之間方存在適用產品責任糾紛的空間，原告作為硫酸銨原材料的購買者，同時作為復合肥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在案涉各方之間，并不適用產品責任糾紛案件的規定。

第三，在從被告揚州公司層面來看，基于生效刑事判決中，僅認定被告李某珍承擔責任，揚州公司對案涉硫酸銨并無銷售的意思，對于銷售價格、銷售用途、銷售對象等均并不知情，且揚州公司也未指示李某珍對外銷售，更未享受銷售利益。李某珍與揚州公司之間并不存在表見代理關系，李某珍銷售的行為應當由其承擔責任。退一步講，即使李某珍承擔，也不應當歸責于揚州公司。

原料硫酸銨與農作物之損有無因果關系？

原告認為：通過李某珍等人的詢問筆錄，他們均稱硫氰酸銨不能作為化肥原料，且后果為燒苗、死苗，結合原告提交的證據以及刑案判決書中有關證人及技術鑒定意見書，足以證明硫酸氰銨的損害后果，且該后果與被告以硫氰酸銨假冒硫酸銨的不法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系。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針對原告代理人說的“被告以硫氰酸銨假冒硫酸銨的行為”問題，李某龍當庭指出，硫氰酸銨不可用于復合肥原料，可用于染料、農藥，硫氰酸銨市場價當時每噸4000多元，而“次品硫酸銨”只有每噸幾十元至200元之間。不可能把價格如此之高的硫氰酸銨當做價格低廉的硫酸銨去銷售。

李某珍代理人指出，原告提交的檢驗報告顯示，是由原告自行委托送檢的，抽樣日期、抽樣人員、抽樣基數、生產日期/批號均為空白，樣品等級是合格品，送樣人員有一位是原告吉林公司員工，備注僅對來樣負責，所有信息由委托方也即原告吉林公司提供，檢驗結果硫氰酸銨含量達到89.8％，業內人員均了解并知曉，硫氰酸銨價格遠遠高于硫酸銨價格，“李某珍不可能將這種硫氰酸銨含量如此之高的產品以每噸兩百元左右的價格銷售，而且刑事訴訟中對相關硫酸銨沒有查扣的相關證據，因此原告送檢的所謂工業硫氰酸銨來源存疑”。

復合肥料檢驗報告

工業硫氰酸銨檢驗報告

李某珍代理人表示，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農戶經濟損失與硫氰酸銨存在因果關系，亦不能證明系由李某珍銷售給李某錚的“次品硫酸銨”所致。原告提交的鐵嶺縣法院（2019）遼1221民初1585號、（2019）遼1221民初1588號《民事判決書》均證明，吉林公司生產的復合肥氯含量過高，與農作物減產存在因果關系。

農作物之損，是原告復合肥所致？

在10月10日的庭審中，出庭的被告方一致認為，農作物之損是原告生產、銷售的復合肥存在質量問題導致的，而非原材料所致，因為復合肥終端客戶使用的是原告的產成品復合肥，而不是李某珍提供的原材料硫酸銨。

河北公司指出，原告作為案涉化肥的生產者對作為原料的硫酸銨未經檢驗、檢測即放任含有缺陷的原料投產以及含有缺陷的復合肥產品出廠，應當對因此給農戶造成的損失承擔最直接的產品侵權責任。

揚州公司指出：

第一，原告提供的鑒定報告中的檢材為原告生產的復合肥，恰恰證明了是原告生產和銷售的復合肥存在產品責任問題；

第二，證人也當庭陳述是原告生產的肥料存在問題，證人的陳述尤為重要和關鍵，因為證人作為農戶，客觀反映了一般人和大眾的認知；

第三， 從邏輯推理來看，不能以原告生產的復合肥符合存在質量問題的已知命題，就反推案涉硫酸銨存在質量問題的推理結論，否則違背了邏輯推理的假設、推理和結論的三段論。

具體到本案證據層面，原告生產的復合肥存在質量問題，已為刑事及案涉鑒定報告認定的事實，相對于案涉硫酸銨是否存在質量問題，刑事判決及鑒定報告均為間接證據，而不是能夠證明案涉硫酸存在質量問題以及存在何種質量問題的直接證據。

揚州公司認為，原告只要在采購檢驗、入庫檢驗、生產檢驗、生產過程檢驗以及出庫檢驗的任一環節中履行復合肥生產者的責任，完全可以避免農戶農作物損害后果的發生。

李某珍代理人認為，退一步講，即使農作物受損與原材料硫酸銨存在因果關系，那也是原告及第三人安徽公司在采購驗收環節中，原告及第三人工作人員劉某與案外人李某錚，明知收到的沒有合格證的白包裝產品以及標有“次品硫酸銨”的過磅單，沒有進行相關檢測、入庫驗收；在生產管理中，管理不嚴，大量添加“次品硫酸銨”；以及出庫質量把關不嚴，將不合格的復合肥以合格產品對外銷售，最終致使農戶損失。

過磅單“品名”一欄專門標注“次品硫酸銨”

李某珍代理人介紹，根據相關檢測報告、原告及第三人安徽公司在刑事訴訟中提交的《情況說明》可以算出，原告收到李某珍及另外兩家公司提供的硫酸銨生產的復合肥中，“硫酸銨添加量高達40％，存在過量添加問題”。

李某珍代理人繼續講道，吉林省化工產品質量監督檢驗站《關于工業硫氰酸銨、硫氰酸銨相關問題的情況說明》顯示，硫氰酸銨使用范圍是廣泛的，也說明硫氰酸銨本身是沒有問題，該說明中也沒有復合肥中不能使用硫氰酸銨的表述，“而是強調了復合肥使用硫氰酸銨限量必要性。如果復合肥存在質量瑕疵，那也是原告不當使用、過量添加造成的”。

被告各方有無責任？

對于農作物之損，農民的損失，被告方有沒有責任？也是庭審焦點問題之一。

揚州公司指出：揚州公司無過錯且存在法定免責事由。

一方面，揚州公司主觀上沒有侵權故意，客觀上沒有銷售硫酸銨的行為，另案刑事判決僅涉及李某珍個人，并未涉及揚州公司；即使原告存在損失，揚州公司對原告的損失沒有過錯。

另一方面，從現有證據來看，揚州公司沒有銷售或指示李某珍銷售的行為，具有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沒有將硫酸銨投入流通的”法定免責事由。

李某珍代理人表示，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農戶產生的經濟損失與硫氰酸銨存在因果關系，亦不能證明系由李某珍銷售給李某錚的“次品硫酸銨”所致。原告提交的鐵嶺法院（2019）遼1221民初1585號、（2019）遼1221民初1588號《民事判決書》，均證實吉林公司生產的復合肥氯超標與農作物減產存在因果關系。而且，判決書中提到的相關檢測，是由鐵嶺法院這兩個案件的原告和本案原告共同送檢的，本案原告對上述兩份判決亦未提出上訴，說明原告認可農戶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復合肥中氯含量超標造成的。

鐵嶺縣法院（2019）遼1221民初1585號民事判決書

鐵嶺縣法院（2019）遼1221民初1588號民事判決書

河北公司指出：河北公司不是案涉硫酸銨的生產者，對產品質量損害后果不應承擔任何責任。首先，根據民法典規定，只要合同不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及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則合同有效。而硫酸銨的生產銷售并不屬于限制經營、特許經營的范圍，所以即使揚州公司在案發當時沒有生產銷售硫酸銨的經營范圍，其生產銷售硫酸銨的行為也是合法有效的。其次，河北公司委托揚州公司對脫硫液提鹽項目進行生產運營的合作中，河北公司主觀上沒有過錯，客觀上也沒有實施任何產品侵權行為，且連帶責任是嚴格的法定責任，只有法律有明確規定或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才能承擔。所以河北公司不應對損害的發生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0月10日出庭參加庭審的被告方揚州公司、李某珍代理人、河北公司均指出其不應當承擔責任，相反，原告應當承擔產品侵權責任，第一被告江蘇公司及其工作人員李某錚和第三人安徽公司依法也應當承擔相應責任。

河北公司指出：被告江蘇公司作為銷售案涉硫酸銨給原告的銷售者，在李某珍明確告知其銷售的是次品硫酸銨后，仍將次品硫酸銨以合格硫酸銨的價格銷售給原告，具有明顯的過錯和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規定，江蘇公司和原告無意思聯絡但有客觀關聯，共同造成同一損害的共同侵權人，應對損害的發生承擔連帶責任。

李某珍代理人指出：原告疏于質量管理，將不合格的復合肥以合格產品銷售給農戶，存在著嚴重的內部管理問題。應當由原告、被告江蘇公司及其工作人員李某錚承擔全部責任。

揚州公司認為：第三人安徽公司亦存在過錯。基于原告當庭陳述以及安徽公司的自認，第三人安徽公司作為受托人，根據委托法律關系，安徽公司對原告負有謹慎管理和處理委托事務的義務，安徽公司未能按照原告的委托交付農用硫酸銨，對原告的損失亦負有責任。

被告請求將相關犯罪線索移交公安

揚州公司和李某珍代理人介紹，根據李某珍、李某錚以及第三人安徽公司原料部總經理助理劉某相關微信聊天記錄，李某錚將其與第三人的工作人員劉某的微信聊天記錄發給李某珍，并告訴李某珍，這是安徽公司給我們弄的，錢也花了，也就沒啥事了，充分證明原告對采購的“次品硫酸銨”及其品質完全是知悉的。

李某珍代理人在代理意見中指出：通過相關聊天記錄可以看出，這背后不排除存在收受商業賄賂行為，不排除這是江蘇公司及其采購部經理李某錚“以次充好”而高額獲取非法利益的行為。

揚州公司指出：被告江蘇公司存在過錯，且過錯的屬于主觀惡意，主要表現在：明知和第三人安徽公司簽訂硫酸銨采購合同中約定的硫酸銨質量標準，卻故意采購次品硫酸銨，以次充好，賺取超額差距，謀取暴利。被告江蘇公司這種主觀惡意性，客觀牟利性，從法律評價層面，在本案民事上作否定性評價，并承擔次要于原告的責任。同時，我們建議，根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中發現涉嫌犯罪的規定，應當將被告江蘇公司涉及的刑事犯罪移交公安部門處理。

揚州公司同時指出：造成農戶損失的為吉林公司生產銷售的復合肥；李某錚、江蘇公司明知第三人安徽公司采購的硫酸銨為農用質量標準，但是，為謀取暴利，故意采購非農用硫酸銨，以次充好，以非農用硫酸銨冒充農用硫酸銨，且金額高達62萬元，獲利57萬元，李某錚、江蘇公司主觀和客觀上均涉嫌銷售偽劣產品的故意和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規定，請求法院應當將原告吉林公司、李某錚及江蘇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線索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李某珍代理人認為，被告江蘇公司及其采購部經理李某錚、原告吉林公司均涉嫌構成犯罪。

李某錚與李某珍的微信對話截圖

李某錚與李某珍的微信對話截圖

李某珍代理人進一步闡述道：被告江蘇公司及其采購部經理李某錚明知被告江蘇公司與原告吉林公司簽訂的協議約定采購的是農用硫酸銨，約定價格每噸750元，并要求符合國家標準，卻以低價采購“次品硫酸銨”銷售給原告吉林公司，顯然是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涉嫌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本案原告吉林公司明知其收到的是沒有包裝、沒有合格證的“次品硫酸銨”，過量添加生產成復合肥，以合格產品銷售給農戶，同樣是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也涉嫌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李某珍代理人在代理意見中“希望法庭將相關犯罪線索移交公安機關，追究相關單位、人員的刑事責任”。

河北公司指出：在刑事案件已查明案件事實情況下，原告吉林公司為了實現其訴訟目的，任意曲解并擴大河北公司的法律責任，并通過財產保全措施凍結了河北公司800多萬銀行存款，給河北公司生產經營造成極大困難和影響。對于原告吉林公司這一行為，河北公司保留在案后向原告追究相應法律責任的權利。

相信法院會依法判決

10月10日出庭參加訴訟的被告各方認為，現有在案證據充分證明，原告生產的復合肥才是造成農民損失的原因，出庭應訴的被告各方均無過錯和責任，不應承擔損失。

根據原告當庭陳述，原告將案涉購買的硫酸銨，與山東、河北另外兩家公司購買的硫酸銨混同，一起用于生產復合肥，在沒有證據證明另外兩家公司銷售的硫酸銨沒有任何質量問題的前提下，原告提交的證據不僅不能證明案涉硫酸存在產品質量問題，也沒有達到證據所要達到的高度蓋然性的證明高度。

出庭應訴的被告方還就原告主張的各種損失及數額均缺乏證明力的證據證明、特別是百萬元之巨的名譽損失缺乏請求權基礎等問題進行了辯論。

本案經四次公開開庭審理，出庭應訴的被告方相信，法官四次開庭，是為了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實，捋清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相信一定會依法做出公正判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盛學友，民革黨員，資深法治媒體人。從事法治記者30多年，采訪全國兩會10多年。作品曾獲中央省市級獎項。事跡被央視、經濟日報等全國多家媒體報道。）

往期部分文章

『盛學友訪談』王一君：保護原創精神就是保護意識形態和生產力

『盛學友全國兩會報道』全國人大代表任敏：以新質生產力驅動產業升級，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盛學友全國兩會報道』全國人大代表王永蘭：法治是鄉村振興的“壓艙石”

『盛學友全國兩會報道』全國人大代表陶勛花：鄉村運營數字化，“三治”融合保發展

『盛學友地方兩會報道』曾文忠代表談四川高院報告：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竭力兌現勝訴權益

『盛學友地方兩會報道』曾文忠：四川檢察機關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對輕微犯罪教育感化

今晚報女記者“死磕”鵬程物業成功：物業擅自漲價被判違法

遼寧錦州檢察機關：踐行新理念，切實“加大監督糾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