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在文革中的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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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官方消息，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去世，享年103歲。

楊老先生被譽為二十世紀物理學巨匠，與牛頓、愛因斯坦、麥克斯韋齊名。

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稱不守恒”理論，令他們成為首獲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

他建立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更被視作現代物理學的基石，與相對論、量子力學并肩。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老是當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不用加“之一”）。

但許多網民對他的認知，往往停留在“老夫少妻”的婚姻層面，對其科學貢獻所知甚少。

部分人則知道楊振寧很牛，但對楊振寧到底有多牛，則缺乏具體認知。

下面這張合影，可以解釋一切。

這是1999年國際物理會議的合影，照片上的每一位大佬，都是當今全世界頂尖物理學家。

而站在照片最中間“C位”的那個人，就是楊振寧老先生。

“C位”可不是想站就站，何況還是一個黃種人，說明楊老真就是物理學界，毫無爭議的的領軍人物。

同樣的合影，在1927年也有一次，照片上的每一位都是超級大佬，但 “C位”只能是愛因斯坦。

假如牛頓爵爺那時候有照相機，來一次世界科學家大合影， “C位”也只能是牛爵爺，其他人想都別想。

楊老一生心系華夏，他曾坦言：“我這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晚年他放棄外國國籍，重返清華園，以百歲之身仍致力推動中國科學事業前行。

今天，科學星斗隕落，很多人都引用楊老那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

這句話其實出自文革期間，也是楊老和文革的一次交集。

1971年的夏天，楊振寧成為中美關系緩和后，首位申請訪美的華裔知名科學家，回到了闊別26年的故土。

他當時提交了一份希望會見的親友名單，其中就包括了他自幼相識的好友鄧稼先。

這個看似普通的請求，卻在當時起到了意想不到，堪稱改變歷史的作用。

當時鄧稼先等致力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學家，正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處境艱難。

彼時的于敏因堅持原則，拒批“西方反動科學”，被工作組關進了“學習班”，鄧稼先因替于敏講話，也被送進了“學習班”。

這些大科學家，真面臨著被批斗和迫害的風險。

而一直關心他們的周總理，在得知楊振寧的會見意愿后，親自下達指示，要求立即找到鄧稼先并讓他回京接待。

正是這個指示，使得鄧稼先得以脫離當時的險境，而鄧老脫險以后，又趁機保于敏過關，成功將他救下！

那個所謂的“學習班”也不告而終，科學家們得以重返科研崗位。

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曾多次感激楊振寧，稱贊楊振寧的這次訪華，在無意中救了鄧稼先，也救了一大批搞核武器的人。

在這次訪問期間，楊振寧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美國學界有傳言說，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有外國物理學家幫忙。

在離開北京前，他終于向前往機場送行的鄧稼先，提出了這個問題。

鄧稼先對此非常慎重，請示總理并得到“實事求是回復”的指示后，他連夜寫信，明確告知楊振寧：

中國的原子彈工程，除了在1959年底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與，完全是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

楊振寧在上海收到這封信后，情緒非常激動，據說由于熱淚盈眶，不得不離席去洗手間整理儀容。

也就是在這封信的末尾，鄧稼先化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名句，寫下了“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的寄語。

楊老對此非常感動，后來不斷引用這句話，當做和鄧老深厚情誼和共同理想的象征。

除了這次探親，楊老又先后兩次訪華，間接參與了一些大歷史。

1973年7月，楊老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雙方進行了一次有趣的談話，涉及了科學哲學等問題。

1976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楊振寧。

這次會見在當時微妙的政局中，讓很多人發現了一些端倪。

因為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談話中，華國鋒沒有按照當時的主流基調，和楊振寧談論“批鄧”等內容。

楊則對上海有關人員送“批鄧”材料，透露出一種無奈：我的行李箱滿了，裝不下那些材料。

華國鋒對此表示贊同，當面對楊振寧說：“他們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于人啊！”

這次講話流露出的態度，讓當時負責接待工作的熊向暉，對華國鋒的立場有了新的判斷。

熊據此判斷，華不屬于極左一派，這個判斷也為后來一些元老的溝通，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歷史無情也有情，楊老在特殊歷史時期的訪華，為外界觀察和理解當時的中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窗口。

更映射出個人情感與家國命運之間，那種深刻而復雜的聯系。

歷史玄機，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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