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個人的生命，在宇宙之間是非常渺小的事情」

北京時間2025年10月18日，物理學家楊振寧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103歲。

他是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他的一生跨越了一個世紀，也見證了中國科學的百年曲折。

2017年，《人物》曾在清華園專訪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他從美國回到從小長大的清華園定居。那年，他95歲，有一雙依然明亮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思維敏捷，幾十年前的細節回憶起來一點也不吃力。采訪中，每當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他總是略微抬起頭，凝神靜思，認真得像一個孩子。

與很多科學家不同的是，楊振寧非常注重taste和風格，他喜歡用美、妙、優雅這一類的詞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那次，他與我們談及了科學之美、自然之奧妙，「現在漸漸地越來越深的這個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覺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奧的，就越來越覺得人類是非常渺小，越來越覺得人類弄來弄去是有了很多的進步——對于自然的了解，尤其是科學家，當然是與日俱增的——可是這些與日俱增的里頭的內容，比起整個自然界，整個這個結構，那還是微不足道的。我想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個個人的生命那更是沒有什么重要的。」

他畢生心系家國，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楊振寧把更多時間留給了思考：關于科學、關于中國、關于未來。早在2015年接受《人物》采訪時，楊振寧就曾說過這樣一句讓人動容的話：「我曾說，我青少年時代：『成長于此似無止盡的長夜中。』老年時代：『幸運地，中華民族終于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

本文原發于2017年6月12日，原標題《楊振寧：盛名之下》。今天我們重發此文，紀念楊振寧先生。

文｜劉磊

訪談｜劉磊 黎詩韻 單琦

陳柯芯 吳呈杰

王晶晶

攝影｜高遠（除署名外）

坐在我的左邊

都是回憶。推開大禮堂的門，還能聞到小時候的味道，每個禮拜六父母親帶他到里面看電影。第一部電影的細節還清楚地記得，片子講的是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中一個資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緝的資本家藏身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圣誕節時，外邊下了雪，他窮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條街，窗戶里頭，看見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們，看見了圣誕樹。」老體育館是孩子們經常去的地方。那時候清華每年都要舉辦北平市大學生運動會，總是人山人海。他們一幫清華園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發組成啦啦隊，給清華的運動員吶喊助威。

楊振寧先生拄著手杖在校園里走著，每次經過這些地方，從前的情景就出現了。他95歲，人生繞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路邊的槐樹和銀杏繼續繁盛著，身邊走過的是正值青春的學生們，也有父母牽著的七八歲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們。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似乎只是剎那。

與大多數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楊振寧現在還可以像年輕人一樣「睡懶覺」，早上9點多鐘起床，處理一些郵件，中飯后再睡一兩個小時午覺，下午四五點鐘出現在距離家一公里的清華園科學館辦公室里。晚上，有時和翁帆在家里剪輯一些家庭錄影，素材的時間已經跨越了大半個世紀，年輕時他用攝影機記錄了很多家庭時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進行長途旅行了，「太累的話，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許因為年輕時太喜歡打壁球受了傷，也許只是時間不曾放過任何一個身體。他現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熱水澡，家里的浴室和衛生間里都裝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邊。」楊振寧對《人物》記者說。他的左耳聽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聽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個95歲的老人——他有一雙依然明亮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思維敏捷，幾十年前的細節回憶起來一點也不吃力。采訪中，每當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他總是略微抬起頭，凝神靜思，認真得像一個孩子。

辦公室乍看上去并無特殊，但房間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墻上掛著的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楊振寧讀過莫言的小說，但他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最近關注更多的是國際大勢，比如特朗普「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么地方去」。有時看到了他覺得好的文章，他會通過郵件分享給十幾個關系密切的身邊人。

楊振寧每天會看看央視和鳳凰衛視的新聞。這是他很早就有的習慣。在弟弟楊振漢的記憶中，他早年在美國時，每天都要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很快地翻，看看這里面有沒有什么（時局）變動。」他是1949年后最早回國訪問的華裔科學家，也是在報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紐約時報》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則美國政府公告，他從中發現了中美外交關系「解凍的跡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禮去世后，楊振寧從美國回到他從小長大的清華園定居。如今的清華在某些方面已經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了。幾個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婦來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華住了幾天。西蒙斯是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時的數學家同事，后來成為「傳奇對沖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問楊振寧，Frank（楊振寧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華園里長大的嗎，你小時候住的地方還在不在，帶我們去看看。當年楊家住在西苑11號一個約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楊振寧帶他們去看時，發現大門已經不能辨認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進了5戶人家，寬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后來我想，是不是給美國人看有點寒磣，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為什么呢，使得他們了解到中國要變成今天這樣子，不容易。」在清華園里種種復雜的感受，楊振寧歸為一點：他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大時代」。

采訪那天，攝影師請他倚在科學館樓梯拐角的窗前，這幢建于1918年的磚紅色歐式三層小樓曾經也是任清華算學系教授的父親的辦公地。烏黑色的窗欞縱橫交錯，窗外是初夏滿眼生機的綠色，舊時光似乎還在昨日。

Great Scientist

科學館的辦公室里放著一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體，這是清華大學送給楊振寧的90歲生日禮物。4個側面依次刻上了他這一生在物理學領域的13項主要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有3項，分別是1954年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定律（或曰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楊-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楊振寧是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但對于普通人來說，理解一位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也許實在太難了。著名華裔物理學家、MIT數學系教授鄭洪向《人物》提供了一個形象的說明：物理學界有一個通俗的說法，諾貝爾獎分為三等，第三等的貢獻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貢獻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楊振寧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獲得的諾貝爾獎是其中的頭等——愛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獎。

在許多物理學家的回憶中，1957年10月是興奮、激動和傳奇。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超導體物理學家朱經武當時在臺灣中部一座「寂靜小城」讀高中，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讀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楊振寧的報道，教室和操場上不斷地和同學談論他們完全不懂的「宇稱不守恒」。佐治亞大學物理系教授鄒祖德12年后在英國利物浦一個很小的中國餐館吃飯時，聽到一個沒讀過什么書的廚師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談起楊振寧的成就，「感慨萬分」。

鄭洪向《人物》回憶第一次接觸楊振寧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后，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楊振寧當時對他來說是「神話里面的人物」——在一個中國同學會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說，楊振寧來了，「大家都轟動了」，紛紛站起身迎接楊振寧。

實際上，楊振寧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稱不守恒理論，而是楊-米爾斯理論，如果說前者讓他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師地位。楊-米爾斯理論被視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物理學和現代幾何的發展。美國聲譽卓著的鮑尓獎在頒獎詞中稱，「這個理論模型，已經躋身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將對未來世代產生相當的影響。」量子電動力學奠基人之一、國際備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稱楊振寧為「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紀物理學卓越的設計師」。

楊振寧與切哈諾沃、施一公參加「巔峰對話」。

半個多世紀之后，互聯網時代的中國輿論場上，這位在國際上備受尊崇的「great scientist」、當年「神話里面的人物」卻在遭受庸俗的解讀，因為與翁帆的婚姻，他像娛樂明星一樣被輕佻地談論，經過歪曲或刻意編造的偽事實也隨處可見。甚至有人編造翁帆父親娶了楊振寧孫女的謠言——這一謠言出現時，楊振寧的孫女才7歲。

人們似乎已經沒有耐心了解傳奇——他深邃的工作與普羅大眾之間的遙遠距離更加劇了這一點。

一位網友在指責楊振寧的留言后面連發了幾個反問：「你聽說過楊-米爾斯理論嗎？你知道楊振寧在物理學上的建樹嗎？你知道楊振寧在物理學史上的地位嗎？」

答案多半都是否定的。

與楊振寧關系密切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氣憤不過，寫了一篇辟謠和解釋的文章，但被楊振寧壓下了。楊振寧回復他，除了討論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輩子挨罵挨多了。「挨罵」是從他1970年代走出書齋開始的。首先罵他的是臺灣方面和美國親國民黨的華人。1949年以后，美國華人社會中一直「左」、「右」對立。有親國民黨的報紙稱他是「統戰學家」，勸他「卿本佳人，好好回到物理界，潛心治學吧」。蘇聯也罵他，一份蘇聯報紙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國的第五縱隊」的一分子。

1971年，去國26年的楊振寧以美國公民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設宴招待。此后他幾乎每年回國訪問，持續受到中國官方高規格禮遇。他敬佩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新中國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國定居后，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國情懷時常從他的公開發言中流露出來。一些人也因此批評他對當下體制批評太少，維護過多。

也許名聲的確是誤解的總和，圍繞楊振寧的各種聲音都對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報》的一次采訪中，楊振寧回應說：「我知道網上是有些人對我有種種奇怪的非議，我想這里頭有很復雜的成分。我的態度是只好不去管它了。」

但輿論在某些時刻還是影響了楊振寧的現實生活。

從美國回到清華后，他給120多位本科生開了一門《普通物理》，一位聽過這門課的清華學生回憶，楊振寧的課對于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們來說難懂，后來讀博士時他才意識到，當年課上聽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訣」。這門課只開了一學期，除了楊振寧的身體原因，也和他與翁帆的訂婚消息公布之后媒體的「干擾」不無關系。一位記者在報道中描述了「最后一課」的場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擁下，一個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從走廊的盡頭走來，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顯得有些高大，頭發上還散落著幾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卻并不比年輕人慢，一轉眼的工夫，就進入了教室。保安隨即迅速把門牢牢地關上，由于門上的玻璃被報紙覆蓋得嚴嚴實實，對于教室里發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見。5分鐘之后，教室里隱約傳來講課的聲音。」

「后來再要上課就比較有困難，」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遺憾，「原來我的希望是把整個大學物理能夠講完，但后來沒有講完。」

偉大的藝術家

簡潔深奧的方程式是物理學家與公眾之間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許只有詩人可以做個勉強的助手。楊振寧曾經引用了兩首詩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萊克的《天真的預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粒沙里有一個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個天堂

把無窮無盡握于手掌

永恒寧非是剎那時光）

另一首是英國詩人蒲柏為牛頓寫下的墓志銘：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l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與自然規律為黑暗遮蔽

上帝說，請牛頓來！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學里頭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頓。100萬年以前的人類就已經了解到了有這個一天，太陽東邊出來，西邊下去的這個規律。可是沒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來這些規律是有非常準確的數學結構……這種美使得人類對于自然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這個是科學研究的人所最傾倒的美。」楊振寧說。

弗里曼·戴森稱楊振寧為「保守的革命者」，「在科學中摧毀一個舊的結構，比建立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要容易得多。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而像富蘭克林和華盛頓，他們建立的比摧毀的多。」楊振寧屬于后者。楊-米爾斯理論是這位「保守的革命者」建立的「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中最輝煌的一個。

像許多重要的理論一樣，楊-米爾斯理論得到驗證并被主流接受經歷了多年時間。剛發表時，物理史上的大物理學家泡利就因為論文中沒有解決的規范場量子質量問題一點也不看好它。引導楊振寧的正是他所傾心的美。楊振寧在多年后的論文后記中回憶：「我們是否應該就規范場問題寫一篇文章？在我們心里這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個思想很美，當然應該發表。」

與很多科學家不同的一點是，楊振寧非常注重taste和風格，他喜歡用美、妙、優雅這一類的詞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他說，一個做學問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學一樣，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各個科學家，也有自己的風格」。他這樣解釋科學研究怎么會有風格：「物理學的原理有它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個物理學工作者，對于這個結構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會發展他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說他會形成他自己的風格。」

關于taste，楊振寧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時候，一位只有15歲的學生想進他的研究院，他和這位學生談話時發現，他很聰明，問了他幾個量子力學的問題都會回答，但是當問他「這些量子力學問題，哪一個你覺得是妙的？」他卻講不出來。楊振寧說：「盡管他吸收了很多東西，可是他沒有發展成一個taste……假如一個人在學了量子力學以后，他不覺得其中有的東西是重要的，有的東西是美妙的，有的東西是值得跟人辯論得面紅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覺得他對這個東西并沒有真正學進去。」

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受數學教授父親的影響，楊振寧一直對數學有審美上的偏愛。朱邦芬對《人物》說：「比如像我，我對數學，覺得是一種工具，我只要能用就行，我不一定非要去對數學的很多很細微的、很精妙的一些地方去弄得很清楚……只要好用就用，是一種實用主義者。楊先生他是不太贊成，他實際上是具有數學家的一種審美的觀念。」

在楊振寧看來，愛因斯坦的時代是「黃金時代」，他趕上了「白銀時代」，而現在是「青銅時代」——「青銅時代」的特點是理論物理在短期內很難看到有大的發展可能。楊振寧更喜歡「探究更基本的一些東西」，因此他不喜歡「青銅時代」，所以他多次說過，如果他是在這個時代開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會搞物理，而是去做一個數學家了。

很多物理學家都對楊振寧的風格印象深刻。物理學家張首晟一直將楊振寧視作偶像，他曾聽過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開的一門《理論物理問題》，楊振寧用了三堂課講磁單極子——這是一種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的粒子，「如果急功近利的話，大家總是要找一個有用的課題，這個東西不可能有任何用的……但是它的數學結構非常非常優美，最好地體現了理論物理和數學的統一，也充分體現了理論物理的美。所以這個就是在別的地方學不到的。」

在戴森看來，楊振寧很樂于在某些時候做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另一些時候又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向《人物》回憶起楊振寧1952年的一篇論文：「這篇文章是對一個不重要問題的漂亮（漂亮得讓人嘆為觀止）的計算。這表明他在純粹的數學中享受他的技藝，絲毫不關心物理結果重要與否。在這篇文章里，楊是以藝術家而非科學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一生中，楊兩種文章都寫了很多。一種是在物理上重要的，他將重要的物理學問題與優雅的數學結合起來。另一種就像伊辛鐵磁的文章，物理上并不重要，他享受于數學技藝之中。」

楊振寧的科學品位也在生活中體現。在他家中的客廳里，掛著一幅吳冠中的《雙燕》。吳冠中是他喜歡的一位畫家。吳冠中的畫作主題多為白墻黑瓦的江南民居，「簡單因素的錯綜組合，構成多樣統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鐘愛的簡潔的美也在這位畫家的筆下。

在寫作上，他也有同樣的偏好，「能夠10個字講清楚的，他絕對不主張你用20個字、30個字。」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導師、「美國氫彈之父」特勒講過一個故事。特勒建議楊振寧將一個「干凈利落」的證明寫成博士論文。兩天后楊振寧就交了，「1、2、3，就3頁！」特勒說：「這篇論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寫得長一點嗎？」很快，楊振寧又交上了一篇，7頁，特勒有些生氣，讓他「把論證寫得更清楚、更詳細一些」。楊振寧和特勒爭論一番后走了，又過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頁的論文。這次，特勒「不再堅持，而他也由此獲得他應該獲得的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

楊振寧（右）與李政道（左）

正常的天才

這種簡潔之美也延續在楊振寧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發現，一起吃飯，時間長了之后，點菜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楊振寧點了，因為他愛吃的就那幾樣——辣子雞丁，酸辣蛋湯，加個蔬菜，有時再來個紅燒肉，少有變化。他的樂趣在物質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講中，楊振寧說：「一個人這個日常生活里頭一定有一些紛擾的地方。做科學研究的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忘記掉那些紛擾。」

樂趣的前提來自他一直清楚并順從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學術生涯里，從不趕時髦做「熱門研究課題」。「倒不是說它們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興趣、品位、能力和歷史背景，我愿意自發地找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方向，這比外來的方向和題目更容易發展。」楊振寧后來解釋說。因此他從不贊成「苦讀」，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熱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來，并不是說他偶然碰到一個東西做出來。」物理學家朱經武向《人物》回憶，「我記得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他的一些理論，他講，（然后）他站起來，越站起來講話的聲音精神是越來越足，非常地興奮，就跟我講它的結果。是很有意思的，現在還在我的腦海里面。」

與楊振寧打過交道的物理學家都感受過這種激情。

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曾經回憶過普林斯頓時期楊振寧與李政道二人合作時的情景：一個辦公室靠近他們的人，「幾乎不可能不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討論任何物理問題，都是興致昂揚，而且常是用極大的嗓門。」江才健在《楊振寧傳》中寫道：「楊振寧和李政道扯開嗓門，并且用手指在空中凌空計算，是許多認識他們的物理學家都看過的景象。」

多年后，這個習慣仍然保留了下來。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楊振寧文集《曙光集》后記中談到了他的這個習慣，「有時半夜起床，繼續準備文稿，往往一寫就一兩個小時。他總是說，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來……不過，有時振寧的寫作習慣很有意思：他靜靜坐著或者躺著，舉一只手，在空中比劃著。我問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說：『我把正在思考的東西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忘了。』他告訴我這個習慣已經跟隨他幾十年了。」

在楊振漢的記憶里，小時候的楊振寧也是充滿了對世界的熱情。盡管圍墻外的世界時局動蕩、內憂外患，但楊振寧在清華園里的生活寧靜而豐富：與小伙伴一起制作簡易的幻燈機，關了燈在墻上「放電影」；禮拜天在家里做化學實驗；晚上帶弟弟們到自家屋頂平臺上看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幫小伙伴到坡頂上騎車，「從一座沒有欄桿只有兩塊木板搭成的小橋上呼嘯而過。」讀小學時，從家到學校的路上，蝴蝶和螞蟻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楊振漢記得有一次楊振寧帶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后，楊振寧用筷子「把那個花心一轉，就發現轉了以后，那花心自己會倒回來」。楊振寧用自己的猜測告訴弟弟，植物一定也有神經，但是跟人的不一樣。

楊振寧喜歡與中學生談話。他的好友庫蘭特夫婦說，在他們認識的科學家中，楊振寧和費曼是僅有的兩個能與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個性」的人。

楊振寧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時在清華園如此，西南聯大時期，以及后來到美國的學術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這讓楊振寧一生保持著某種簡單與純真。葛墨林說：「在他的眼睛里人的本性還是很善良。就是為什么要這樣呢，他老覺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勸他，我說楊先生，社會很復雜，您要注意防范了。」美國自由開放的環境也幫助他保持了這一點。楊振漢說：「他沒有我們中國人在解放以后的社會，經過各種運動的這種（經歷），他不覺得這個社會有什么壓力。」楊振寧自己也喜歡他身上的這一點：「我想我處人處事都比較簡單，不復雜，就是沒有很多心思，我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我就盡量做這樣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楊振寧又不像一個象牙塔里的人。

他興趣廣泛，19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書齋，出任全美華人協會首任會長，做促進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個例子。「我覺得你跟他待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他這個人興趣很廣泛，聽你話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很喜歡動腦筋的。」楊振漢對《人物》說。

面對他關心的重要問題，他還總是忍不住發表意見，「動不動還是我要寫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觀點。」2016年，他發文反對中國建大型對撞機，再度引起輿論熱議。翁帆有時嫌他「過于直率」，「你何苦要寫呢？過后又有些人要罵你了。」楊振寧回答：「我不怕。我講的是真話！」

他性格開朗，從來不是「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做研究的時候，幾何題目想不出來，先放一放，唱兩句歌，兜一圈回來再來。好友黃昆有個極貼切的評價，他說「楊振寧是一個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楊振寧的人對他的描述最多的幾個特點是：會關心人、慷慨、沒有架子。接受《人物》采訪時，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些讓他們感動的細節。朱邦芬回憶，楊振寧的老友黃昆（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固體和半導體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歡聽歌劇，楊振寧知道他這個愛好后特地買了臺音響設備送給他。葛墨林至今記得楊振寧請他吃的一盤炒蝦仁。1986年，他有次從蘭州大學到北京飯店看楊振寧，吃飯時楊振寧特地點了一盤他自己不愛吃的炒蝦仁。楊振寧說，這是給你吃的，你在蘭州吃不著蝦。《曙光集》編輯徐國強說，有時楊振寧還會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間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時候別太實心眼。

年紀大了后，楊振寧重讀《三國》、《水滸》和小時候「覺得凈講了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的《紅樓夢》，現在都看出了新東西——「到了年紀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際關系有比我小時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東西。」

歸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這樣概括楊振寧的人生：「物理學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國情懷，兩者互為表里，關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聯大時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親一生都喜歡的《中國男兒》：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

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經歷過滿目瘡痍的落后中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浸潤長大，楊振寧真誠地期待中國的崛起與民族的復興。

葛墨林記得，南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中心開的很多次會，都是楊振寧從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錢帶南開大學。有一次他怕他們換不開，把錢都換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裝在包里。葛墨林說：「有一次我特別感動，那時候我還在美國，他妹妹來找我，她說你看楊先生又開車自個兒去了，到紐約，到China town，就華人城去演講，我說干嘛，她說募捐去了，我說那有什么，她說他還發著燒，還發著高燒，自個兒開車，因為香港那些有錢人來了，趕緊去開著車給人家談啊怎么捐錢。 當時我就很感動。」

楊建鄴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聽楊振寧演講時的一個細節。當主持人介紹楊振寧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時，楊振寧立即舉手加了一句：「那時我持的是中國護照！」另一個細節也很能反映楊振寧的性格。香港中文大學很早就想授予楊振寧名譽博士學位，但楊振寧一直沒有接受，因為在1997年之前，授予儀式上有一個英國傳統，接受榮譽學位的人要到英國校監面前鞠躬，然后校監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頭上敲一下，而楊振寧不愿意對著英國人行這個禮。等「香港一回歸，校監是中國人了，他立即接受了」。

2002年，楊振寧在旅居法國的發小熊秉明的葬禮上動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詩：

在月光里俯仰悵望，

于是聽見自己的聲音伴著土地的召喚，

甘蔗田，棉花地，紅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橋石榴……

織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這是熊秉明的故鄉，也是楊振寧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鄉」。2003年，他終于離開居住了58年的美國，回到了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紅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橋石榴」的土地。

回國的第二年，82歲的楊振寧與當時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念研究生的28歲的翁帆結婚。接下來的輿論讓人想起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中的故事——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重回故鄉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溫情和善意。

94歲的弗里曼·戴森不明白在中國「為什么人們要對一位新太太抱有敵意」，他在美國從未聽到關于此事的任何負面評論。作為朋友，他為楊振寧感到開心。「楊自己告訴我第二段婚姻讓他感到年輕了20歲，我向他致以最溫暖的祝福。我也認識他的第一任太太致禮，而且我確信她如果知道他有一個年輕的新太太照顧他的晚年生活，也會感到高興。」戴森在回復《人物》的郵件里這樣寫道。

楊振寧回國后一直住在清華園勝因院一幢綠樹環抱的幽靜的乳白色二層小樓里，杜致禮剛去世的時候，朱邦芬曾去過楊振寧家幾次，「確確實實他一個人生活很孤單。就住在那個地方，我看他晚上就是一個人，有時候就看看錄像，看看電視。他自己也說，他說他不找翁帆，也會找一個人過日子，他不是太喜歡一個人很孤單地這么走。」

外界很難理解楊振寧與翁帆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情。楊振寧在一次采訪中談到他與翁帆的婚姻：「我們是不同時代的人，婚后，我們彼此學習到一些自己以前沒經歷過的事情。」他們平時會一起看看電影，念念詩，也會有一些彼此間的小游戲——在逛博物館的時候，兩個人看的時候都不討論，等出來后各自說出自己最喜歡的畫，有時在家里楊振寧還會出數學題考考翁帆。

葛墨林夫婦與楊振寧夫婦一同外出時，注意到很多溫馨的小細節。4個人一起在新加坡逛植物園，「走大概十幾分鐘，翁帆就說楊先生，歇一歇，找塊石頭，拿個手絹擦好，讓楊先生坐那兒歇一會兒。」「楊先生那人你不知道，他有時候自個兒不能控制自個兒，一高興，他就走啊，走得又特別快。」冬天出門，楊振寧不愛戴圍巾，「不行，給他把圍巾弄好，都捂好，衣服都弄好，穿好再出去。」

楊振寧也有很多讓翁帆「心里覺得是甜的」的細節。在11年前的臺灣《聯合報》采訪中，她隨手舉了兩個。「有一回我們在日本，早上我病了，頭暈、肚子疼，沒法起床，振寧到樓下幫我拿一碗麥片粥上來，喂我吃（楊振寧在一旁插話：『多半時候，都是她照顧我。』）」還有一次在三亞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報紙、看書。那天他不想開燈吵醒我，就到洗手間去看。我醒來后跟他說，你可以開燈的。」

翁帆的出現讓楊振寧和當下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聯系。他曾在《聯合報》采訪中談到翁帆帶給他的改變：「一個人到了八十多歲，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個年紀很輕的人結婚，很深刻的感受是，這個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方式上做了延長。假如我沒跟翁帆結婚，我會覺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沒關系；現在我知道，三十年后的事，透過翁帆的生命，與我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下意識地，這個想法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

2015年接受《人物》采訪時，楊振寧說了這樣一句讓人動容的話：「我曾說，我青少年時代：『成長于此似無止盡的長夜中。』老年時代：『幸運地，中華民族終于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

生命的奧秘

90歲之前，楊振寧感覺自己的身體一直變化不大。但90歲之后，生命的奧秘還是不可避免地一個個主動向他揭示了。

他向《人物》講述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年紀大了以后才懂年輕的人都不懂為什么老年人老要穿很多的衣服。我現在懂了。為什么呢？因為衣服只要穿得不夠一點，受一點涼，5分鐘、10分鐘沒關系，要是半個鐘頭以后，常常就是以后一兩天身體什么地方老是疼，所以現在我很怕這件事情，所以我現在也多穿一點衣服。」因為身體的關系，他已經6年沒有去過美國了，「因為美國太遠」，甚至也不敢離協和醫院太長時間——「一有病，就趕快叫他司機把他送到協和。」楊振漢說。

楊振漢曾聽大哥向他感慨：老了以后這問題多了。有一次，「早上起來腰不能動了。他覺得就是風吹的，沒穿厚衣服出了毛病了。出了毛病以后，就老是吃完早飯，反正躺著不動，不動了以后，腸子蠕動有問題了……」

「不在了」成為他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頻繁出現的詞。在清華園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前幾年還有，現在都不在了」。2002年7月，他在倫敦看畫展時見到一句話，畢加索寫信給老年馬蒂斯說：「我們要趕快，相談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急忙將畢加索的話抄下寄給老友熊秉明，但還沒等收到回信，熊秉明就在幾個月后去世了。在他80歲生日宴會上幾位聚首的西南聯大老同學——梅祖彥、宗璞、馬啟偉、熊秉明，到了第二年，熊秉明、梅祖彥、馬啟偉、宗璞的丈夫，以及他自己的夫人杜致禮都相繼「不在了」。

他也有過兩次有驚無險的大病經歷。第一次是1997年，一天他在石溪家中突然感到胸悶，檢查結果是心臟大血管有七處堵塞，三天后，做了四根心臟血管的搭橋手術。手術前，寫了遺囑。醒來后，他朝恢復室外的家人畫了一個長長的微積分符號，表示自己很清醒，還可以做微積分。第二次在2010年，從英國回來后突然嚴重嘔吐、高燒，有幾小時處于半昏迷狀態，說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胡話」。葛墨林后來聽楊振寧平靜地回憶當時的感受：「就感覺到好像這個魂兒已經飛出去了，就是說那個魂兒還跟他說話——我說這是楊振寧嗎？」

除了身體，自然也無時不在向他展示自身的深邃和偉大。這位研究了一輩子宇宙奧秘的偉大科學家在自然面前越來越感到驚奇和敬畏。他感嘆：「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在電視上看到鳥栽到水里抓魚，速度和準確讓他驚嘆自然結構的「妙不可言」。母牛與小牛之間的bonding也讓他感到「非常神秘」——剛出生的小牛幾秒鐘之后就知道站起來，失敗了之后知道反復嘗試，知道去吃母牛的奶……

「現在漸漸地越來越深的這個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覺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奧的，就越來越覺得人類是非常渺小，越來越覺得人類弄來弄去是有了很多的進步——對于自然的了解，尤其是科學家，當然是與日俱增的——可是這些與日俱增的里頭的內容，比起整個自然界，整個這個結構，那還是微不足道的。我想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個個人的生命那更是沒有什么重要的。」這是楊振寧最新的發現——也是他一生所有發現的升華。

以下內容，是楊振寧先生在2017年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留下的一段珍貴的對談。

談當下

「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大勢會演變成什么樣子」

《人物》：現在最關心什么問題？

楊振寧：我想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大勢會演變成什么樣子。現在世界處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這有好多個因素，有長遠的因素，有比較立刻的因素。長遠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中國快速地在變得更強大，而美國問題多得不得了，歐洲問題多得不得了，這是一個總的長期的趨勢。那短的趨勢呢，我想有好些個重要的，也許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美國的新的總統，現在沒有人敢講，包括他自己，到底他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么地方去。

《人物》：網絡上一些熱點新聞平時會關心嗎？

楊振寧：網絡是這樣，是影響整個人類的一個重大的發展，不過從個人的立場講起來，你得學會怎么用這個網了，這個我想也是一個全世界的大問題。因為我想一個小學生就可能對網絡非常發生興趣，那么怎么能夠引導他走到一個善于利用網絡，而不掉到陷阱里頭，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對這個沒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就不敢發表意見，可是我只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太喜歡把『創業』這兩個字用到科學的重要發展上」

《人物》：在物理上，你現在還關心什么樣的問題？

楊振寧：今天物理學跟我年輕的時候，我中年時候的物理學最大的分別，就是今天可以看得出來以后三五十年大有發展的恐怕都是一些應用的，對于極為基礎的物理學的研究，現在看樣子三五十年之內不大容易有發展。而這個分別，多半的物理學家，尤其是現在念物理系研究生的同學都不了解的，所以我經常呼吁大家要對這點多做些注意。

《人物》：做一個比方，在愛因斯坦的時候，其實是物理學的一個創業的時代，愛因斯坦、牛頓、麥克斯韋建了幾根柱子，現在它已經進入一個更完善的狀態，空間會更小了對吧？

楊振寧：愛因斯坦的時代也就是20世紀頭30年，頭三五十年，我認為是黃金時代。那個時候正是物理學大革命的時代。愛因斯坦當然他厲害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受了導師的引導，他自己就看出來了。他的第一個革命性的工作是1905年做出來的，叫做狹義相對論，你們大概聽說過。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研究他的歷史的話呢，他還在做學生的時候，他跟這個女朋友通信，我記得好像是1899年，就講他那時候熱心在搞些什么，就是后來狹義相對論這個方向。所以你可以說他是自己在做學生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領域是一個他要去追求答案的一個領域，這是他厲害的地方。那么他在1905年還另外寫了兩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一個是關于光是什么，在那個以前大家公認光是一個波，他大膽地——那時候他26歲——提出來，說是這個光可能是個粒子，一顆一顆的，這個是離經叛道，大家都不相信，可是后來證明他這個見解是對的。所以你可以說那個時候是遍地黃金，所以他成功了，你也可以說是他有深入的見解，所以他成功了，我想這兩個條件都要有，所以他才成功了。

你剛才用了「創業」這個名詞，我知道現在大家都在用這個名詞。「創業」這個名詞用到愛因斯坦身上，或者是不同的重要的科學發展上，不太妥當。我跟你解釋一下為什么我覺得不太妥當。愛因斯坦的重要的工作，剛才講的狹義相對論、光子，還有一些別的，是不是創建了一個新的事業呢？事后講起來回答是「是的」。可是我為什么不覺得用創業來描述他的精神或者影響（妥當）呢？因為愛因斯坦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有任何要想創業的想法。我想像馬云搞出來網購，他在開始的時候就是要創一個事業，愛因斯坦沒有想他要創一個事業。

（再）比如說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的論文是克里克跟沃森所寫的雙螺旋，是1953年的文章，現在整個生物工程都是這個引導出來的，所以從事后講起來是非常創業的，可是這個不是他們兩個所想做的事情。他沒有一個「業」的觀念，愛因斯坦也沒有「業」的觀念，沃森和克里克也沒有「業」的觀念，他們只是要解決一個很具體的，可是是很專業的問題。可是這個解決了以后，就引導出來了，好像打開了一個大門。所以我覺得我不太喜歡把「創業」這兩個字用到科學的重要的發展上。

我覺得事實上現在傳媒上頭，不管是書籍、雜志或者是報紙上面，或者是網上，講出來的話我覺得都有這個問題，你們要能夠把這一點提出來，我覺得是個貢獻。

談生命、宇宙和自然

「現在不是都熱衷于人工智能嗎，可是這些東西離小牛跟它母親之間的復雜關系那還是差得很遠呢」

《人物》：如果向一個完全的外行去描述物理學之美，你會怎么來描述？

楊振寧：世界的結構的美是多方面的，所以對于這個美的感受也是多方面的，你比如說我看電視有時候有一個鳥去栽到水里頭抓一個魚，它的那個速度，它的那個準確，這是我想自然的這個結構，是妙不可言的。所以中國的詩人，西方的詩人，在描寫這個老鷹能夠準確地來抓捕一個小動物，就有很多有名的詩句，這個是一種美。

我想在基本科學里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頓。我想100萬年以前的人類就已經了解到了，太陽東邊出來，西邊下去的這個規律。可是沒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來這些規律是有非常準確的數學結構，懂了這些數學結構，你可以非常非常非常準確地預言明天太陽什么時候出來。就是對于大家所看見的這規律背后有準確的數學結構，這件事情的認識是牛頓告訴整個世界的。這個是牛頓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也是人類對于自然的美最深入地了解的開始。今天牛頓所寫下來的方程式準確到什么程度呢？你像現在這個衛星上天，對撞起來，天宮一號、二號對接，這些事情都是極為準確的，不是到分、秒，是到百萬分之一秒的這種準確，這些都是牛頓的方程式所告訴我們的。這種美使得人類對于自然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這個是科學研究的人所最傾倒的美。

《人物》：你說60歲那年有一個很大的發現，就是生命是有限的。這90多年的人生當中像這樣的「大發現」還有哪些？

楊振寧：確實是，就是我60歲的前后呢，突然有一個感覺，原來生命是有限的。這就是代表說那個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情，所以這是相當突然的一個新的認知。你問我說是我現在到了九十幾歲，有沒有新的想法呢，有，可是不是那樣子突然的一個了解。現在漸漸地越來越深的這個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覺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奧的，就越來越覺得人類是非常渺小，越來越覺得人類弄來弄去是有了很多的進步——對于自然的了解，當然是與日俱增的——可是這些與日俱增的里頭的內容，比起整個自然界，整個這個結構，那還是微不足道的。你也可以說年紀越大，這種對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來越深。

《人物》：那你怎么看人生的意義？

楊振寧：我想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個個人的生命那更是沒有什么重要的。不過，從一個個人講起來的話呢，雖然了解了他這個個人的生命在整個宇宙之間是一個非常渺小的事情，這并不代表說是他就不必或者是不應該去想法做出來他能做的事情，這是我現在的態度。我覺得個人的態度最好是一方面了解到自己的渺小，一方面要盡量地希望這個渺小的生命還是有點意義。

《人物》：你覺得渺小生命的意義是什么？

楊振寧：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大家都公認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說是能夠幫助人類克服一種疾病，我想這個沒有人會否認這是一個值得做的事情。幫助一部分的人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狀態，這個我想大家也都認為是有意義的事情。我想這個所謂有意義，這個定義，自己也是可以商討的。不過我想所有可以商討的事情，從某種立場上講起來，都一定是有它的意義的。

《人物》：你是怎么理解和看待上帝的？

楊振寧：我想為了不搞到復雜的討論上去，我們不要用「上帝」這個名詞。就是自然界。我想尤其是你看世界上的生物，我們的生物稀奇古怪的種類多得不得了，尤其是現在研究得越來越多了，人類有細胞，有單細胞的生物，可是還有病毒，病毒不是細胞，比細胞更簡單，可是病毒自己就是非常復雜，而這個里頭的相互作用，這簡直是沒法子……另外，有許多事情，你看了自然界的話，你覺得這是沒法子想象怎么變成這樣。你比如說你在電視上看見一個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幾秒鐘之后它就想法站起來，常常站不起來，因為站起來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來。怎么一個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來，而且失敗了以后還可以再嘗試，然后等到最后站起來，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媽媽的奶，這個母親跟這個小牛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現在不是大家都熱衷于人工智能嗎，他們研究的東西里頭也是很稀奇的東西，可是這些東西離小牛跟它母親之間的復雜的這個關系那還是差得很遠呢。我很難想象說是在以后兩百年之間，生物學家會對母子之間的 bonding ，能夠有深入的了解。就是這一類的事情使得我越看多了以后越覺得我們所做的東西其實是——從整體講起來還是非常渺小的。

「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無限的，所以沒法能夠完全了解」

《人物》：你看科幻小說嗎？

楊振寧：我小時候看科幻小說，成人以后我現在很少看科幻小說，有時候拿一兩本翻一下，現在就比較看不下去。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事情，為什么？這個我還沒有仔細想過，這是一個現象。就是我十幾歲的時候看了——還有武俠小說，我現在也是看不下去武俠小說——那個時候像福爾摩斯，我看了很多，現在都看不下去了。近代的一些科幻小說呢，我更看不下去，前些時候不是《三體》變得非常有名，所以我就買一本來看，看不下去。與這個小說其實沒關系，這是與我自己的精神狀態有關系。

《人物》：是因為你覺得科幻小說跟你從事的工作完全兩回事嗎？

楊振寧：不是，我想原因是因為我對于現實世界更發生興趣（笑），所以就覺得這個虛構的東西不能跟現實世界比。我想這是主要的道理。對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跟它里頭這個奇怪又妙的事情了解多了，就覺得科幻小說沒法子跟這個比。

《人物》：宇宙在你的頭腦中是什么樣的形象？

楊振寧：我想現在天文學已經相當清楚地告訴我們是有大爆炸。有些科學家在研究是不是還另外有宇宙，從科學的立場上講起來，我完全沒有懂，我完全不了解這些科學家所做的東西。我自己覺得從一個大的觀點來看，說是有大爆炸，大爆炸后來產生了很多的現象，有了這些現象，就出來了很多的元素，有這些元素慢慢地就出來了一些有機體，然后后來就出來人類，我想這個大概的經過，我覺得大概是對的。

《人物》：你講過在中學的時候讀過詹姆斯·金斯的那本《神秘的宇宙》，你說當時看了印象非常深刻，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感受跟現在的感受一樣嗎？

楊振寧：當然不能是一樣了，不過有些部分是重復的，就是當時是覺得，啊，原來宇宙的物理結構是這么樣子的神奇。今天你要問我呢，我仍然覺得是神奇，不過那個時候這個神奇的定義跟今天這個神奇的定義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分別，那個時候神奇就是覺得沒想到原來是這樣的，現在這個當然也是沒想到，可是更具體了一些，就發現原來宇宙的結構在有些地方有非常準確的規律。人類第一次知道這個，是因為牛頓的工作。牛頓告訴了人類，說是自然的結構有非常準確的規律，這個我認為是近代科學誕生的時候，從那個時候以后人類對于自然的了解就跟從前不一樣了。從前是馬馬虎虎的，到這個以后呢，就知道這馬馬虎虎背后有很準確的東西，而這準確的東西，用人類的腦子可以了解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我們還是在做這件事情，可是有一個問題是當時（也許）牛頓沒問，這個問題就是是不是這個準確的了解可以無限地準確下去？這個我猜想，牛頓當初大概是覺得可以，因為他那時候受了宗教的影響，所以他覺得所以有這些準確的規律，是上帝制造出來的，那么既然有上帝，能夠知道這個的話，當然這個上帝就可以控制一切的一切。所以他是有一個上帝的。今天你要問我的話呢，我覺得有一個人的形象的上帝我是不相信的，至于說我們能不能無限地了解下去呢，我現在采取的是比較悲觀的態度。為什么我比較悲觀呢？因為我覺得人的腦子是有很多神經元，這神經元的數目是有限的，拿來跟宇宙的這現象來比呢，那又是渺小和不足道的，所以從這個立場講起來呢，我覺得我現在的看法是覺得我們是做了許多了解，對于宇宙的結構有很多非常深入的了解，可是我認為永遠不會把所有的宇宙的復雜的結構都完全了解，因為我們是有限的。所以你要讓我用一句話講出來，就是因為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無限的，所以沒法能夠完全了解。

談文學

「張愛玲是寫得特別好，她是一個天才」

《人物》：文學家里邊有你特別喜歡的嗎？

楊振寧：中國的傳統小說，比如是《三國》、《水滸》，這個當然是從小就喜歡看的。當然到了年紀大再看的時候，就看見了一些小時候沒有看見的東西。這些里邊所反映的人際關系，反映的人跟人之間復雜的心理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說一個外國人對于中國文化入門，從這個（傳統小說）是比較好的一條路。像《紅樓夢》的話，我小時候是看不下去的，我想很多人都會（笑），因為《紅樓夢》里頭，跟剛才講《三國》、《水滸》的人際關系又不一樣了，我小時候看了，覺得凈講了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笑），可是到了年紀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際關系有比我小時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東西。

當代的小說，我看得不多，我倒還沒有找出一個特別喜歡的。剛才我跟你講了科幻小說，我看不下去的。莫言，我看了以后，也許我還沒有仔細研究過，也沒有覺得是寫得特別好。

張愛玲是寫得特別好。我覺得她是一個天才，非常可惜，她的家境非常糟糕。而且前年我去研究了一下——因為我看了她的這個《小團圓》，然后就研究了一下——原來她跟我的一個很熟的朋友，現在不在了，叫做張守廉，是親戚。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當時我們有三個人是同班的研究生，當時同學管我們三個人叫做「三劍客」，一個是黃昆，一個是叫張守廉。我們都是念物理的，后來張守廉改行了，他改念電機，他在石溪大學做了很多年教授，他比我大幾歲，就是前年過去的。他跟張愛玲是什么關系呢？張守廉的曾祖父是張愛玲的祖父的侄子，而且我在網上一查呢，還知道原來張愛玲的那支，現在還有人，有一位在河北，也叫張守什么，因為他跟張守廉是同輩的，在河北一個什么地方，我還跟他通了一封信。所以這就是，這個所代表的就是在我年輕的時候，那個時候中國念過書的人數目非常少，跟今天不一樣，今天動不動是幾百萬人是大學畢業，那個時候我想是一年大學畢業大概只有幾千個人，所以這些人這個家族有點關系是不稀奇的事情。

談人生

「我覺得得諾貝爾獎對我一生沒有極大的影響」

《人物》：你35歲就得了諾貝爾獎，這個榮譽貫穿了你的一生，你怎么看這個聲名以及它對你的人生影響？

楊振寧：我覺得得諾貝爾獎對我一生沒有極大的影響。第一，因為我對我所做的工作還繼續發生興趣，這個與得不得獎沒有關系；后來呢，而且做到后來，還有一些成績，這些都與得不得獎是沒有關系的。

我一般的生活當然是受到一些影響，比如說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1971年第一次到新中國來參觀探親訪問，假如你問我說是我那次來，周總理還請我吃飯，有個很長的談話，這個與我得諾貝爾獎有沒有關系呢，我想可能是有一點關系的。所以從這里講起來呢，對于我后來的人生當然是有影響的，不過對于我，我自己覺得對于我做學問，對于我做人的態度，我覺得沒什么影響。

《人物》：當時具體的情境是怎樣的，第一時刻得到這個消息時?

楊振寧：是這樣，我得諾貝爾獎是1957年的秋天，諾貝爾獎委員會打電報給我，可是事實上我已經知道了，為什么呢，因為第一，就在那一年的年初，吳健雄的實驗成功了，她證實了宇宙不守恒的，有點不守恒。那是一個震驚整個物理學界的大消息，所以那個一來呢，包括李政道跟我自己，還有吳健雄，還有，基本是所有的物理學家都覺得這遲早要得諾貝爾獎。

所以你也可以說那個以后呢，對于要得諾貝爾獎的可能呢，已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然后就在評選委員會的這個電報以前幾天，忽然有個瑞典的新聞記者打電話來，他要來我家里頭照相，然后他就是說，他說因為我們知道你要得獎，所以呢，我們要預先就預備好照片什么的報告之類的，所以我預先就知道要得獎。

這個事情后來呢，諾貝爾獎委員會改了他們的辦法，不預先通知這些新聞記者，我不知道是哪年，反正我想可能60年代開始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人物》：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是什么？

楊振寧：把它說成優點，這個也許……不要用「優點」這個名詞。我想我有一個特點是我自己喜歡的，就是我想我處人處事都比較簡單，不復雜，就是沒有很多心思，我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我就盡量做這樣子的人。所以你要問我說，也可以說是這是我一個基本處人處世的原則吧。

（抬頭認真想了一會兒）有什么缺點，我倒想不出來（笑）。我想我不夠……有許多事情不夠堅持，不過這個我想是所有的人都有這個問題。比如說我小時候不會寫日記，寫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后來就無疾而終了。有一些這種筆記本呢，現在還有，所以現在我再去看看呢，有點后悔當初沒有再繼續寫下去。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別的朋友他們現在寫一些回憶錄，他們所以現在能夠寫那么詳細的回憶錄，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日記，所以你要問我的話呢，我想我沒能堅持這一點，是一個缺點。

《人物》：你多次說過你的一生都很幸運，現在回過頭來看，有過比較大的挫折嗎？

楊振寧：我想我一生最覺得，說挫折也好，很煩惱，很不高興的，我想是1947年。那個時候我是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我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是很有名的研究生，因為我在中國學到的實在是非常扎實的，所以到那里以后呢，整個物理系的老師跟同學很快就知道我物理懂得非常多。可是呢，我做研究工作不成功，第一是我本來想寫一個實驗的論文，所以就到阿里森教授的實驗室，可是我不會動手，所以在里頭做得是很不成功。泰勒跟我建議了一些問題呢，我做了一些，后來他跟我都認識到我跟他的興趣的方向不一樣，所以我們還是維持好的關系，討論一些物理，可是我不能真正地從他那兒找著好的題目。所以那個時候是我非常不高興的。那個時候我怎么解決呢，我就自己去找題目。我后來想了想，可以說是那一年找了四個題目，每個題目，別人都不做，我就自己在那兒搞，可是三個題目都沒搞出來結果，所以很不高興。只有一個后來我想出來了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就寫了一個短的文章，那個文章后來就變成我的博士論文。

這個經歷在我的腦子里還記得很清楚。可是這里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另外那三個，雖然當時都以失敗告終，可是所花的時間絕對不是浪費的，因為后來過了一些時候，我又回到這些里頭呢，三個后來都有了發展。為什么會有這現象呢？就是因為那一年里頭對那三個問題的了解深入了，那么后來因為有別的東西發展或者是偶然自己又想出來一個新的方法，就能夠推進了。假如沒有那一年不成功的這個努力，后來就跟這個問題沒關系了。所以我一直在跟同學講，你得對一個東西發生興趣，發生興趣以后你得要去鉆研，不成功你不一定就覺得這就吃虧了。這個不成功永遠是放在那兒以后，是你將來可以在上面有新的進步的基礎，這是我的經驗。

《人物》：如果從你打過交道的以及古往今來歷史上所有的人物當中，選出對你人生最重要或者有特別影響的幾個人的話，會選哪幾位？

楊振寧：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人當然是我父親，他是數學教授，他并沒有教過我很多的數學，不過，他所創造出來的我們的家庭環境，我們兄弟姊妹幾個人跟我們父母之間的關系，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這個我想是受到我父親處人處世態度的影響所形成的。

我覺得這個對于我有深遠的影響，就是我講話的態度，做人做事的態度，包括我對研究工作的興趣跟努力，這些都與家庭環境有密切的關系。那么后來，我1971年第一次回國，這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會有這件事情，當然與我跟我家庭的關系有密切的關聯，因為事實上我到美國去以后，后來朝鮮戰爭發生了，中國跟美國就變成兩個世界，彼此之間沒有交往，可是在那個期間，我還安排了跟我父親，跟我母親，還有弟弟妹妹他們在日內瓦見過三次，在香港見過兩次，所以這些都是與我們的家庭整個的關系非常密切的，而這個也影響了我后來人生的軌跡。

最近我在美國的弟弟妹妹他們聚在一起，后來我的二弟的太太，在一個電影上就講，說是楊家是特別親密的一個家庭，我想這個話是對的，所以你剛才問我說，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是誰，我想是我父親。

我佩服的人，我從那兒學到最多的，這是兩種不同的觀念。比如說我非常佩服毛澤東，他是了不起的天才，而且是種種天才。可是他的一生跟我的經歷完全不一樣，我沒有從他那兒學到什么東西。我非常佩服鄧小平，我有沒有從鄧小平那兒學到什么東西呢？我想不能這樣講法，不過鄧小平是非常務實的一個人，我覺得我也是很務實的一個人，這個倒不是我從鄧小平那兒學來的，可是我覺得他之所以成功，他是非常務實的，所以他自己講我們現在是摸著石頭過河。他所講的這些話，白貓、黑貓，這個都是。我并不是從他學到對于實際的這態度，不過我很欣賞他這個。

1929年楊振寧與父母在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