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怪人尤其多,但我覺得阮大鋮還是最有意思的。在官修《明史》中,他位居300年來“奸臣傳”榜單第10名,人得多混蛋啊,可我仍對他有好感。倒不是好感于他的“壞”,而是這個人夠個性,面目夠復雜,言行夠有趣,捐去三綱五常,縱肆七情六欲,實際也比較真。用現在話講,就是“活人感”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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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晚明,阮大鋮都像是一個跳脫的音符,不和諧又無處安放。我對他有同情乃至有些許好感,這就像我們如今看影視劇,反倒經常會喜歡上里頭的陰險毒辣的大反派,而無感于一本正經四平八穩的正能量值100%的主角。更別說,我自己讀明史,總覺得阮大鋮多少有遭刻意抹黑的嫌疑,似乎所有丑事臟事壞事都是他干的,好處占盡壞事做絕,十足眾惡歸之,可細思事實往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桃花扇》把他寫成了絕對且純粹的惡,我翻來總覺得未免太臉譜了,不真實。這種人,讀書那么多,見識那么廣,閱歷那么深,是大詩人亦是大藝術家同時也是大官僚,心態當是非常復雜的,只視之為勾水白抹子臉的副凈架子花“二丑”,自然是簡單化了。要我看,阮大鋮更像是一個沒有能力自我挽救的孤獨者,在倒懸時代無休止的癲狂中緩緩走向崩潰。他是莎士比亞悲劇的絕好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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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雨過眼詩情留,詩人是有便宜可占的。詩文中的阮大鋮,我想任誰讀當都能感受到他靈魂上的細膩、敏感乃至憂郁。雖然錢鍾書說詠懷堂詩固然“聽其言則淡泊寧靜,得天機而造自然”,但內里并不真誠云云,可到底也是一種“動機裁判”式的揣測。總之,我向來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容錯感”是最低的,天大地大不如倫理綱常大,逮住同行一點過錯,會一輩子不依不饒,死后還要打入另冊,唾罵千秋萬載。今之高知教授,連舒蕪都覺得罪無可恕,自然更不可能為阮大奸臣哀矜勿喜原其情。在當日并無多少實證的前提下,明末公知頭領吳應箕侯方域們就敢大義凜然全網發帖,數落指責阮大鋮就不配活著,“謂大鋮尚可一日容于圣世哉”。“至其所作傳奇,無不誹謗圣明,譏刺當世”(《留都防亂公揭》)云云,意在“封號”“封殺”對手的手法,像極了當代沙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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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阮大鋮不僅是要痛罵,還要滑稽小丑化,這樣才符合他們的價值期待,也契合他們自詡智高一等的優越感。可如此下來,別的不說,阮大鋮們要真這么頭腦簡單且容易對付,那東林清流正人君子們得多無能不是?晚明那些人,到底中傳統儒學絕對化的“君子小人之辨”的毒太深,在現實中待人基本“二分法”,忠正是絕對的忠正,奸邪就是絕對的奸邪,前如左光斗后如阮大鋮,似乎不存在灰色地帶人物,那種認知思維今人看了是會發笑的。比如楊維垣是名副其實真“閹黨”,但南京城破后壯烈殉國的孤臣碩果,乃至全家死節的滿門忠烈,也是這位;而幾乎與此同時,跪在城樓前磕頭搗蒜的錢牧齋趙之龍王鐸哪位不是東林黨大佬或側翼?吳梅村似乎頗冤,可歷史就是夠滑稽夠懂打臉:到了他的寶貝曾孫吳維鶚,就是為了博取清廷一微官,整天嘔血苦讀科場文,搞得精神錯亂,更是在27歲那年直接猝死在南京會試場中的。再譬如北宋新舊黨爭,自來公論咸以為舊黨皆正人君子流,可我就認同今人止庵的觀點,兩宋讀書人中整人手段最卑鄙、最無底線的,恰是來自舊黨中堅的吳處厚,在世人仰望的“元祐黨人碑”中排余官第1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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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派”以“系”乃至以“籍”論歷史人物,判其忠奸好壞,論其優劣高下,從來都是不靠譜的。以真實狀況而論,明末亂世是閹黨中亦偶現清流,而東林黨人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亦多敗類,多的是“一時貓臉一時狗臉”之人。即便是顧炎武黃宗羲這樣的人,中年以后也不再堅持抵抗,屢與新朝權貴暗通款曲,黃梨洲甚至還特意興辦證人書院,授徒應舉,為“待訪”的清廷培養人才,故遭舊友呂留良痛罵為“干瀆當事丑狀畢露”,三百年后章太炎還憤憤有詞——盡管他自己老來也要給青幫頭子寫諛文,與明人巴結閹官區別不大。道德主義者往往都是以最嚴的尺度律人,以最寬的標準自處,邏輯上還能自洽。侯方域罵阮大鋮時多痛快,但真到了生計堪憂之日,他做事還更沒底線。但他依然會有很多理由,這種身心浸染道學家式君子,當涉及到自身利害時,也就懶得“存此一段公論”了。想當初,錢澄之作為阮大鋮的同鄉好友,關系何其親密,待阮名聲一變,他就立刻避而遠之,毫不猶豫地割袍斷義,表現得何其一塵不染義正辭嚴,可他自己老來窮困時,也是要沿門托缽乞食于權門,觍著臉求新貴徐乾學兄弟救濟的,其實很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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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安徽樅陽縣山鎮桃花村錢澄之故里
當然了,以我閱讀所得淺見,我覺得明末遺民們到了晚年,心態與認知都是有變化的,如此刻薄責之亦有不忍。黃宗羲顧炎武錢澄之那種,所思所想都是極深遠的,日后斷然說不上是“投降”,可也大抵認清了局勢,特別是明白了歷史大勢所趨,至少逐漸放棄了“華夷之辯”那一套陋見。更為重要的是,我感覺諸公后期思想是很能與以賽亞.伯林所謂“‘光榮犧牲’不必論”接上頭的。伯林愣頭青時分,也鼓動阿赫瑪托娃們勇敢搞事情,為此也確實讓她們付出了代價,中年以后的伯林就很后悔。他從此認定,所謂“光榮犧牲”,即那種為了純粹道德名義不惜送命的做法,無非一種想做“道德英雄”式的誘惑,并無特別之處,不僅不必稱揚,還應抵制。1960年代,當他再度訪蘇,聽說帕斯捷爾納克想將《日瓦戈醫生》偷送至意出版,就當面力阻過,勸說這是一種無謂的犧牲,認為大節不奪的“保命”就是底線。當某英國同事非要在電臺播放《日瓦戈醫生》時,伯林憤然與之絕交,理由這是在害作者,迫人做“道德英雄”,把人當工具平白犧牲掉。伯林說,先爭取活下來,利用機會做事,并非懦夫,同樣是在貫徹理念。我經常想,后來黃宗羲錢澄之們的“轉變”,固然有現實中的困境,但認識上當是接近的。晚明黃宗羲顧炎武錢澄之們思想是很有高度的,不說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那批文人get不到,連孫黃章們都跟不大上,是近三百年斷片史。三大家里,王夫之的觀念倒非常舊,無怪乎曾國藩們會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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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以賽亞·伯林(1909—1997),英國的胡適之
閑話扯遠了,再談回阮大鋮。實際上,晚明那些東林清流動言“阮賊”,可對阮大鋮也是了解并不多的樣子,甚至他到底是哪里人都一直沒搞清楚。包括日后的官修《明史》,以及曾跟他很熟的張岱都言之鑿鑿他是安徽懷寧人,可他分明是隔壁桐城人,只不過在懷寧住過一段時日(最可笑《明史》總裁張廷玉本就是桐城人,他難道會不清楚么?)。所以,同時代那些人對他了解有多少深,我是很懷疑的,而且有些事明顯是出于偏見故意將錯就錯的。陳寅恪到底是現代史學家,議論就很公正,他說阮大鋮的詩文在整個明代都算是一流水準,還說他當日“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本沒啥大不了的過錯,無非站隊不同、政見有異,應該放過他,可惜慘遭“痛打落水狗”,遂激成水火之勢。人孰無情,士各有志,阮這個人要活在太平時代,本該是頂流的音樂家、文壇排位前幾的大詩人,至少能混個作協理事級吧,也確實可惜。套王小波名言,我等普通人最怕投錯胎,才華橫溢的文人最麻煩在生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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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鋮前半生是“大才子”,后半生是“小人之尤”,是晚明時代的“兩截人”。簡言之,這個人即便不可原諒,那也是后半生多惡,前半段并非如此,而后面之所以黑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君子”們不依不饒趕盡殺絕激起的。他40歲后的那些行徑,著實是很惡劣的,但倘能設身處地還原場境去理解,他確實是很有無奈之處。他也曾一心想做個好人成為君子,出道之初就以“清流自命”,只是為人小氣急躁,與東林大佬有了誤會,那批人日后更是不容他,甚至要徹底毀掉他的前程與名譽,他是奮而反擊,倒戈投靠暗黑勢力,或者是為了納投名狀,亦或者是為了博取信任,只能表現得比壞人更壞,從此一條道走到黑,再也無法回頭了。夏完淳年紀小,頭腦清醒,反倒能同情他,說阮大鋮的徹底黑化乃是東林諸君子逼人太甚所致。按今人李潔非的說法,早期兩次恩怨較量中,倒是東林黨人“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第一次是完全理虧,后一次則打擊手段不光彩不公正。實事求是地說,阮大鋮本屬于清流同志,至少是可以團結的對象,是被逼到了對立面。魏忠賢垮臺后,東林方面也是千方百計搜尋阮大鋮罪證,結果卻“無片字可據”,大概也能說明阮大鋮到此為止并沒真干過什么壞事。胡文輝前日突然公號貼詩云“圓海趨炎誠反復,卻嫌君子不能容”,看不懂胡公又“有感于”什么,但這種意旨直承教材的詠史詩,委實大可以不作。詠史詩本最忌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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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湖北安陸,“車蓋亭”遺址
阮這樣的人,你把他逼到了谷底,弄得他臭名昭著眾叛親離,進不得退不能,他那“機敏滑賊”的本性一旦爆發,報復起來自然也就無所不用其極,也絲毫無需顧慮了。東林的根本問題,我以為有二:一是功名利祿心太重,為此常不擇手段;二是自己作風就不大行,卻偏見太深,以派論人,對人不夠寬容,黨同伐異。阮大鋮就是個典型案例,出點小錯就要搞殘他。以后的阮大鋮,可說心性大變,一方面是更加沉浸于自得其樂的詩文戲曲,另一方面則是突然對權力充滿了渴望,用盡力氣都要抓取,至雅至俗到精神上已極度分裂。他生命的后半段,似乎就是為了報復泄憤而存在,為此目的甚至不惜禍國殃民,而同時又渴望文化的疏導,讓高度緊張的心靈松弛一些。這樣一個文人,生命是前所未有地扭曲的,連死都是精神亢奮中突然走的,非常的突兀,非常的怪異。他應該是猝死,在清風拂山崗之際,大抵端坐而逝。相似的死法,信史上我只想到了黃庭堅一人,那是個真.正人君子。如此比頗不倫,可阮大鋮也確實有這么復雜和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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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局妙棋,兩朝領袖
我看阮大鋮,總覺得他更像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的人生最后20年,都深陷歇斯底里之中,政敵為之痛苦,他自己也很痛苦。我對這樣的復雜生命,是有同情的。世人都罵他是奸臣,但他確實也曾很想做一個好人,可那個時代讓他做不了。那就是我特別厭惡的一種時代,道德濃度高到可怕,既要架著慣于彈箏酒歌掎裳月坐的文弱書生當毫無瑕疵的“道德英雄”,也要逼迫到“中間人物”淪為孽臣。想起《世說新語》“自新”篇,戴淵曾不得已為盜,四處劫掠到了過路的政學兩棲大佬陸機頭上,可陸老師在旁聽他“辭屬非常”,心下頓異是個人才,非但不惱不報警,還當場定交,當即發短訊薦于體制內高端朋友圈,戴淵也從惡匪逆襲為征西將軍,最終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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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睡前,讀到余箋此段,心生一感慨,魏晉畢竟不是晚明,玩得嗨可偽君子絕少,士大夫還真有點“風度”,讀書人很有“寬容的精神”。
2025.10.19,晚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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