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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即將迎來歷史性時刻,64歲的強硬保守派議員高市早苗預計將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也是數百年來首位擔任日本政府最高職位的女性。
日本女性的春天終于來了嗎?
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
這位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崇拜者、強硬保守派議員的上臺,恐怕并不意味著日本婦女地位的實質性提升。
日本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的一個半世紀里,從未有過女性首相。也就是說,高市早苗打破的是"數百年來"的男性壟斷。
日本從未有過女首相,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性別文化。
在日本社會,女性被期望承擔"不成比例的育兒和家務負擔"。
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下班后擠滿電車的女性,急匆匆趕回家做飯、照顧孩子、伺候公婆,而她們的丈夫卻在居酒屋和同事"應酬"到深夜。
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讓女性根本無法像男性那樣全身心投入需要長時間工作、復雜人際關系和派系經營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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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預計將于周二被任命為日本下任首相
日本政界更是一個極度男性化的封閉圈子。
政治決策往往在高爾夫球場、居酒屋這些非正式場合完成,女性天然被排除在外。
日本盛行"世襲政治"。大約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是政治世家出身,而這些家族通常只培養男性繼承人。
一些老派的政治人士直到現在還認為"女人搞政治不吉利"。
那么,現在日本婦女的地位到底如何?
在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18位,在發達國家中墊底。
日本眾議院中女性議員的比例只有約10%。
在企業界,情況更加糟糕:據日經調查顯示,2024年日本主要大企業董事會中女性比例僅有約9%,
上市公司女性高管比例不到5%。
收入差距更能說明問題。日本女性的平均工資只有男性的75%左右,在經合組織國家中差距最大。
更要命的是,日本女性的就業率呈現典型的"M型曲線":20多歲時就業率高,到了30多歲生育期驟然下降,等孩子大了40歲后再回歸職場,但這時多數只能找到低薪的兼職工作。
導致這種狀況的,是一整套制度性障礙。比如日本法律規定夫妻必須同姓,結果96%的情況是女性改姓,許多職業女性抱怨改姓后客戶都找不到她們了,職業連續性被打斷。
再比如日本的稅收制度,設有"配偶扣除"優惠,鼓勵已婚女性把年收入控制在103萬日元以下,以免丟掉丈夫的稅收減免,這實際上是在鼓勵女性不要全職工作。
那么,高市早苗的當選會改變這一切嗎?恐怕很難。
首先看她的政治立場,她是自民黨內出了名的強硬保守派。她的偶像是撒切爾夫人,而撒切爾當年在英國推行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并不以推動性別平等著稱。
高市早苗本人也從未把女性權益作為核心政治議程。日本的活動人士和學者普遍擔心,她會"繼續支持那些阻礙日本女性發展的政策"。
更諷刺的是,高市早苗自己在政壇的遭遇,恰恰說明了日本女性面臨的困境。
她的政治對手公開指責她是黨內男性的"傀儡",一位男性議員甚至把她比作"嫁入強大政治派系的新娘"。這種露骨的性別貶低,傳遞的信息很清楚:女性不可能憑自身能力獲得權力,只能依附于男性。
當然,高市早苗的當選本身還是有象征意義,它至少證明了日本已經出現了變化。
國際壓力、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都在倒逼日本社會重新思考女性角色。
年輕一代日本人,尤其是都市年輕人,性別觀念確實比他們的父輩開放得多。
但象征意義和實質改變是兩回事。
日本女性要真正"翻身",需要的是系統性變革,包括文化上的改變。這些都需要強大的政治意愿,而一個靠保守派支持上臺的女首相,有多大動力去動這些奶酪,實在令人懷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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