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女婿“塌房”事件，催生了中國第一家“信用調查局”

文│邢建榕

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信用調查機構悉數為外國人所壟斷，華商竟無一家。時人對于“信用調查”多感陌生，甚至金融界亦不乏視其為多此一舉者。然而，一場因缺乏征信機制而引發的天津金融風潮，徹底暴露了當時銀行業在風險防控上的脆弱。這場危機促使上海銀行界警醒，意識到建立獨立信用調查機構的緊迫性。

空白與危機

01

20世紀20年代，上海信用調查機構有五家，全是外國人辦的，其中日本人三家，即上海興信所、帝國興信所、東京興信所；美國人兩家，即商務征信所、中國商務信托總局。華商信用調查機構卻無一家。

信用調查機構，即征信所的職能，究竟是什么，后來擔任中國征信所董事長的章乃器，有過一番通俗的解釋：

征信所是一個信用調查機關。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銀行通融一點款項，乙銀行在允許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財產有若干？他的事業發達嗎？他的費用太大嗎？他的過去的歷史怎樣？他的品性怎樣？他一向對于欠款的償還，準確而不失約嗎？他的家庭狀況怎樣？他所交的是哪一類的人？……乙銀行要等到這種種的問題得了滿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給甲商人一個相當限度的通融。經過這種手續的放貸，自然就很穩妥。征信所的職務，就是代乙銀行解答這種種的問題。（章立凡：《中國征信業及其開創者章乃器》，《百年潮》2002年第11期。）

可是，當時許多人不知信用調查為何物，不要說一般大眾，就是在金融界，許多人也感到多此一舉，故而華商信用調查機構遲遲未能成立。

從檔案資料看，各大銀行迫于業務需要，從20年代初期已開展信用調查，在各自銀行內部成立信用調查機構，如資耀華被陳光甫聘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主任，專門負責客戶的信用調查。但各家銀行各自為戰，效率很低。

1931年，天津發生了一場金融風潮。當時天津有一家協和貿易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從美國進口汽車零部件，從澳洲進口面粉，而從國內出口花生、皮毛等農副產品。公司負責人叫奚東曙，是當過北洋政府執政總理的段祺瑞的女婿，因而在天津商界路路通，很兜得轉，各大銀行、公司均趨之若鶩，爭相與其開戶往來。

但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紈绔子弟，喜歡擺排場、裝門面，時間一長，公司因經營不善開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產。但在此過程中，各家銀行、錢莊并不了解公司內情，也不進行信用調查，僅根據其表象，還有他們精心偽飾的棧單，就大量放款，結果是有去無回，如中南銀行天津分行一家，在該公司倒閉前一天，還放款40萬，加上以前放出的180萬，共計損失220余萬元。

原中南銀行天津分行大樓

協和公司倒閉后，與之有關的銀行、錢莊均受慘重損失，天津金融市場岌岌可危。

消息傳到上海，各大銀行受到極大震動。上海銀行家一致認為，必須馬上成立一家獨立的中國征信所，可以幫助金融業同行了解金融市場的變化及債務人的信用。各家銀行的信用調查，因為單打獨斗的緣故，很難形成有效信息，而且各家銀行自行調查，必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容易被放款對象鉆空子。

經過張嘉璈、陳光甫、李銘等人的幾度磋商，首先發起成立了一個研究信用問題的學術團體——中國興信所。中國興信所的目的，在于研究信用調查的方法，促進信用調查的技術，交換信用調查的資料，在時機成熟后，著手組織中國征信所作為執行機構。

創立與運作

02

位于上海銀行公會大樓的中國征信所

很快，1932年6月6日，中國第一家獨立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在上海成立。

中國征信所的主要業務是信用調查，包括工商企業、個人的身家、事業、財產和信譽情況等，并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制成報告或出版物，提供各工商企業或委托人參考。

其次是市場狀況調查，對包括金融市場、商品行情、交易狀況等進行分類調查統計，出版《每日商情報告》并在調查的基礎上編制出版各類工商、金融行名錄、人名錄等資料。

中國征信所成立后不久，就向各客戶提供了邵萬生商號的經營情況報告書。該店是知名老字號，向來聲譽卓著，但一段時間因經營不善，出現虧空隱患，卻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數家行莊仍有透支，征信所調查了解到此一情況后，及時通報會員銀行。各行莊因此采取了適當的防范措施，減少了損失。自此部分行莊認識到了征信所的重要性，一改以往的消極態度。

中國征信所采取會員制，原先發起創辦興信所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和上海銀行等，這時轉為中國征信所的基本會員。其他陸續加入的銀行、錢莊，則成為普通會員，按期繳納會費。會員的回報，是可以閱讀征信所的參考資料，如果有需要，則可委托征信所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查，當然另需交納費用。非會員也可委托調查，但費用高出會員許多，會員的調查費用，一般每次僅1元，非會員則在10元左右，英文報告再加4元。

中國征信所營業章程

中國征信所成立后，由章乃器擔任董事長，祝仰晨擔任經理，下設調查部、文牘部、事務部、行名錄部，每部設主任一人。征信所后來的業務，大部分就是客戶的信用情況調查，當時業務、會調查的人員不多，因此先從外商征信所“挖角”高薪聘用其中國職員來所工作。

征信所對調查人員的要求很高，堪稱百里挑一。應聘者必須具備“商業經驗、流利口才、誠摯態度、機變能力、耐苦精神、商事常識”等六項條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賭博、懶惰等不良習氣的人，一概不用。招聘調查人員，也按此六項條件衡量，考試合格者，往往在百分之一左右，可見對調查員的考核相當嚴格。

征信所人員最多時達七八十人，但專職調查員僅十余人，每人負責數個行業甚至數十個行業的調查方向。面對如此大的調查范圍和業務量，人員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征信所還聘請了大量的特約調查員。許多專跑經濟的記者，也成了征信所的兼職調查員。一些行業內的資深人士，也受聘擔任咨詢工作，他們往往是業界內的代表人物，對整個行業情況了如指掌，如棉布業的葉笑山、花紗業的穆藕初、綢緞業的蔡聲白、化學業的方液仙等。

征信所每天收到的委托調查有二三十件，一年內交出的調查報告約有八九百份，從創辦到1936年7月，共發出調查報告3萬份。

價值與影響

03

中國征信所單據

按規范，調查工作須按照調查、復查、審查三步程序進行。對調查對象，不管是否熟悉，也不論好惡，一切從頭做去，對事不對人。為保證質量，調查的人不知復查的人是誰；復查的人也不知調查的人是誰，只憑征信要求，客觀公正，盡力而為。一般信用調查，7天交稿，特急的3天交稿，放款額小的，也是3天交稿，效率極高。

初稿交出后，先復查，再由核查人員嚴加審查，經過這三重手續，一份信用調查報告才算出爐。

中國征信所的個人信用調查報告，內容包括個人簡況、家庭狀況及社會關系、收入及開支狀況、個人信譽等，要言不煩，卻客觀準確，對銀行方面的放款很有參考價值，如我讀到的一份對王際昌其人的信用調查，可見一斑：

品性：富有才干，行跡不儉；生活狀況：衣履奢華，食性優裕，出入以自備之包車代步，交際廣泛，微聞有不良習慣；每年開支：浪費無度，雖進益不菲，仍有入不敷出之虞；現有財產：不治生產，金錢到手輒盡，目下已進入破產狀態。據接近王君者云，王君進益雖豐，而開支亦巨，目前恐無甚資產。（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檔號 Q275-1-2082 ，上海市檔案館藏。）

盡管該人是美國留學生，還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但銀行方面接到這樣一份信用評估書，恐怕不會向此人放款吧。

也有相反的事例，口碑不佳者，經過征信所一番明察暗訪，證實情況并不盡然，等于為其“平反”。如美國人史帶在上海開設有數家保險公司，但被上海人認作外國騙子。1934年，中國征信社對其進行詳盡的信用調查后，得出的結論卻是：史帶代理著20多家外商保險公司，分支機構遍布海內外，實力雄厚，規模龐大，“歷年營業鼎盛，信用素著”，其人“饒有資產，信譽殊佳”，這份報告一改人們對他的惡劣影響，也為他帶來了源源不斷的保險業務。

由于征信業務的開展，對各行莊切實有益，開辦半年后，征信所已有基本會員29家，普通會員67家。后來隨著業務范圍的大，滬上中外銀行、錢莊陸續加人，截至1935年底，中國征信所已有會員154家，其中包括30余家外國銀行及洋行，如匯豐銀行、花旗銀行、卜內門洋行等，均屬會員。在中國征信所的擠壓下，幾家外商征信所的業務下降了三成。

中國征信所的業務一直維持到上海解放后才宣告結束。其歷年積存的上千卷行業、公司或個人調查報告書，全部保存在上海市檔案館，是反映近代上海歷史發展的寶貴資料。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