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有效益的投資是指通過投資的需求轉化、方式轉變、結構轉型、動力轉換,促進資金節約與合理使用,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新優勢,并能夠獲得合理財務回報和綜合效益,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更多貢獻和成效的資本形成過程,是實現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結構深度轉型升級、民生福祉極大改善、主體活力充分迸發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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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經視覺
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重大意義
一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有利于穩增長調結構促發展。有效益的投資能將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更高效地組合,驅動經濟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投資短板領域、新興產業,能夠創造新的、更高質量的供給,滿足并引領消費升級需求,解決供需錯配和資金錯配問題。在民生、環保、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投資,能改善社會福利、提升人力資本、優化生態環境,帶來顯著社會效益。
二是暢通資本循環的基礎條件,有利于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馬克思資本循環理論認為,產業資本采取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職能形式,實現價值的增值。沒有投資的有力保障與循環接續,資本循環就會出現堵點斷點。擴大有效益的投資能夠帶動優質生產要素向高效能產業、企業和區域流動、匯聚,實現消費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存量資產與增量投資的統籌聯動,債務與增長的良性循環。
三是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動力源泉,有利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當前,已經進入推動核心領域改革的縱深突破期,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對方式轉變、結構轉型、動能轉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充分發揮市場的識別、優選作用,完善投資的利益導向和資源配置功能;要讓投資者保持足夠的信心,有創新創業意愿,有穩定的預期;要保障投資者的權益,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是對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一次重要推動。
四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增強回報觀念和債務約束。一段時期以來,受體制和政策因素的影響,某些經營主體忽視投資的基本規律,盲目擴大投資規模,導致投資效益下降,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擴大有效益的投資有利于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全新投資理念,讓投資者的行為和決策符合市場經濟基本規律要求,讓投資者更多關注市場需求、合理回報和債務可持續性,從根源上減少低效和無效投資。
新時期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內涵拓展
投資效益是投資成本與其經濟收益的比較。如果投資的成本較低,但產生的收益較大,則可以視為投資更有效益,反之則是投資低效益甚至無效益。有效益的投資就是用較少的資本要素占用和消耗,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更多貢獻和成效的資本形成過程。新時期面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及其政策訴求,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內涵更加豐富,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明確為誰投資、投資什么、如何投資的問題。
一是投資有需求。當前,我國仍有一些企業技術工藝水平較低,產品檔次和質量不高,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轉型任務較重。光伏、儲能、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出現地區間無序布局和同質化競爭現象。醫療健康、養老、文化旅游等領域的服務體系不健全,難以滿足品質化、多樣化需求。要強調投資的“適應性”,根據市場需求和結構升級需要優化投資結構,減少盲目性和重復性,避免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
二是投資有回報。增量資本產出率越高說明投資效益越低,2008年,我國增量資本產出率為2.84,到2024年已經上升到6.05。企業資產利潤率反映投資收益水平,2010年,全國企業資產利潤率8.9%,2015年降至6.4%,2024年只有3.3%,下降明顯。2024年,中國18家主流車企總利潤不到豐田一家公司的40%,新能源車企也普遍虧損。要重視投資的“收益性”,在算好經濟賬的同時,也要算好綜合賬。
三是投資有獲得感。我國進行了長時期、高強度的投資,但是,有些投資并未全用到最緊迫、最關鍵的國家戰略和基礎民生領域。表面光鮮、用途不大的形象工程,過度超前、閑置冗余的基礎設施,貪大求洋、富麗堂皇的文體場館,這些投資事實上擠占了基本民生保障投入,與人民群眾現實需要相距甚遠。要堅持投資的“人民性”,不求“高大上”,而要接地氣,增強投資在穩定基本民生、增加就業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是投資有約束。與G20國家或主要發展中國家比較,我國政府負債率并不低。加之土地財政融資模式難以為繼,未來政府債務融資的約束明顯增強。要關注投資的“風險性”,充分考慮債務等約束條件,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顧長遠、可持續。
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基本路徑
投資著力點由“硬投資”轉向“軟建設”。“以人為中心”的投資是將人置于投資決策及其行為和活動的中心地位,是將人的需求、利益和權利置于投資行為的首位。這與追求物質財富增加,熱衷于建設大廣場、大草坪、景觀大道、豪華寫字樓的“以物為中心”的投資迥然不同。而后者不是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追求和發展方向。未來“以人為中心”的投資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滿足投資者的合理回報作為核心要素考慮,更加關注人的生活品質的提高,不斷拓展企業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增強老百姓在收入增加和消費升級方面的獲得感,增強企業在營商環境改善和利潤提升方面的獲得感。
消費率上升和投資率下降改變需求結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長期保持高投資的國家。當前,隨著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地緣政治沖突等帶來的外需增長不確定性增加,投資率過高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明顯的暴露出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漸突出,人口撫養比上升,儲蓄率呈下降態勢,成為投資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另外,由于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更加注重人力資本和研發等軟投入,對投資的依賴程度較以往工業化階段降低。2024年,我國投資率達到40.6%,與高峰時期相比已經下降了近7個百分點,符合上述趨勢。消費率的上升有助于從內需結構優化的角度支持有效益的投資的增長。
投資對供需兩端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強化。當前,面臨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困局,投資在供需兩端的作用相互掣肘。也就是說,在需求端擴大投資規模,解決需求不足問題,可能加重產能過剩;而在供給端壓縮傳統產能,會迫使相關產業收縮,可能加劇需求不足。因此,未來投資必須作出謹慎權衡,一方面,需要持續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發揮投資在應對重大沖擊時的重要調控功能,熨平經濟周期波動;另一方面,又要發揮好投資在優化供給結構中的關鍵作用,把有限資金用于解決科技短板問題和民生的關鍵領域,重在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避免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產生新的過剩和浪費。
科技創新和結構升級的重要性提升。未來有效益的投資擴張要把握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基本趨勢,通過科技創新投資引領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壯大,通過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的成熟和擴散,促進經濟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釋放出更大的投資新動能。與此同時,自動駕駛、“黑燈工廠”、無人機送貨等方面的投資,也對勞動力產生了顯著的替代效應,重復性高、規則性強和技能低的就業崗位面臨替代窘境。同時,也將推動新興技術領域的教育和培訓投資的增加,促進跨學科教育,培養具備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政府將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推動創新型企業和項目的發展,拓展更多與AI相關的新興崗位。
存量資產功能活化和高效利用的要求提升。經過長期大規模的投資,我國形成了數額龐大的固定資產,不少資產具有穩定的現金流或回報潛力,而且隨著網絡化、數字化、融合化水平的提高,存量資產的品質不斷提升,更容易通過市場方式盤活。可以根據基礎設施準公益性、較強的外部性,以及網絡化、區域化投資的特性,結合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布局要求,實施基礎設施和生態保護導向的開發模式。可以改變產業園區、老舊廠房等用途,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可以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工業遺產系統性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相結合,與旅游、生態環境建設相結合,形成多功能開發和再利用模式。
適應人口流動及其變化趨勢的投資需求增加。近年來,我國人口流動的格局加速轉變,跨區域看,人口向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集聚,在地區內部,中小城市、農村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動。與此同時,一些人口流出城市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減弱,人口收縮明顯。國家提出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未來有效益的投資也將隨人口流動向城市群、都市圈、國家和區域中心城市、縣城等重點區域集中;與此同時,城市人口將向中心城區集中,促進城市更新、環境治理、功能提升的投資增加。因此,必須構建起跨區域的合理分擔機制,落實“人地錢”掛鉤政策,在預算資金和土地指標安排上向吸納轉移人口落戶數量較多地區傾斜,從而提升要素資源配置的效率。
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政策建議
打造有效益的投資的活力空間。一是為經營主體松綁,突破條條框框,激發民間主體活力,打通制約民間投資的制度性痛點堵點,提高民營經濟在資源要素、內需市場等方面的占比及獲得的均等化水平,增強經營主體創新創業意愿。二是為地方政府松綁,鼓勵地方政府敢為天下先,大膽地實踐,大膽地嘗試。改革的模式、路徑不設統一的模板,允許基層政府探索適合本地需要的自選動作。在組織制度上給予改革者有力的保障,對改革創新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的,依法免除相關責任。
筑牢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民意基礎。一是以公眾利益為本。減少項目選擇中的長官意識,根據公眾的需求意愿,確定各種政府投資的優先順序;針對民眾收入減少、更加依賴低價公共設施的現實,在削減政府新增投資的同時,維持或增加公用事業運營補助。二是從細微之處著眼。多元參與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效應,平衡復雜利益訴求,實現投資的多重價值。暢通政策渠道和路徑,推動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居民多方參與的形式、流程、權責等制度化,讓更多的主體參與到項目中。
明確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市場信號。一是促進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落實“人地錢”掛鉤政策,推動土地指標和中央及省級補助資金向人口流入、產業集聚的區域傾斜。二是健全穩定的投資回報機制,理順市政公用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形成機制,制定合理的價格,使經營者能夠補償合理成本、取得合理收益。三是全面清理廢止先征后返、財政獎勵或補貼、土地出讓收入等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避免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
健全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項目管理。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進行優先序選擇。系統分析規劃、設計、建設、運營和維護各環節涉及的因素,準確識別和管控風險,擇優提出項目建設實施方案。堅持先評估后決策,廣泛聽取專家意見,做好多方案、多維度的論證研究。通過事前績效評估、事中績效運行監控、事后績效評價與結果應用,確保項目執行可查、可控和資金使用有理、有效。
增強擴大有效益的投資的責任約束。一是實行政府重大項目決策聽證和公示制度,實施重大政府投資決策失誤行為的行政問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投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擴大禁止和限制投資目錄,壓縮華而不實和非緊迫性政府項目。三是在重債地區的考核指標體系中,減少GDP、投資等指標權重,加大投資效益、防風化債指標及權重。四是從政策激勵、法律規范、社會監督等方面,推動各類所有制企業履行好社會責任,回報、服務和貢獻社會。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劉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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