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句話用在遼沈、淮海戰役中的蔣系高級將領身上,居然也很合適——雖然將軍一敗再敗,但仍有一批軍官發了大財。
全國政協文化和文史學習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收錄了蔣系長春市師長尚傳道(1975年特赦)寫的《長春困守紀事》,據這位“尚市長”回憶,當年困守長春的下級軍官食不果腹,普通士兵啼饑號寒,但他們的長官卻發了大財。
尚傳道回憶:“由于濫發大額本票,長春的物價比關內國民黨統治區更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長春的國民黨軍政頭目紛紛向北平、上海、長沙、昆明等地成百億、千億地匯出款項。這百億、千億的錢,在長春只值幾斤或幾十斤高粱米,而匯到內地就可換成幾十兩、幾百兩黃金。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團長以上的官員,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還是過著大米白面、魚肉葷腥、燈紅酒綠、飽食終日的糜爛生活。(本文黑體字均出自《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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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系文管系統就像武官軍銜一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筆者只知道“簡任官位列特任官之后、薦任官之前,屬于高等文官序列”,查閱資料才知道“委任官”還在薦任官之后,看起來老蔣的“委任狀”還真不怎么值錢,而且“委任狀”似乎也用不著老蔣親自簽發——各地科長科員的任命書都由他來頒發的話,他就是千足蜈蚣也忙不過來。
尚傳道作為“一市之長”,而且是“大城市”的市長,起碼也是個簡任官(還有史料說他是考取的高等文官,那級別可能就更高了),所以他自然也是燈紅酒綠,至于他往外匯出了多少大額本票、換了多少黃金,他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了二十六年,那些錢也不知道便宜了副官還是姨太太。
尚傳道沒寫自己賺了多少黃金,卻寫了蔣軍在包圍圈里的瘋狂殺戮:“從四月到十月半年間,長春的特務就通過‘特秘處(長春黨政軍特種聯合會報秘書處)’這個機構,逮捕屠殺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青年學生、無辜人民共約二百余人。處死的手段,有一小部分是用日本戰刀砍死或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1948年10月18日清晨,在警備司令部督察處長張國卿的命令下,特務們把督察處看守所殘留的‘犯人’四十八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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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瘋狂斂財,一面瘋狂殺戮,瘋狂殺戮的事情本文就不多聊了,以免有讀者會認為一些蔣系將領不應該享受“投誠”待遇,也沒有必要送進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
拋開蔣軍的殺戮罪行不談,咱們還是來看看蔣系將領在被圍乃至被殲的過程中,是如何大發橫財、大撈黃金的,筆者把書都翻遍了,也沒統計出他們到底賺了多少錢。
曾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和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的杜聿明,是坐飛機逃離葫蘆島的來到北平的,然后再從北平轉機往南京跑,因為要逃命的人太多,他就命令手下“輕裝”,但他的“北平辦事處”處長李誠毅卻死抱著兩件行李不放:“李吩咐大家清理行李后對我說,每人各帶一件行李,另外他有兩件行李非帶不可,內有黃金是他的命根子,要我照顧。到南京后我還特派了軍車把他們送到一個江西‘老表’家中。”
部下既不舍命也不舍財,杜聿明不但不加怪罪,反而提供了“幫助”,可見當時蔣軍已經是爛透了,就連一向比較清廉的杜聿明也不能免俗,這倒應了漁夫對屈原那句話:“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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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處長”當人是個肥缺,當軍長師長也不會少撈,第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上校參謀主任胡鍛夫在文章中揭露:“第九十一師師長戴海容于10月27日上午偷偷離開殘部,換上便衣,從小道逃回沈陽。用重金買了幾張飛機票,偕同他小老婆和幾個親信,攜帶大量黃金(據說有一千多兩)飛往北平。”
戴海容因為是臨陣脫逃,不敢跟杜聿明一起坐軍用飛機而只能買機票,他那一千兩黃金,也被北平機場執勤的憲兵敲竹杠“分”走了不少,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戴海容手里有黃金,根本不愁沒官做,不久之后在武漢重建第七十一軍,戴海容居然弄了個副軍長的職位。
“不幸”的是負責重建七十一軍的,是已經改任武漢警備司令的陳明仁,陳明仁一看戴海容這個“副軍長”的名字,馬上下令將其逮捕,結果七十一軍軍長熊新民又出面說情,陳明仁也不得不放人,于是戴海榮“帶著小老婆和大量財物到香港作寓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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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軍老蔣的警衛部隊改編的,可以說是嫡系中的嫡系,該軍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和第九十一師全部美式裝備,中將軍長向鳳武和少將副軍長熊新民都是黃埔畢業,他們在關鍵時刻爭先恐后逃跑,對其他逃將自然不會深究,所以熊新民當了軍長后,又將戴海容起復委用,幸好陳明仁在東北跌倒又在武漢爬起,這才斷了戴海容的“財路”,但戴海容一條路走不通,就另辟蹊徑,最后居然避免了被俘,您說這事兒上哪說理去?
嫡系部隊是這樣,王牌中的王牌也好不到哪去,那個新一軍大家肯定都很熟悉,那可是與新六軍、第五軍、第七十四軍和第十八軍齊名的“五大主力”之一,但這個軍后來也“被黃金壓垮”了——將領們一心忙著發戰爭財,而且也真發了財,打仗自然不肯拼命。
時任新一軍第五十師少將副師長、代理軍參謀長的陳時杰回憶:“位于遼中地區的新編第一軍,按照東北‘剿總’搶糧備戰的指示,派武裝部隊馳赴各地挨村挨戶進行搜查和搶購。當時搶購的小麥和高粱總數,估計有一百七十余萬斤。軍部、師部、團部有關負責人員都從中撈得一大筆油水。如第五十師副師長羅錫疇在搶糧工作中,撈得的油水價值一百多兩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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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杰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個副師長能撈一百兩黃金,那么軍長撈多少,李涯不用把腦袋從腳后跟里拿出來也能算得清,老蔣對此當然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遼沈激戰正酣,第四兵團司令官兼華北“剿匪”副總司令官李文在北平恣意享樂,老蔣聽說后也不以為意:只要他們不背叛,享受一點就隨他們去吧。
當時的秦(皇島)葫(蘆島)港口司令部少將副司令還記得當時在葫蘆島蔣軍內部流傳的一首打油詩:“一夕炮聲驚好夢,黃金斗印化塵埃,搶登飛機逃命去,袞袞諸公沈陽來。”
在很多蔣系高級將領眼里,江山是蔣家父子的,黃金沒抄才是自己的,那些手握重金的高級將領,在戰場上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賺”到的黃金帶著逃出去,于是戴海容逃掉了,羅錫疇也逃出去了,戴海容被剝去軍裝,羅錫疇不但逃掉,而且還一路高升,不久就調任五十四軍副軍長,1953年又調任“陸軍總部”高參,不但有錢,而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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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因為郭汝瑰租房子、坐破沙發而懷疑他是地下黨,這說明當時在蔣軍高層,不貪不占就是“另類”,而大發不義之財才是“蔣軍本色”,您說老蔣在遼沈、淮海、平津之敗,豈不是早成定局?這就像在足球場上,二十二個千萬富翁,會為沒有出場費的球賽冒受傷的風險而拼力踢球嗎?
蔣軍將領把黃金當成第二生命,甚至有時候干脆舍命不舍財,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講述他那些“同學”曾經多“富有”:“這些人被俘虜時,身上都帶有不少黃金美鈔,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萬兩黃金,宋希濂、馬勵武等的幾千上萬兩黃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鈔等,屬于公款,應予沒收……”
王陵基在《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惡活動》(發表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五輯)中承認,老蔣給他的八萬兩黃金,他藏起了大半:“我離開成都時,叫人送了兩箱存在我的親戚蕭公遠家中,又叫田糧處長王崇德拿出幾箱去托人藏匿,其余的就帶在身邊。”
王陵基裝黃金用的是彈藥箱,一箱黃金有多重,讀者諸君也能算出個大概,但是我們查閱史料,只知道戴海容和羅錫疇是帶著黃金逃掉了,其他高級將領手里更多的黃金哪里去了,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恐怕也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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