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給世人的最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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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2日，一位72歲老者病逝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饒漱石。

這個名字往往與“反黨陰謀”、“反黨同盟”聯系在一起。

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正式給饒漱石立了傳，并且在傳記的前言寫道：

饒漱石，化名小姚，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秘密工作。 曾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作出過貢獻。

1945年9月，中央任命小姚為華東局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

在主持“土改”期間，康生過分強調“貧雇農當家”，對一些堅持正確主張的干部實行打擊，稱之為“搬石頭”。

當時毛岸英流露出對康生的不滿，而對小姚則有些欣賞。

其實，小姚在山東土改的問題上，同樣犯有“左”的錯誤。

1947年7月7日，他在華東局干部大會上說：“一鍋端，殺了地主是好的，即使個別殺錯了，端錯了，只要是群眾行動也不要緊啊！”

他還說：“禮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桿子對驢……有的同志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我要問你，紐約的經濟繁榮，你那火車是開到紐約還是開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為什么不可以分？為什么不能分資本家的浮財？農民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

1947年中央“十二月會議”后，已逐漸糾偏，但小姚仍強調，山東的土改是“形左實右”。

1948年中旬，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序幕徐徐拉開。

作為華東局書記和華東野戰軍政委的小姚，與粟裕、譚震林、張震等人一道研究對策。

最后由粟裕綜合大家意見，向中央軍委提出進行淮海戰役（俗稱“小淮海”）的主張，并被軍委采納。

1948年8月，小姚召開華東野戰軍前委作戰會議，制訂了濟南戰役的作戰計劃。

淮海戰役開始后，中央軍委考慮發動渡江戰役，并決定以小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小姚為第二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小姚還兼任上海市委書記。

小姚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在針對國民黨潛伏特務的斗爭中，他也立下過汗馬功勞。

饒漱石（小姚）領導的“反特”斗爭，與黨史上一個毀譽參半的特殊人物緊密相連。

此人名叫胡均鶴，江蘇吳縣人，是抗日名將趙尚志的妹夫，早在1925年就已經入黨，但1932年被捕后變節。

蘇州解放時，胡均鶴找到了第三野戰軍保衛部，說想要找潘漢年，工作人員就要他去丹陽見饒漱石。

胡均鶴表示，愿意提供“中統”特務在上海的潛伏名單，以求立功贖罪。

饒漱石得知后，下了個指示：上海反特斗爭情況復雜，要用特務反特務，特別是汪精衛的特務，抗戰勝利后，這些人吃過國民黨官司，要利用敵人的矛盾。

根據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小姚的“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頗具成效，為上海的穩定和恢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饒漱石頗有些能力，對待下屬也有理解、照顧的一面。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劉順元，曾因不滿部分蘇軍干部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被迫離職，是為“旅大事件”。

他回到華東局向饒漱石、陳毅匯報工作時，還不無顧慮地問：“人家說我是反蘇分子，你們敢收留我？”

饒漱石聽罷搖搖頭說：“這怎么能說是反蘇？我看只是禮貌問題，我知道你這個人，說話直來直去，不會繞彎子。”

稍后，劉順元被任命為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書記，體現了對老同志的關懷。

但饒漱石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跟隨他多年的秘書艾丁，說饒是“偽君子”；

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形容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

厚道人楊尚昆，也感到饒“權位觀念重”。

這些弱點、缺陷與饒后來的身敗名裂，不能說沒有關系。

上世紀50年代，閻寶航之子閻明復，曾與饒漱石的女兒饒蘭欣認識。

饒蘭欣喜好集郵，閻明復正好有幾張蘇聯朋友送來的紀念郵票，饒蘭欣知道了就向閻明復要。

經獲準后，閻明復來到饒漱石家中。

饒漱石妻子陸璀出來迎接他，閻明復順便問了一句：“漱石同志身體怎樣？”

陸璀就說饒漱石在樓上，可以去看一眼。

上樓以后的閻明復，見到了表情木然的饒漱石。

當時閻明復還不知道，黨內發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饒漱石握了握手。

饒漱石說了一句：“啊，小閻來啦。”，就此再無第二句話。

這大概是迄今為止，見諸記載的饒漱石，留給世人的最后記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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