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與雅典偉業的鑄就》前言丨后浪歷史

在公元前500年到來之前的十年里，雅典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政制。半個世紀后，經過伯里克利改革，這種新型政體被帶向了其古典模式，而希臘人諸多最偉大的成就正是在伯里克利塑造的雅典取得的。當世界其他地區仍然處于君主專制、等級森嚴的垂直管控型社會時，雅典已將民主制度發展到了前現代社會的極致，也許比其他任何地方和時代都發展得更好。雖然雅典公民權局限于本地出身的成年男性，但是在城邦做出的每個決定中，雅典公民權授予公民完全、積極參與的權利，而不考慮財富和等級。雅典人將婦女、兒童、外邦人以及奴隸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他們發明的在政治共同體內部堅持平等的原則，是法國啟蒙運動時期萌發的現代普遍平等主義思想的種子。

世界上首個民主制的經驗在未來幾年可能比18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彼時相關的經驗因美國和法國革命而成為政治爭論的中心。當時，君主主義者在古希臘歷史中找到了反對民主政府的論據，民主制的支持者被迫以重新闡釋歷史的方式回應。最近東歐各國對當前政權的反對，以及希望用某種形式的民主取代它的普遍需要，令許多觀察家認為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永恒的。然而，尋求民主的大多數國家對這樣一個政體幾乎沒有或者只有一點兒經驗，也很少有人懂得設立和維持這樣一個體系有多困難。與此同時，民主制的現代擁護者似乎無法提供所需的知識和精神支持，因為他們忽視了它最初的原則。

雖然在我們這個時代，民主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它實際上是人類經驗叢林中最稀有、最精致和最脆弱的花中的一朵。它在雅典只存活了兩個世紀，在其他為數不多的實行民主制的希臘城邦存在的時間更短。兩千多年后，當它在西方世界再次出現時，它的范圍變廣了，但是根基更薄弱。與古希臘相比，法國和美國的革命更加慷慨地擴大了公民權范圍，最終僅僅將兒童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但是現代民主國家也更加間接和疏離，與這個術語在古代的含義相比更不“political”。

迄今為止，只有古代雅典和現代的美國實行民主制長達200年。另一方面，君主制和不同形式的專制制度已歷經千年。一個專制王朝、一個暴政統治、一個統治集團可能會被廢除，但總是一個被另一個取代，或者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最終建立某種垂直管控型社會。樂觀主義者可能認為民主是人類社會的必然和最終形式，但歷史記錄表明，到目前為止，它是罕見的例外。

有些人認為民主是人類天然政體，還認為一旦專制或“反動”統治被推翻，民主制的建立和成功就會得到保證，而上述事實應當讓他們有所警醒。對歷史上少數成功的民主制的考察表明，民主制要蓬勃發展需要滿足3個條件。第一是要有一套好的制度；第二是要有大量透徹地理解了民主原則的公民，或者他們至少具有與民主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特質；第三是要有高素質的領導者，至少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有時，第三個條件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彌補另外兩個的不足。

伯里克利不是民主制的創立人或發明者，而是在它被發明僅半個世紀后，在民主制還很脆弱時，才成為它的領導者。他在把民主政治從一個平民仍然服從貴族上層的有限民主轉換為一個完全自信的民主政府—身處其中的民眾不光在理論上，還在實際上擁有至高的權力—的過程中無疑發揮了主要作用。因此，除了作為政治功績所具有的研究價值，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可以為如何讓新生的、脆弱的民主制走向成熟提供指導。

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時段可以與公元前5世紀伯里克利領導下的雅典取得的成就媲美。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人口約有25萬，這些人創作的文學、雕塑和建筑作品，直到現在都是榜樣、靈感和奇跡。這個時期的雅典誕生了歷史書寫，其中一個公民一舉將其提升到了難以超越的高度。這個時期的雅典是科學思辨的發源地，其強度和獨創性罕有人及，也是至少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無人能比的政治探索、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的溫床。

伏爾泰將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視為僅有的4個享有類似輝煌時期的社會之一：“4個幸福的時代，在這4個時代里藝術臻于完美，它們標志著人類思想的偉大時代，是后代的榜樣。”其他3個是愷撒和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羅馬、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還有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法國。我們也許可以把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的英國加入其中，但在本世紀之前似乎沒有其他時代可以與這5個時代處于一個等級。

如果要了解希臘人的經驗，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它是一個特例，是古往今來絕大多數人類社會未曾有過的例外。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印度和中國文明，與后來那些南美和中美洲文明在基本形式上類似，但是它們明顯從根本上與希臘文明不同。它們有復雜、高度發達的社會，通常圍繞城鎮中心建設，國王和神權階級處于統治地位。它們中的大多數都發展了深奧的書寫系統，只有少數專業抄工精通。在龐大且組織嚴密的官僚機構的幫助下，它們擁有強勢、權力集中的君主制政府，統治相對廣袤的土地。它們有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專業的常備軍隊，以及用以維持這些的常規稅收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傾向于文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然而，希臘文明與這種模式大不相同。它興起于公元前1000年之前，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一種受埃及和近東文明影響的文明）崩塌后不久，誕生在一個窮困、幾乎是原始的世界。城邦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小型農業村莊。商業貿易幾乎停止了，此外，不僅希臘人和其他種族之間的交流大幅減少，而且希臘人之間也是如此。寫作技藝也消失了3個多世紀。總之，希臘文明的母體是一個黑暗時期，在這一時期，一小群貧窮、與世隔絕、不識字的人被世界其他地方忽視，獨自發展他們自己的社會。

在大約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750年的3個世紀里，希臘人為他們偉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礎。相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聯合起來，一方面防止外部敵人入侵，另一方面維持他們之間的和平。他們為了新的生活方式發展起來的單位叫polis，即城邦。當時有數百個城邦，每個都喚醒了公民的某種忠誠和依戀感，這使得解散某個人的城邦并將它合并進一種更大單位的想法變得不可想象。結果，出現了一個動態的、多元的、充滿競爭的，有時是混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突出的成就和勝利具有最高價值。這種競爭（agon）的特質標志著整個城邦歷史之中希臘生活的特性，并在西方文明中發揮了極其突出的作用。在文學和藝術領域，這一觀念也帶來了非凡成就，而在這些領域，時而正式和系統化的競爭激勵著詩人和藝術家，正如在政治生活中，相同的精神特質鼓勵著個人參與和個人自由。

國王與邁錫尼世界一起消失了，因此城邦實行共和制。希臘人非常貧窮，所以他們之間的財富差距相對較小。與東方文明相比，等級差異不是那么明顯和重要。公元前700年后出現了一種新的作戰方式，戰爭的主要形式從騎兵作戰變成由重裝步兵（hoplite）組成的方陣（phalanx）之間的戰爭，這種新作戰方式帶來了進一步發酵的影響。它卸掉了少數富裕男性保衛城邦的主要責任，因為之前只有他們能負擔得起馬匹，并將責任轉移到普通農民身上。這些農民有足夠的錢財購買盔甲，能讓他們在重裝步兵方陣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時，軍事組織的轉變也強調了大多數人的共同努力。希臘軍隊由沒有報酬的公民兵組成，在戰爭結束后他們會回去種地。作為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獨立捍衛者，他們要求在最重要的政治決策中發揮作用。這樣一來，相當大一部分人將共享政治控制權，參與政治生活得到了高度重視。

這些城邦不需要官僚體系，因為沒有巨大的城邦財富需要管理和監督，也沒有太多的經濟盈余來供養官僚群體。大多數城邦沒有實行定期征稅。這些城邦沒有獨立的神權階級，也不怎么關心死后的生活。在這種變化的、動態的、世俗的、非常自由的環境中，首次出現了基于觀察和理性的思辨性自然哲學，它是現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