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廢掉所有核電站的背后，是啟蒙神話的崩塌

文 | 丁毅超

科學和專家權威的削弱一直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的明顯趨勢，相信稍微大一些的讀者一定能想起方舟子與崔永元關于轉基因大豆的辯論。當然，對轉基因大豆的質疑在西方更為久遠，這一發端于左翼的轉基因質疑，最初是對工業化農業生產的強烈不滿，激進左翼的反對者創造性地將轉基因大豆稱之為“弗蘭肯斯坦式食物”，并把轉基因大豆與反資本霸權、維護生態正義、保障弱勢群體權益等核心議題聯系在一起。

時至今日，轉基因大豆究竟有沒有問題可能是一個科學問題，但民眾對轉基因大豆的不認可則是一個普遍事實，西貝后廚的轉基因大豆油就是最新的證據。

無獨有偶，反核電是左翼運動的另一個重要主張。尤其是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之后，這一運動得到了大大加強。以至于在今日，反核電都是西方左翼環保主義的核心主張。以至于德國綠黨即便在能源緊缺的情況下，也要關閉德國僅剩不多的核電站。

10月25日，德國巴伐利亞州貢德雷明根核電站的兩座冷卻塔于當日12時遭爆破，約有3萬名民眾在核電站附近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德國從此徹底告別了核電，之前他們也炸毀了自己最先進的火力發電廠。可笑的是，德國需要向法國大量購買電力填補需求，然而法國的發電量中，七成都是核電，而且這其中有些核電站離德國的距離也不算遠。

當然在“反智主義”路上狂飆突進的不只是左翼，右翼同樣如此。尤其是當社交媒體將特朗普“消毒劑殺死新冠病毒”的“奇思妙想”傳播到全世界時，信奉科學的人是何等絕望并不是什么難以想象的問題。更不用說小羅伯特·肯尼迪這樣的疫苗懷疑論者成為美國衛生部長。很難說，這究竟是魔幻現實主義更多一點還是黑色幽默更多一點。

面對科學和專家權威的衰弱，無數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直接的看法是將責任歸咎于民粹主義的興起，換言之，民粹主義者通過反精英情緒有意將科學和專家塑造出某種脫離與民眾的符號，從而瓦解權威的信任基礎。

更具反思性的看法則會將目標聚焦在學術共同體內部，這種觀點認為專家權威的崩塌源于自身公信力的透支。尤其是當學術研究與資本利益綁定、當同行評議機制淪為圈子游戲，學術共同體自身的不檢點削弱了民眾的信任。

更深層的批評則指向了理性主義本身，即理性主義自身的缺陷導致了權威的削弱。筆者試圖將這一結論更進一步，指出導致科學和專家權威興起的原因恰恰是其衰弱的原因，更精煉地說，啟蒙反對啟蒙。

啟蒙的科學神話學

對科學權威的討論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即，什么是科學權威。這一問題的答案則需要通過思想史的原始追溯才更能夠得到澄清。在直到中世紀，自然科學，或者說自然哲學本身（畢竟那時候還沒有自然科學這一稱謂）并不會被視為權威。上帝才是一切權威的最終來源，《圣經》則是解讀上帝的權威文本，而羅馬教會是權威的唯一合法解讀者。

托馬斯·阿奎那的創舉就是將《圣經》與亞里士多德結合在一起，從而建立起一套整全的神學框架。作為一種有趣的副產物，亞里士多德也分享了上帝的神性，成為了神學權威的一部分。

托馬斯·阿奎那

然而伽利略卻率先對這種權威范式提出了反對。這一反對以同時期大量的自然科學成果為基礎，這些成果的突出表現就在于其普遍有效性。或者用今天的話說，純凈的水在一標準大氣壓下沸點為100攝氏度。牛頓的力學和光學可能是國內最為熟悉的例子。

伽利略在《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就指出，之所以自然科學能夠獲得如此大的突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方法論的改變。更準確的說，這些自然科學家敢于用自己個人的理性進行思考和實驗，從而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結論的權威性。伽利略甚至進一步聲稱，人類和上帝的區別只在于理性程度的差異。

霍布斯在繼承了伽利略核心主張的同時，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野心，他試圖將這種科學的成功復刻到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他的方法論也十分簡單粗暴，即將這種理性方法論直接運用到其他領域中去。如果用一個高度簡化的模型解釋，霍布斯認為只要能夠找到普遍的前提，然后在以絕對理性化的方式進行推理，那么就一定能獲得普遍的結果。這就是我們今日稱之為啟蒙理性主義的原初構想。

霍布斯

讀到這里，敏銳的讀者可以發現，啟蒙時代以來的科學權威并不是建立在普遍有效這一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如何讓人確信它是普遍有效的這一基礎上。還是以剛才水的沸點作為例子，如果我在完全同樣的實驗條件下也能夠復刻產生同樣的結果（實驗的可重復性），并且科學為我提供了一整套因果性的關聯解釋為何會出現這一現象，然后作為個體的“我”完成了對這一科學結果普遍有效的信服。

這一機制就是科學權威在18、19世紀不斷興起的原因，也是在它在20世紀逐漸衰弱的原因。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討論這一問題。

從橫向的維度看，科學概念的不斷泛化導致其無力承擔啟蒙理性主義所創造的信任路徑。這又進一步可以分為兩個層次進行討論，第一是泛化本身的影響。正如霍布斯所設想的一樣，無數的學者都試圖以這種個人理性的思考方式不斷拓展科學的范圍。19世紀中后期開始，社會科學的大量興起就是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表現。問題是，一旦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這種啟蒙理性的機制就失效了。

原因很簡單，人類社會不是實驗室，我們不可能為社會科學提供像自然科學一樣的實驗條件。尤其是考慮到社會實驗可能會對數以百萬記的個人產生影響，這種實驗在倫理上和政治上都是缺乏實踐性的。醫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類似的問題。尤其是涉及到某些不可逆的傷害時，醫學實驗只能在某種非常規的，或者更準確的說，類似于731這樣的不人道情況下才可能展開。

這可以從側面解釋一個現象。即為何今日往往在單純涉及到物的部分，科學權威比較強勢；而越涉及到人的部分，科學權威就越弱勢。進一步說，由于缺乏實驗的復現性，這些與人愈發相關的學科都越容易陷入到不同理論的相互競爭中，理論的不統一本身就削弱了一般民眾喪失對其普遍有效的認可。經濟學關于10個經濟學家會有18中不同預測的笑話就是其內在結構性缺陷的表現。

更為麻煩的是，這些本身相互競爭的理論必須接受與現實世界的擬和。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則反過來導致相當多數的理論破產，對我國開放二胎后的出生人口預測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更往前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人口學界普遍流行的人口控制論被視為一種科學，進而轉化為計劃生育這一國策的科學依據。但這些曾經的科學權威在與現實的擬和過程中出現巨大反差，這必然會進一步削弱民眾對科學本身的不信任。

第二則是科學本身沒有阻止自己泛化的動力。正如上文所言，科學權威本身是以啟蒙理性作為自己的邏輯基礎，啟蒙理性絕不會主動承認自己不是普遍有效的。反應到科學這一領域上，啟蒙必須將整個世界科學化。或者用更簡單的話說，啟蒙拒絕拋棄科學主義。一旦否認科學是解釋世界、判斷價值、指導人類生活的“唯一合法途徑”，那么理性自身的普遍有效性神話也將破產。

最直接的例證就是，它很難證明為什么自己比上帝具有更高的合法性。事實上，霍布斯在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這也是他為何因為非理性的局限把“審慎”這一概念排除出去的同時，將理性作為人之為人的唯一衡量標準。

從縱向的維度看，科學領域的不斷分化同樣導致它日益無法承擔啟蒙理性主義所創造的信任路徑。隨著科學的自我發展，高度的分工和專門化是其不可避免的趨勢。甚至廣為被普通人批判的“學術黑話”也是自然科學無法擺脫的一部分。

很多生造的術語確實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純粹的學術游戲，這一點在某些人文社科領域問題會更為突出；但我們的日常語言并不能充分滿足特定學術領域的交流需要也是一個事實。學術內部共同體一定會創造出來一系列學術術語提高內部的交流效率。

問題是，在這樣科學高度分化的時代里，科學還有沒有可能讓大部分人認識到科學的普遍有效性。舉個例子，將鏡子放在太陽光下觀察折射現象是小學生就能做到的實驗，讓一個人掌握大型量子對撞機實驗的操作和觀察則需要經年累月的培養。

今日科學的復雜和全面程度則導致了沒有人可以通過個人的理性認知確認科學的普遍有效性。換言之，科學本身在個體的認知過程中日益成為黑箱。由此產生的致命后果是，絕大部分人實際上根本無法判斷各種科學理論是否正確，因為我們可能連充分理解都做不到。

這可能才是科普為何在當代世界日益失效的真正原因。這不是改變科普方式或者科學敘事就能解決的問題，個體認知能力的有效性和無窮增長的科學知識之間是有限性和無限性的永恒割裂。或者更悲觀地說，越拼命地進行科普，越有可能發現有限性和無限性的鴻溝在不斷擴大。

而當科學徹底變為黑箱的時候，它本身成為了新的神秘。用更夸張的說法，它最終變得和上帝一樣，只能通過虔誠的信仰確認科學的普遍有效性。于是歷史再次實現了諷刺性的循環，啟蒙理性所創造的科學變成了鏡像版的創世神話；理性即上帝，科學即信仰。

啟蒙的精英制

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故事的開頭，啟蒙理性從一開始就是以反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為自己對手。或者更準確的說，它反對被阿奎那經院化的“亞里士多德學”。用霍布斯的說法，當時的科學本質上都是一種“亞里士多德學”，科學服從于亞里士多德的個人權威之下。用更通俗的話說，亞里士多德說什么是對的，什么就是對的。

啟蒙理性顛覆了這一邏輯，認為亞里士多德充其量也只是一個人。他可能知識淵博，但這不代表他說得都是對的。相反，個人運用理性推導出的結果比傳統的個人權威或者神學權威更有效。自然科學大量的成果爆發就是這種方法論優越性的直接表現。

啟蒙理性的這套邏輯當然具有時代的積極意義，但它同樣迅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果不同人運用理性卻推導出不同的結論，那么我們該怎么辦？

解決的辦法也十分直接，那就是別人的理性出錯了。霍布斯直接宣稱理性本身是不可能出錯的，出現不同結果都原因只能是人自身理性能力不完善的結果。換言之，1+1=2是絕對正確的，之所以會出現1+1=3，那一定是有人在算的過程算錯了。

整個近代社會契約論的演變非常符合這一邏輯。洛克宣稱霍布斯錯誤地假定了自然狀態的情況，自然狀態應該像北美大平原一樣充滿了開拓的可能性。盧梭則進一步宣稱之前的自然狀態假說摻雜了過多了文明狀態，以至于無法對人性做出準確的定性。

那么這套以宣稱自己理性能力優越性的邏輯產生的結果是什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當不同人運用理性卻推導出不同的結論的時候，我們應該聽從更好利用理性能力的人（也可以說更聰明的人）？這是不是今日被我們稱為精英或者專家權威的基本邏輯結構？

事實上，盧梭自己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獻詞中就承認，“把你們有益的信任毫無保留地托付給這些如此賢明的官員吧！這份信任是一個有理智的人對有德行的人應當表示的。想想吧，是你們選擇了他們，而他們會證明你們的選擇是對的。”

現在我們將問題推入更深的層次。如果其他人認為自己比這些精英更好地運用理性，這時候專家又該怎么辦？特別是在科學自身存在內在結構性缺陷的情況下，專家，或者說精英，又如何證明自己的理性優越性呢？

問題到這里還沒有結束。再進一步說，是個體運用理性推理，而不是理性控制個體去推理，那么作為主體的個體為什么要屈服于理性，而不是自己的個人意志？這樣講可能過于抽象，但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過來。

近代社會契約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保家衛國，或則說，為國犧牲的問題。社會契約最初誘惑人加入，原因就是為了更好地保住自己的生命。現在社會契約反過來要你為了契約本身犧牲自己的生命，雖然在理性上是有邏輯自洽性的，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是目的與手段的倒置。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為什么還要服從于理性的自洽性，而不是激發出自己怕死的激情呢？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學術共同體內部的集體偏好反而是不那么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本質是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問題。他認為理性不只是手段上的有效性，也是目的上的正當性。所以他一方面認為理性是確保社會科學“科學性”的關鍵方法，另一方面這種理性的作用是工具性的，而非建構普遍性的。

轉化到具體實踐中，他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選題必然受研究者的價值導向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進入研究過程，研究者必須用 “理性” 克制主觀價值判斷，通過客觀的資料收集、邏輯分析、因果論證，避免將個人偏好強加于研究結論。

但問題恰恰就出在價值導向的影響上。如果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偏好普遍與民眾脫節，是不是反過來意味兩者正處于不同的生活空間，喪失了專家權威的普遍有效性？比如20世紀后半葉，社會科學將大量研究投入到DEI項目之中是不是削弱了自己的信任度?

當然，更為關鍵的問題還是剛才所說的個體意志與理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矛盾中，越是強調自己的精英身份，越容易激起個體意志的反抗，從而加速削弱專家權威。除了轉基因大豆外，全球氣候變暖也是這種抱薪救火行為的完美例子。第一，科學家確實提供了無數模型預測了全球變暖的可能性，但長期預測本來就是一件高度不確定的事情。任何微小的參數誤差都可能導致最終結果的巨大誤差。第二，即便有專家敢保證自己的結果是準確無誤的，民眾實際上也無法確認專家的保證本身是否有效。尤其是在科學史中科學家的記錄并不那么鼓舞人心的情況下，這種認可就更難保證了。

第三，專家能夠對自己的結論作出擔保么？一方面，專家往往會傾向于將自己的結論加入一串限定條件，避免潛在的爭議性。另一方面，預測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專家的意見偏好。第四，同時也最糟糕的是，專家的保證真的有用么？專家利用自己的權威進行擔保的前提專家能夠承擔不準確的代價。

比如在全球變暖問題上同樣如此。預測本身會引發產業政策的變動，導致某些人失業和某些產業的衰弱。那么假如全球變暖沒有如專家預期，專家本人即便傾家蕩產也無法填補相應的直接損失，更不用說間接損失了。或者更準確地說，科學家僅僅能夠告訴我們由于全球變暖將引發更多的極端氣候，但這種極端氣候造成的實際影響則是無法準確估計的。所以全球變暖在政策實踐上本質是一個風險問題，即我們可以為了現有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承擔極端氣候可能帶來的損失。用大白話來說，人需要長遠眼光，但首先要活過今天再說。

專家權威起源于啟蒙理性對神性權威的崇拜，但這種懷疑本身也釋放出個體意志的絕對性，以至于個體意志反過頭來質疑作為啟蒙理性化身的專家的權威性。從這一點看，黑暗啟蒙不愧是啟蒙的正統嫡子。或者說，自由意志主義者（自由至上主義者）確實是啟蒙精神的直接繼承者。他們與自己的18、19世紀前輩唯一的區別在于是否相信自己可以帶領民眾啟蒙。他們的前輩懷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認為最終在啟蒙先行者的帶領下，可以實現人的普遍啟蒙。（見我們之前文章《尼克蘭德，另類右翼與黑暗硅谷的啟示》）

尼克蘭德

但黑暗啟蒙的支持者則對此持有悲觀態度，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將一般人開除人籍。他們認為大眾和霍布斯意義上的嬰兒一樣，是非理性的，因而非人的和未成熟的。啟蒙先行者需要徹底控制這些大眾的思想和行為，將他們強制帶入啟蒙世界。或者用黑暗啟蒙自己的術語來說，這就是技術封建主義的本質。

啟蒙反對啟蒙

本文一直科學權威和專家權威兩個角度來分析問題，但這并不代表兩個權威是相互獨立的。恰恰相反，科學權威的衰弱和專家權威的衰弱可能是同一件事情。舉個簡單例子，任何的科學理論總是由具體的專家提出的，而理論與現實的擬和失敗不僅會導致對科學權威的削弱，更是對專家權威的嚴重動搖。畢竟沒有誰會信任一個反復預測失敗的專家（或者你也可以稱之為精英）。在這一意義上，之前的不同角度剖析反而是為了進行更完整的理論呈現。

當然筆者并非否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學術共同體的內部腐敗以及社交媒體的回聲室效應在這一問題上的影響。特別是作為學術圈的內部參與者，筆者并非不能提供大量“捕風捉影”的故事。而社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更是筆者在以前文章中反復提及的問題。

但這些影響更多是外在性。即便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絕對公正且完美的學術共同體，即便社交媒體沒有那么發達，我們可能依舊無法阻止科學權威和專家權威的衰弱。尤其是當科學權威和專家權威本質上都是啟蒙理性自我展開的不同結果時，這種衰弱更是會在實踐中以螺旋下降的方式存在。

科學的發展等同于科學的泛化與黑箱化，而泛化和黑箱化導致專家無法確保理論的普遍有效性，無法確保理論的普遍有效性和實踐上的失敗又導致科學與專家的權威的進一步下降。反過來說，啟蒙越要求理性的普遍性，就與個人意志的沖突越激烈。在無數個體意志的強烈沖突下，專家自身的理性優越性被進一步削弱，并導致專家無法有效捍衛科學的權威性。

或者更詳細地說，當科學替代理性成為社會治理的唯一合法工具時，它自身也變得易受政治攻擊，而對專家的不信任正是這種攻擊在個體層面的直觀反映。這也是為何不同意識形態光譜都會存在自己的“反智主義”偏好。

當理性試圖滲透到政治的時候，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精英和科學家則是它的喉舌和代言人。這當然也會反過來引起其他意識形態的攻擊，這種攻擊則往往以“反智主義”和陰謀論這樣的方式出現，將政治情緒以赤裸裸的不加修飾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這一意義上，將問題只歸咎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能并不公正。至少這很難解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出現之前的“反智主義”現象。事實上，“反智主義”并非新事物，還是具有非常古老的歷史。

更為令許多人絕望的是，我們似乎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解決方案。無論是要求科學進行自我反省，承認自己在人的部分的有限性；還是要求科學傳播模式的根本性變革，亦或者是要求民眾自己主動走出信息繭房；可能都是一種軟弱的呼喚，而非真正逆轉局勢的辦法。甚至更悲觀地說，科學權威和專家權威已經隨著啟蒙理性一起陷入不可逆的衰退軌道之中。

很多人可能也不必悲觀，筆者在質疑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解決方案時，并不否認上述這些外在性的舉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權威的衰弱。用套話來說，如果科學和專家不再追求虛幻的“絕對正確”，而是通過建立在道德、透明和雙向對話基礎上的信任，那么公共決策在不確定性中能夠獲得可持續的、經得起考驗的支持。

我們可能還有一個更積極的解釋。正如啟蒙的崛起不能消滅宗教一樣，啟蒙的衰弱也不會毀滅科學。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科學回歸更為“謙卑”的狀態，將對世界科學化的渴望弱化為特定共同體的內部意識。直到今日神創論依舊對宗教共同體具有強烈價值意義就是可能的例證。可能的新時代不代表啟蒙和科學的消失，只不過這個新時代可能不再由啟蒙和科學所主導。

總而言之，科學與專家權威的“跌落神壇”，不是一場偶然的社會風潮，而是啟蒙理性自誕生之日起便埋下的邏輯必然。啟蒙在構建 “理性萬能” 神話的同時，將科學和專家帶上了神壇；而當啟蒙開始自我解構是，科學和專家也隨著一起衰弱。

或許，啟蒙和宗教的神話同構行讓我們可以懷揣著最美好的愿望揣測，科學與專家將在這場 “祛魅” 之后，以更真實、更有溫度的姿態，繼續參與人類對世界的探索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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