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關稅戰爭：TikTok爭端背后的全球規則博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秦朔朋友圈

作者｜朱兆一

從2025年2月延宕至今的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的關稅曾高達125%。但在這些“明刀明槍”的數字背后，一場更隱蔽、更具殺傷力的戰爭正在數字領域悄然展開。

數字領域最受關注的無疑是禁用TikTok案件。與其說美國在禁用TikTok，不如說是在通過數據本地化、算法審查等一系列要求，強制這個平臺進行徹底的商業重組。

表面上看，這是監管行為；但經濟學家和貿易專家卻看到了另一層含義——這是一種“數字關稅”的新形式：不是通過征收貨幣關稅，而是通過強制合規將成本隱形地轉嫁給目標企業。這既能達到對價值鏈重構的目的，又規避了國際貿易規則的直接制約。

這正是數字關稅最危險的地方。它不像傳統關稅那樣明目張膽、容易被識別和報復，而是藏在法律、安全和隱私的堂皇名義下，卻能以外科手術般的精準度打擊對手的技術命脈。

從TikTok看美國的數字關稅

要理解這場看不見的戰爭，需要仔細解析TikTok在美國遭遇的一系列“合規”要求究竟是如何轉化為經濟代價的。

美國政府要求TikTok啟動“得州計劃”，將美國用戶的數據遷移至本土的甲骨文云服務器。這聽起來只是技術問題，但背后的成本鏈條卻環環相扣。TikTok為此投入了約15億美元的重組資金。僅僅是數據存儲和審計的年支出就激增了2億多美元，攤到每位美國用戶頭上，相當于每年1.2美元的“隱形稅”。

這筆錢最終會流向哪里？成本不會憑空消失，而是沿著產業鏈逐級轉移。平臺為了彌補運營支出的上升，被迫提高廣告刊例價和電商傭金。這意味著中小企業的營銷成本上升。與此同時，為了對沖算法隔離和重構帶來的約1.2億美元成本，平臺可能削減對內容創作者的收益分成。這樣，生態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得承受壓力。結果是TikTok的北美業務毛利率被迫下降接近10個百分點。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與征收關稅沒有本質區別——都是通過強制增加成本來重新分配價值。只是關稅寫在表面，而數字關稅藏在法律條款里。

更深層的爭奪發生在算法層面。TikTok的商業帝國價值中，推薦算法貢獻了70%以上。這套“煉油工藝”正是美國真正想要掌控的東西。美方要求該算法代碼和模型接受美國指定實體的部分托管和審查。表面理由是防止內容偏見和安全隱患，深層目的則是獲得對這套核心技術的定價權。

最終雙方達成的妥協方案反映了各自的精明算計。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保留算法的知識產權所有權，但美國本地的新合資公司獲得算法模型的本地副本，可以在不依賴總部的情況下獨立運營。作為交換，這家合資公司需按營收的約15%向字節跳動支付年度技術許可費。看似平衡的方案，實際上變相地將算法轉化為了一項“租賃資產”。字節跳動通過技術租金進行的長期回收，與傳統關稅對價值的持續征收無異。

至于算法的透明度問題，最后也找到了各取所需的方案。美方可以看到算法的輸出結果——檢查每一筆計算的產品質量，但看不到源代碼——煉油配方始終對外加密。這個折中方案體現了當代技術主權博弈中現實主義的智慧。

數字壁壘比關稅更兇險

理解數字關稅的威力，需要看清它相比傳統關稅擁有的三大優勢。

首先，它規避了多邊貿易規則的制約。傳統關稅受WTO框架的嚴格限制，但數據本地化措施打著“國家安全”和“隱私保護”的旗號，自然逃脫了多邊協議的束縛。美國只對中資背景的平臺施加嚴格要求，而對其他國家企業網開一面。這種差別對待在法律形式上屬于國內監管措施，根本無法被指責違反最惠國原則。

其次，數字壁壘具有極高的靈活性和調整速度。監管者可以隨時重新定義“敏感數據”的范圍，一紙公文就能把某類企業拉入更嚴格的管制范疇。這種動態調整的速度和精準度，遠勝于調整傳統關稅稅率或商品清單所需的漫長程序。這使得數字關稅成為更靈活、更隱蔽的博弈工具。

第三，也是最狡猾的，數字壁壘往往與公眾情緒和社會議題深度綁定。美國將TikTok的監管措施包裝成“保護青少年隱私”和“防止虛假信息傳播”等公益訴求。相比純粹經濟動機的報復，這類帶有道德光環的舉措更容易爭取本國民眾支持。這讓對手在發動對等報復時陷入兩難——在相似議題上針鋒相對的成本太高，很容易激發國際輿論的批評。

綜合來看，數字關稅的威力恰恰在于其隱蔽性。它躲開了國際貿易協議的聚光燈，卻深植于數字經濟的命脈。一旦發動往往能精準打擊對手的要害，且不易招致立刻反制。這解釋了為什么各國在近年數字博弈中更頻繁地動用數據和技術管制——在某種意義上，它們看到了比傳統關稅戰爭更高的戰略收益。

全球三大陣營的規則割據

當前，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圍繞數據主權和跨境流動的競爭，已經形成了三大對立的陣營。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核心訴求和戰略工具。

美國走的是“長臂管轄”的道路。表面上，美國倡導數據的自由流動，但實際上通過《云法案》等法律條款，賦予了自己對全球數據的強大調取權。

只要數據涉及美國司法管轄的任何實體，美國執法部門就有合法權力獲取該數據——即便這些數據物理上存儲在他國的服務器上。這實際上是把傳統地緣政治中的霸權概念直接延伸到了數據領域。

美國憑借其技術實力，事實上向全球企業征收一種隱形的“數字鑄幣稅”。TikTok之所以成為當前最主要的靶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崛起挑戰了美國在社交媒體和數據資源上長期以來的壟斷地位。

歐盟的策略則是筑起一道“堡壘式”的監管高墻，并通過標準輸出來擴大影響力。歐盟制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設立了全球最嚴格的隱私保護標準。任何企業若要向歐盟外跨境傳輸數據，歐盟要求目的國必須被認定提供“充分”的隱私保護等級——這一要求實際上鼓勵了企業將數據本地存儲。

更有野心的是，歐盟通過“充分性認定”機制，把自己制定的高標準向外強行輸出。目前已有十多個國家被歐盟正式認定為提供“充分”保護，這意味著它們被迫采納歐盟標準才能與歐盟進行數據互通。

歐盟還通過《數字市場法案》等新法規，對全球科技巨頭課以嚴格義務。早在2021年，歐盟監管機構就以違反《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為由，對亞馬遜處以約8.85億美元的罰款——這是迄今為止歐盟在隱私領域開出的最高罰單之一。它標志著歐盟開始以經濟制裁的方式鞏固自身的數據治理權威，用“規則輸出”取代傳統的市場競爭。

中國則選擇了“主權優先”的道路，并嘗試打造區域化的數據生態。中國將數據視作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資產，要求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必須在國內存儲，向海外傳輸須經過嚴格的安全評估。

同時，中國通過“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自己的數字技術標準和平臺服務。華為公司在東南亞、中東等地參與建設本地數據中心，提供“主權云”解決方案。這些方案的妙處在于，讓數據既能滿足當地國家的監管要求（數據不出國），又能使用華為的先進技術和算法。這打造了一個相對獨立、但內部又高度互聯互通的區域數據生態圈。

這三種模式的根本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權力邏輯——

美國追求的是對全球數據的絕對控制權；

歐盟追求的是通過標準輸出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范圍；

中國追求的是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建立與友好國家之間的數據合作網絡。

結果是，全球數字治理陷入了嚴重的碎片化。

當數字規則碎片化，誰為此付出代價？答案令人震驚。

根據經合組織OECD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于2025年聯合發布的報告《數據監管的經濟影響》（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Data Regulation）測算，如果各國全面實施嚴格的數據本地存儲和流動限制措施，全球GDP將下降4.5%。

按2030年的世界經濟規模推算，這相當于3.8萬億美元的潛在損失。相反地，如果能夠建立開放且兼顧安全的全球數字規則框架，讓數據在充分的信任保障下自由流動，全球GDP反而有望增長1.7%。可見，數字關稅設置得越多，全球“蛋糕”縮減得就越快。

受傷最深的是中小企業。TikTok在美國約有750萬商家賬號，其中大量是靠這個平臺獲取客戶的小微商家。當TikTok陷入合規困境時，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就是這些資源有限的小企業。

一項研究統計顯示，在TikTok的美國商家中，近四成表示如果獲取客戶的成本再有上升，他們將被迫削減營銷預算甚至完全離開這個平臺。數字壁壘最終轉嫁給了創業者和中小商家，這無異于在經濟中擴大貧富差距。

技術創新也陷入了困境。短期看，數據本地化確實會刺激當地的科技產業。甲骨文因為獲得TikTok的云服務訂單而股價上漲。但長遠看，前沿技術如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高度依賴海量、多樣的全球數據來進行訓練。如果數據被人為分割在各個國家的“孤島”中，全球協同研發變得困難，技術突破的速度不可避免地會放緩。這種碎片化狀況對全球創新生態的傷害，可能要用幾十年才能真正彌補。

破局之道

面對這種局面，既有被動承受的企業，也有主動出擊的企業。同樣，各國政府也在探索如何主動塑造規則。

在企業層面，華為的做法值得關注。華為在德國建立了本地數據中心并通過了權威的安全認證。歐洲用戶的數據存儲在德國國內，由當地子公司管理運營，但底層的云服務技術仍由華為提供和持續優化。

這種模式既滿足了歐洲的數據主權要求，又保留了華為對技術的控制權。螞蟻集團則在研發名為“隱私計算”的新技術，通過區塊鏈和加密算法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

這意味著數據本身不需要出國，但各方仍可在不看到具體數據內容的情況下進行聯合計算。這為跨國金融風控、醫療數據合作等應用場景打開了新的可能性。

字節跳動在印尼的策略則體現了深度本土化的威力。當印尼政府禁止獨立的社交媒體電商后，TikTok迅速與印尼最大的科技集團合資，讓TikTok印尼電商業務“入籍”當地。這一舉動將TikTok從“外來平臺”變成了“自己人”，結果是快速獲得了監管豁免，業務得以恢復。

在國家層面，一些國家正在嘗試區域化的規則突破?！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雖然只是開了電子商務章節的初步規定，但已經邁出了區域數字規則協調的第一步。展望未來，中日韓可以進一步在自貿協定中嵌入更具體的數據流動協議，建立“三國數據流動白名單”機制。這相當于在區域內形成一個“數據關稅同盟”，確保成員之間不對彼此施加歧視性的數據本地化要求。

技術標準的輸出也成了一種新的權力工具。中國主導的短距離通信標準“星閃”已被國際電信聯盟納入全球標準，聯盟會員已超過1200家，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通過標準輸出，中國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技術產品進入海外市場清除制度障礙，相當于獲得了一種“免稅通行證”。

在多邊框架上，各國也可以推動更透明的規則。在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等機構下建立“數字貿易工作組”，要求各國定期披露本國實施的數據限制措施及其經濟影響評估。雖然這不一定能立刻消除數字壁壘，但信息的公開有助于增進理解、減少誤判，也為未來的談判提供了基礎數據支撐。

規則競爭＞產品競爭

數字關稅戰爭的本質，是對數據價值鏈定價權的爭奪。誰掌握了數據的歸宿和算法的準入標準，誰就在數字經濟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這代表了一個深刻的歷史轉折。在工業時代，各國競爭拼的是“比較優勢”——誰的資源稟賦好、制造成本低、產品更有競爭力。但在數字時代，競爭的核心已經移位到了“規則優勢”——誰能制定和主導跨境數據流動的標準和協議，誰就能在全球范圍內收取“規則租金”。一個國家若其隱私保護框架被更多國家接納，就如同過去制定了國際貿易準則，別國企業要進入該市場就得支付合規成本。

未來全球經濟的版圖，將在很大程度上由誰能更好地塑造數字規則來決定。既有技術實力又有制度創新力的國家，才能在這場看不見的戰爭中真正領先。TikTok的爭端恐怕只是序幕。隨著量子計算、元宇宙等新技術的成熟，圍繞虛擬資產、AI模型等的新型博弈將更加錯綜復雜。

在最壞的情形下，世界可能陷入彼此隔絕的“數字鐵幕”，全球數字經濟走向碎片化。但也有希望，通過各方的智慧和妥協，逐步建立起兼顧安全與創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讓數據在信任中自由流動。這個選擇，最終取決于各國能否放棄零和博弈的思維，攜手共建數字時代的共同繁榮。

No.6598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簡介：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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