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谷期的鄧公，就是專注當下

我最近感到磁場有點弱了，正好出差去江西景德鎮，我想我一定要順道去趟南昌，那里曾是鄧公在“文革”期間三年謫居之地，有著名的“鄧小平小道”。

雖然無數次讀過他這段經歷，但實地探訪，體驗畢竟有所不同。在他女兒毛毛的書里，鄧公當年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位于南昌城郊，過贛江的八一大橋后，要走上半天才到。

不過，如今城市早已大變，我拖著行李從南昌東站驅車不過半小時，就來到了拖拉機廠門口。哦，如今這里是鄧小平小道陳列館，并非節假日，但有不少人前來參觀。

這里是鄧公在六十多歲時，遭逢人生低谷的見證地。我徘徊其間，翻出之前寫的一篇文章，試圖感受他是如何度過的。

時間來到了1969年10月，中央安排“戰備疏散”，鄧小平被安排去江西。盡管此事來得突然，但他對前來宣布決定的汪東興提出了三個請求。

第一，帶繼母夏伯根一起去。

鄧小平的這位繼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個船工的女兒，從小吃過苦，經歷的事情多。鄧被“打倒”后不久，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全靠她一人照顧。鄧小平與她毫無血緣關系，但依然把她當生母對待。此次離京不知時間長短，也不知前途幾何，繼母是他想到的第一個人。

第二，把現在臥室的窗簾帶去，因為鄧夫婦習慣睡覺時，保持室內的黑暗。

第三，做幾個大木箱，把家里的書帶些去。鄧家有豐富的藏書，包括馬列、歷史、文學等等。行前，他們把書挑選出來，裝進大木箱里。鄧的女兒說，他們知道，在今后的歲月里將由這些書來陪伴那些不眠的日日夜夜。

這三個請求，就是鄧小平面對生活的變故時，給出的三個要點：

睡好覺，讀好書，顧好眼前人。

1969年10月22日那天，一架老式的伊爾-14飛機從北京沙河機場起飛，飛往千里之外的江西。機上載著鄧小平一家三口，和他的窗簾，他的書。

據說進艙門之前，鄧公回頭望了一眼，想看看久未謀面的北京城。可除了空曠的機場，什么也看不見，隨即轉頭進了飛機。

鄧小平落腳在南昌附近的新建縣。他不知道的是，周恩來在他到來之前做了精心的安排。

原本，江西方面準備把他們安排到贛州，周恩來覺得太遠，于是指示江西方面說，他已經是六十幾歲的老年人了，得個病怎么辦？我的意見應該把他們安排在南昌附近：

最好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小樓，最好是獨房獨院，還能在院里做些活動。

從這個指示里，可以看到周總理做事之細，也可以看出鄧周關系之深。在小平小道陳列館里，展示著總理指示的復制件。

有總理的“具體指示”，江西方面還真找到這樣一幢小樓。那里原本是南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的居所，當地人俗稱“將軍樓”。對這個新居，鄧公夫婦倆表示滿意，陪著來的“專案組”也認可，算是圓滿完成了任務。

臨回北京交差前，他們問鄧小平還有什么要求。鄧公的回答，令他們大感意外：

我同意中央對我的安排，我到江西來了，但我還會出來工作的，我還能為黨工作十年。

毛澤東曾評價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這座“鋼鐵公司”即便是遇到“停產”，本身的硬氣也還是在的。

在那幢小樓里，鄧夫婦住二樓，一樓住著一位干事，承擔保衛加監管之責。話說有一天，干事來到鄧小平面前，讓他寫一個心得體會。鄧公聽后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說了一句：

有事我會給毛主席黨中央寫報告的。

這個話，頗有點還輪不到我來給你寫報告的意思。革命家張鼎丞的女兒張九九，曾經去小樓探望過鄧小平。她描述說，那完全不像一個被“打倒”的人：

鄧老爺子的威嚴和他的氣勢，一點都不減當年。

在“將軍樓”里發生過很多故事，只是它還位于步兵學院的校園內，并未對外開放，我覺得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來江西時的鄧小平已經65歲，他還有沒有后續，身體是很關鍵的。

所以，可以看出鄧公是有意識地鍛煉自己的意志，不讓它垮掉。舉個例子，江西的冬天潮濕而寒冷，他是堅持用冷水擦澡的，并且頗為自豪地對家人說：

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還可以提高身體抵抗力。

根據安排，他不能干坐在小樓里，還必須到附近的拖拉機廠“監督勞動”。職工們看到這位“新職工”，不僅是萬萬沒想到，更是一整個驚呆了。

大家不敢說，不敢問，只按規定叫“老鄧”。

這個工廠現在全部開放了，鄧小平勞動的車間是其中的重頭戲。在車間里，“老鄧”是一位鉗工，主要負責用銼刀銼零件。這是他過去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做過的工種，沒想到四十年后又派上了用場。

陳列館中展陳的油畫名為“老鉗工”。

一個管理過百萬大軍的人，如今只能管理手中的一把銼刀，這個落差大到甚至有點穿越。

他沒有摸魚，而是老老實實地上工。關于這一段，《鄧小平年譜》里只有一句簡單的描述：

1970年夏，堅持每日去工廠勞動，做工時衣衫常常被汗水浸透。

夫人卓琳補充了一個細節。有一天，她見鄧小平一直站著操作很累，就讓他找把椅子坐下來弄。鄧小平則對他說：

你不知道啊，我坐下去，就站不起來了。

鄧公說話的一個特點是，簡單的話里仿佛透著隱喻。譬如那句“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還有就是這句“坐下去，就站不起來了”，我最初一看到就記住了。

就是在最低谷的時候，鄧公似乎也維持著一種穩的狀態，沒讓精神垮下去，甚至還保持著一種原有的姿態。

唯獨有一件事，能讓“鋼鐵公司”放下姿態，那就是為兒女的事。

從公開的資料里可以看到，三年多時間里，鄧公不斷為子女的看病、就業、生活甚至婚姻問題致信汪東興。在那些信里，絲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領導者，完全就是一個憂心忡忡的老父親。

其中，大女兒鄧林年齡已大，身體不好，可以說是他的一塊心病。1970年2月9號，他在給汪東興的信里寫道：

她已有二十八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則更是我和卓琳最大的奢望了。

當年9月13號，他又為同樣的事，去信汪東興：

大女兒仍在河北宣化，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分配，我們夫婦仍然希望你能給予幫助。

他的這些信，有時能有回應，有時沒有回應。而對于受他牽連的大兒子鄧樸方，鄧小平的感情就更復雜了。他無法多說，只能多做。據女兒毛毛描述：

高位截癱必須每兩小時翻一次身，否則會長褥瘡。特別是父親，就每天幫他翻身，晚上也要起來數次。

在低谷期里，家庭都是支撐一個人走出困境的力量。但前提是，你要為它付出，它才會給你力量。

鄧小平在身處逆境時，更加努力地履行他對家庭的責任。因此在遭逢浩劫之后，一大家人還能整整齊齊在一起，這是他畢生相當成功的一點。其實這就是專注當下。

在專注當下的同時，外面的聲音也會傳到他的耳朵里。

在工廠勞動時，鄧小平甚少與人言語。唯獨有一次，他主動對車間主任陶排長說，大兒子在家里沒什么事干，如果你們家里有收音機需要維修，可以找他。陶排長看到老鄧如此為兒子操心，雖然很感動，但是無奈地說：

不瞞你說，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個，還有老人，哪里有錢去買收音機啊。

圖為鄧小平勞動車間。

聽到這話，“老鄧”心里五味雜陳，便不再言語。鄧公畢竟是鄧公，他不會只是一個鉗工。他深陷囹圄，卻也關注著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有點讓他心塞。

有一回，插隊的小兒子回來看他，“老鄧”很高興。吃飯時，小兒子滔滔不絕地講述了當時社會里種種混亂的狀況。鄧公聽著，眉頭緊鎖，一直沒吭氣，最后很嚴肅地說了一句：

你們知道，你們說的都是一些很壞的議論！

說這話時，小女兒毛毛也在場，日后她在書中寫道，父親是一個政治家，面對這樣一個局面，他不可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

但是，他什么也沒有說，他什么也不能說。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當年為了方便鄧小平夫婦去勞動，工人在他們居住的小樓和工廠之間，拓出了一條小步道，就是今天所稱的“小平小道”。

有人說，鄧小平在小道上走了三年，充滿了他對中國未來的思索，也為日后實行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

鄧公當時走在小道上具體想了什么、怎么想的，已經很難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條小道就是他人生低谷的一個寫照，成為他整個人生傳奇的一部分。

鄧公的風格是，在深陷低谷時他的態度是輕描淡寫的，在回望低谷時，他的態度也是輕描淡寫的。

多年后，小女兒將江西的生活寫成一篇文章，在報上發表后送給父親閱覽。這份報紙被放大后，置于小平小道陳列館的入口大廳處。上面清晰看到鄧小平用紅筆的評語，沒有別的話，就是四個字：

寫得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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