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義，是西方白人文明的一場精致自殺

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當代困境，恰恰源于其放棄了成功同化“他者”的文明自信，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多元主義陷阱。

在歐洲殖民鼎盛時期，一位英國殖民官員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時曾言：“我們在創造一種膚色是印度人、品味是英國人、道德是英國人的階層。”這種以我為主、將外部族群納入自身文明秩序的同化邏輯是白人基督教文明擴張的內在動力，也是其曾經強大的核心。

然而今日的歐美世界，卻在多元主義的旗幟下，喪失了這種文明自信，導致主體文明被反向滲透，陷入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

這種危機在現象上表現為族群對立與社會撕裂，但其根源并非單純的外部威脅，而在于內部核心文明的自我懷疑與主動放棄。白人基督教文明如今的困境，正是因其放棄了“以文明秩序整合他者”——同化蠻夷的文明責任，被一種回避價值判斷、缺乏主體性的虛假包容性所迷惑。

01 兩種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源流

首先，需要辨析兩種不同的“白人至上主義”。一種是建立在生物決定論基礎上的、排他性的血統優越論，以希特勒的種族主義為極端代表。

希特勒式的血統至上主義代表著白人至上主義的一種極端形態。這種思想將日耳曼人視為最高等種族，認為其有權統治甚至滅絕其他“劣等”民族。

這種血統論的核心是生物決定論，它借助偽科學的外衣為自己披上合理性。19世紀的“科學種族主義”者通過顱骨測量、面部角度研究等所謂科學方法，“證明”白人在生物學上的優越性。他們將人類按膚色劃分等級，白人居頂，黑人墊底，并武斷地賦予各個種族不同的秉性特征。

相比之下，文化優越論的白人至上主義，在于承認且自豪于白人文明在近現代的成就，認為西方白人在科技、藝術、哲學等領域貢獻了絕大多數創造性成果。持這一觀點者不是通過血統而是通過文化影響力來證明白人文明的優越性。

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古典傳統中便有蹤跡可尋。從古希臘時代起，歐洲人便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觀察外部世界的視角。古希臘歷史學家狄奧多羅斯在其《歷史叢書》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文明”希臘人對“野蠻”異族的優越感。

因此，與希特勒式赤裸裸的血統論不同，這種以基督教普世主義為內核的白人至上主義，具有更強的道德正當性和文化感染力，成為西方殖民擴張的重要意識形態基礎，并在相當長時期內為殖民活動提供了精神動力。

02 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成就與同化機制

近現代的文化優越論的白人至上主義植根于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主義傳統，其思想淵源可追溯到基督教的核心教義。《馬太福音》28:19記載耶穌對門徒的吩咐：“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徒行傳》13:47也明確宣示：“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這些經文為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擴張提供了神圣合法性。

不可否認，當代全球繁榮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的制度與實踐基礎上。自中世紀后期以來，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確實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現代科學體系、世界經貿網絡、國際法律框架等支撐全球化的基礎設施，大多源于西方并逐漸被全球采納。白人基督教文明在科技、經濟、政治制度等多個方面領先于其他文明，這種領先地位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內在邏輯。

西方文明的優勢在于其沖突與競爭的傳統。歐洲內部的神權與世俗政權沖突、舊教與新教沖突、各國之間的競爭，塑造了其強大的適應和創新能力。為維持競爭，歐洲國家不斷發展出強大的財政動員能力和制度效能。

這種文明的優勢地位使歐洲白人產生了一種使命感——將文明推廣到世界每個角落。基督教的一種教傳統更強化了這種普世主義傾向。早期基督教殉道士游斯丁宣稱：“只要以理性生活的人便是基督徒。”這種將基督教等同于理性的說法，為白人文明推廣提供了合理性。

隨著歐洲在殖民擴張中確立全球優勢，這種文化優越感與基督教傳教熱情相結合，形成了一套文明等級論。白人殖民者面對亞非拉有色族裔時，將“文明對野蠻的征服”作為殖民掠奪的合法性依據，并將這一過程美化為履行神圣職責。

白人文明的同化機制在其鼎盛時期運作有效。它通過教育、語言、制度等方式，將非西方精英納入其文化體系。這種同化不是簡單的文化復制，而是一種精妙的轉化過程：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時，個體并未完全喪失自身身份認同。

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就是這種同化機制的典型例證。它培養出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精英，這些精英既保留了部分印度文化身份，又在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高度英國化。這種成功的同化沒有導致文明衰落，反而擴大了英國文化的影響力。

03 昭昭天命：美國式的文明優越論

美國版的“昭昭天命”論就是這種文化優越論的典型體現。19世紀美國學者阿爾伯特·貝弗里奇公開宣稱，美國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千年“優越文明”歷史傳統的一部分，有正當權利對“野蠻的”民族施行統治與“文明教化”。

與希特勒血統論不同，美國式的文明優越論理論上允許非白人通過接受西方價值觀和制度而被同化。美國政治家西奧多·羅斯福在《擴張與和平》中強調，和平需要通過擴張而強制在那些“野蠻的種族”身上，而且只能通過“優等種族”的軍事強權去實現。

“昭昭天命”論的核心是將地理擴張與文明傳播道德化。正如美國在19世紀向西擴張時，不僅占領土地，還建立學校、教堂和法律體系，將美國式的制度與價值觀視為普世標準。這種思想認為西方文明有責任將進步與文明帶給“落后”地區。

在早期實踐中，這種同化存在明顯指向。正如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中指出，美國國家特性建立在“盎格魯新教文化”基礎上，少數族裔個體要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必須以對這種文化的全盤認同為前提。

然而20世紀中期，隨著民權運動興起，美國的同化政策逐漸式微。二戰后，大量亞非拉地區有色人種移民美國，民權運動推動黑人地位大幅提升，“盎格魯中心”理論逐漸被“熔爐”政策取代。

“熔爐”思想強調美國的民族應該是不分膚色的，將不同民族、不同人種融合為全新的“美利堅民族”。美國政府開始取消在學校、婚姻、政治等社會領域的民族隔離政策，“種族歧視”逐漸消除。

這種轉變標志著美國從強調單一文化認同的強制同化，轉向承認文化多樣性的整合模式，構成了美國同化政策的重大轉型。

04 多元主義陷阱與文明自信的喪失

二戰后，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和民權運動興起，西方社會逐漸放棄同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主義。這一轉變看似進步，實則標志著白人文明自信的衰退。它從“白人文明足以同化他者”的自信，滑向“白人文明不比其他文明更優越”的相對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有其歷史背景。納粹德國種族主義的暴行，使科學種族主義在二戰后受到批判。195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多個方面清算了“科學”種族主義的荒謬性，指出種族差異更多是社會建構而非生物事實。

然而，對種族主義的合理批判，卻滑向了文化相對主義的極端。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肯定任何文化的獨特價值，唯獨對自身文化持懷疑和否定態度。這種自我否定最終使西方社會喪失了同化移民的文化自信。

在中國歷史上，“五胡亂華”的深刻教訓，恰恰揭示了主導文明一旦放棄同化責任將引發的嚴重后果。西晉王朝在“八王之亂”后國力衰微，對早已內遷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群，未能有效延續此前“以夏變夷”的教化傳統，反而在政策上多有失誤，加劇了胡漢矛盾。

這并非簡單的“外族入侵”，而更像是帝國同化能力崩潰后引發的內部瓦解與秩序崩塌。核心困境在于，西晉政權喪失了作為文明主體的能力與責任，未能通過強大的文化力量和制度吸引力，將這些族群有效整合進中華文明的秩序框架內。

當西方放棄同化責任時，結果不是各種文化平等共存，而是文明主體的衰落和社會的撕裂。歐洲和美國出現了并行不悖的族群飛地，這些區域不僅保留原有文化，甚至拒絕接受主體文明的基本價值觀。

這種多元主義困境在美國最為明顯。1992年的洛杉磯種族騷亂、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抗議，都顯示出美國種族問題的深層次矛盾。

04 沖突與反向滲透：中華文明“接化發”的鏡鑒

西方文明自信的喪失，導致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后果。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蘭文明，開始反向滲透西方社會。這種反向滲透不僅體現在人口結構上，更體現在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力上。

這種滲透并非簡單的文化輸出，而是文明主體性弱化后的價值真空被外部文明填充的結果。以中國古典時期的“夷夏之變”為鏡鑒，可見一種文明的存續不僅依賴武力或經濟優勢，更取決于其能否保持同化他者的文化凝聚力。

中國歷史上對周邊民族的同化，始終以“入夏則夏”為內核。“以夏變夷”的理念核心在于，認為華夏文明在禮儀、制度、文化上具有優越性，可以通過教化使“四夷”逐漸融入這個文明體系。這并非簡單的種族替代，而更側重于文化認同，嚴格來說——漢族并不是一個血統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

在大部分歷史時期，中原王朝對周邊民族主要采取以懷柔、安撫為主的羈縻政策，并通過制度吸引其上層接受中原文化。當懷柔政策效果不彰或王朝決心加強控制時，便會采取更直接的行政和軍事手段，其中以明清時期的“改土歸流”最為典型。

同化，而不是包容，才是中華文明甚至是任何文明的本源生命力。華夏文明始終持有“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自信——允許異族參與文明體系，但必須以主體文化為框架。正是通過這種行之有效的同化制度（以夏變夷），中華文明才成為唯一沒有存在中斷一直綿延至今的古典文明。

恰恰是這種堅定的同化（文化認同）態度，以文化認同而非血緣來界定“我者”與“他者”的模式，反而展現出一種深層的、有原則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任何個體或群體，無論其祖先來自何方，只要接受并認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禮樂文明、采用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習用漢字漢語，便可能逐步融入華夏（漢）的范疇。

這種模式的精髓在于“化”的過程——它不是無原則的混雜，而是他者在認同主體文明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被有序地吸納和轉化。這恰如一個文明層面的“接化發”，其成功關鍵在于主體文明自身強大的向心力和轉化力。

近代以前，我們之所以感受不到“同化”的壓力，是因為我們本就是東亞主流文明。同化的壓力是給到周圍蠻夷身上的。同化本來就是優勢文明保持和擴張空間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普遍存在的“反西方”思潮，其實就是面對“西方同化”的一種恐懼——盡管我們的衣食住行等器物層面早已被全面同化，甚至包括一部分制度和思想層面的同化）。

微妙的是，這種基于文化認同主義的包容邏輯，與基督教（至少在教義層面）的普世主義有著結構上的相似性。基督教強調“并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3:28）。只要認同基督的教誨，無論出身于何種血緣與地域，均可成為“神的兒女”。這種理念，與華夏文明中“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智慧，都體現了一種超越狹隘血緣或族群界限、向“他者”開放身份認同的潛能。

中華文明的認同與融合的智慧，可以概括為“接化發”——這三個字所概括的“接觸-轉化-發揚”的過程邏輯，顯明了文明面對外來沖擊時應有的健康姿態：首先要有自信“接”住外來影響，繼而用主體文化的力量“化”解其異質性，最終“發”揚出新的文明生機。

然而，西方基督教文明當前的困境與中華文明展現出的歷史同化力形成鮮明對比。其多元主義政策在反思強制同化的弊端時，若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容忍，而缺乏主動“化”之的自信與能力，實則可能放棄了文明主體的教化責任。西方若僅以被動容忍取代積極引領，無異于將文明的話語權讓渡于未被消化的異質價值觀。

根據人口統計，歐洲主要國家的有色人種比例持續攀升。其實，這種人口結構變化本身并不構成威脅。真正挑戰西方文明的，并非移民或外部文化本身，而是其同化能力的失效——主體文明缺乏同化新移民的意愿和能力。當西方社會不再自信地推廣與實踐其優秀文化傳統，反而滿足于多元共存的表象時，便可能為反西方主流價值觀的思潮提供傳播空間。

西方世界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正是這種反向滲透的極端表現。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性和自由價值觀，在其內部建立組織、傳播思想，最終實施暴力活動。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帶，出現了拒絕被同化且敵視主體文明的群體。

任何強大文明的生命力，都在于其具有吸引和融合他者的能力，即一種基于強大自信的、有主體的“化”的能力，這正是一種文明層面的、積極能動的“接化發”，而非無原則的包容或自我封閉的排他。

西方若欲擺脫危機，或許需要重新審視和學習東方智慧：在開放中堅守核心價值，以文化的向心力和魅力實現對他者的有機融合與升華，從而完成文明意義上的“接化發”，超越排他性與虛無主義的兩極搖擺，重建一種既自信又包容的文明定力，而非在多元主義迷思中自我解構。

05 結語：重振文明自信，超越血統與多元的悖論

白人基督教文明若要走出當前困境，必須重新找回文明自信，擺脫血統至上與虛假多元的悖論。這種自信不是返回希特勒式的種族主義，而是建立在文化自我肯定的基礎上。

真正的文明自信意味著重新詮釋同化的現代內涵。同化不是強制他者放棄自身身份，而是通過文明改造力使不同群體融入主體文明。這種同化基于一種信念：白人基督教文明在承認自身優點的同時，也保持開放與反思的能力。

具體而言，西方文明需要復興的是其最優越的成分——基督信仰、理性精神、創新能力、法治傳統。這些元素曾使西方文明引領世界，如今同樣能幫助它應對身份危機。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外部競爭，而是內部的自我否定和文化相對主義。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現代西方的種族偏見既是對西方科學思想的一種歪曲，又是對西方種族感情的一種虛偽的思想反映。” 對西方文明而言，關鍵在于區分合理的文明自信與扭曲的種族優越感。

面對當今全球文明格局的變革，西方需要認識到，文明之間不是必然沖突的關系，但確實存在主導與從屬的動態變化。西方文明今日的困境，根源在于放棄了“同化蠻夷”的文明責任，而非其他文明的所謂“反向滲透”。前者為因，后者是果。

19世紀，當歐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陸建立學校時，他們的目的明確：培養認同歐洲價值觀的本地精英。那些受過歐洲教育的非洲精英，雖然后來成為反殖民運動的領袖，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已深深打上歐洲文明烙印。

今天，在倫敦或巴黎的郊區，一些移民后代不再向往融入主體文明，而是固守原籍文化，甚至發展出對抗主流社會的亞文化。這種轉變不僅標志著西方同化機制的失效，更預示著文明主導權的松動。

西方文明面臨的挑戰不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是自身意志的衰退。唯有重拾文明自信，在保持開放的同時堅守核心價值，西方才能走出當前困境，重新找到引領人類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