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工程到富豪玩具：末日庇護所的演化史

硅谷新貴，正在沉迷于建造末日庇護所。

01 硅谷的庇護所熱

據《連線》（Wired）雜志報道，早在2014年，馬克·扎克伯格就開始在夏威夷考艾島（Kauai）上建設他那占地達1,400英畝的龐大莊園——庫勞牧場（Koolau Ranch）。

這座莊園有一處神秘的施工場所，六英尺厚的高墻將整個工程與外部道路相隔離，參與營建的工匠和電工被要求簽署保密協議，不得透露工作的內容，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知情人士透露，這處神秘所在是一座配備獨立能源和食物供應的末日庇護所。

當人們詢問扎克伯格是否正在修建末日庇護所時，他的回答倒是頗具幾分幽默色彩，這個被美國坊間故事盛傳為“蜥蜴人”的高挑男人說：“沒有，那只是一個小庇護所，和地下室差不多”。

沒錯，占地5000平方英尺，約合465平方米的“小避難間”——尊貴的“蜥蜴人”之王，即將回到他忠誠的封地。

扎克伯格并不是唯一一個熱衷建造末日避難所的硅谷新貴。

據Linkedln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透露，超過半數的超級富豪們正熱衷于為自己購置末日保險，而夏威夷、新西蘭等“發達島嶼”則是他們建造末日庇護所的熱門目的地。

新西蘭一處廢棄的末日庇護所

這類島嶼有一定的農業基礎，基礎設施相應完善，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孤懸海外，浩渺無垠的太平洋足夠保證他們的地堡在未來的末日免受“暴民”的沖擊。

據統計，除扎克伯格和霍夫曼外，已經擁有或計劃擁有末日避難所的硅谷新貴還包括Open 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特曼和PayPal聯合創始人，副總統萬斯背后的大佬彼得·蒂爾。

評論家道格拉斯（Douglas Rushkoff）將這種對末日庇護所的偏愛解讀為精英對社會契約的背叛——這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已經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讓一切變好，他們最大的擔憂已經成了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戰爭、瘟疫、電磁脈沖、人工智能反叛，以及“難以控制的大眾”的威脅。

在美國，只不過，這種“背叛”似乎尤為明顯。

特定國家精英群體的避險策略總與其歷史上的災難形態息息相關。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吃盡苦頭的德國精英更青睞于囤積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和大量現金，經歷數千年流散的猶太人精英將強大而堅韌的社群網絡視作維系族群生存的關鍵。

經歷惡性通貨膨脹的魏瑪共和國

相比之下，只有在美國，在硅谷，打造末日避難所成為了普遍的流行風尚。

這部分是因為硅谷對“奇點”的降臨更為敏感，這些沖刺在人工智能一線的科技新貴的確相信，一種具備人類思維的強人工智能將對人類社會產生顛覆性的效應，例如，例如，Open AI的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爾（Ilya Sutskever）便曾建議，在發布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之前，公司應該先為頂尖科學家建造一個地下避難所。

不過，我們也可以把這種偏好追溯至美國特殊的政治文化癥結，這種癥結表現為對世界將在一場全面沖突中徹底毀滅自身的深刻焦慮，我們不妨稱之為“冷戰后遺癥”。

現代末日庇護所，本就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發明。

02 恐懼的產物

一樁反直覺的事實是，末日庇護所最初并非少數權貴的奢侈品，而是由聯邦政府進行頂層設計，并深深嵌入美國家庭與社會的公共籌劃。

1959年6月，美國聯邦民防管理局刊發了一本另類的民防手冊：《家庭庇護所設計指南》（Family Shelter Designs）。指南中寫道：不論你身處何方，家庭庇護所都是必需品。

這份指南是美國社會對1958-1962年間日益嚴峻的核危機的直接反應。彼時的美國正深陷核戰爭的切實恐懼中。

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機爆發，蘇聯要求美英法自西柏林撤軍，被后者強硬拒絕；1961年，蘇聯封鎖了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修筑柏林墻；1962年，蘇聯應古巴卡斯特羅政府邀請，計劃在古巴部署5個彈道導彈團，其中R-14型導彈射程為3700公里，若從古巴西部發射，足以覆蓋美國全境。

美國拍攝的蘇聯在古巴軍事部署圖

導彈時代的核戰爭，正從科幻作品成為現實政治的可能結局。

為了提醒美國民眾不把核威脅視作兒戲，指南開宗明義地指出了美國本土容易被打擊的目標，并貼心地推導了核戰爭對普通民眾的影響——根據氣象預測，巨量的核輻射和塵埃將在行星風系的吹拂下，僅用24小時覆蓋美國全境。

“我們不希望戰爭，但我們必須知道，如果我們不做萬全準備，敵人的武器足以將我們摧毀”，指南寫道。

03 庇護所古已有之

末日庇護所是秩序崩壞與死亡恐懼的產物，發端于美國的現代末日庇護所只是這一恐懼的新型的、具體的變體，它的理念則與人類文明的興衰史相伴始終。

在中世紀的歐洲，城堡便是一種典型的“末日庇護所”，而在古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堡”。

中世紀威爾士的卡菲利城堡

考古出土的漢魏時期陶塢堡

自公元3世紀以來，東亞氣候史進入新一輪低溫期，作物減產，降水線南移，中原饑饉殘破，饑餓的游牧民在季風環流的擾動下成群結隊的南下，對于親歷者而言，周遭世界充斥著典籍中從未記載過的末日景象：漢祚已亡，晉氏偏安，胡人部落在關中和華北平原建立一個個短命、暴虐而嗜殺的政權。

南北朝時期的胡人武士壁畫

“塢堡”，便是因應末日的庇護所。

《晉書》記載了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塢堡”，其堡主為庾袞。

庾袞本是的潁川鄉賢，八王之亂時，叛軍在陽翟一帶肆意劫掠，庾袞便率領同族與異姓之人上千人前往禹山據守自保。很快，禹山上上演了一出黃袍加身的戲碼，眾人以“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為由，推舉庾袞為共主。

禹山位于今河南禹山境內

勉為其難地“黃袍加身”后，庾袞率領眾人“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形成立體防御體系，又“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重建一整套分配與官吏選用體系，儼然把禹山建成了亂世中的獨立王國。

在魏晉南北朝的亂世中，庾袞的獨立王國歷經數十年而不倒。晉室的亂兵未能攻入，羯人君主石勒的大軍也在山下望洋興嘆。

無論是歐洲中世紀的城堡，還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堡”，兩者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它們是擁有土地糧田和完善防御設施的堡壘，其組織核心則是一位權貴人物，這位權貴用過血緣紐帶和依附關系形成復雜的社會網絡，維持塢堡內人口的再生產，從而增加堡主家族在末世的生存概率。

兩者共享的哲學是：末日不存在公共秩序，人們將回到弱肉強食的狀態——正如西方哲人霍布斯曾說，在自然狀態中，人與人關系猶如狼對狼的關系。

霍布斯《利維坦》封面

然而，冷戰時期由聯邦政府推廣的家庭末日庇護所采取了不同的哲學。

04 冷戰時期的社會烏托邦

美式末日庇護所是現代平民社會的隱喻。

聯邦政府的目的是：每一個美國家庭，無論其貧富，都能夠有能力修建末日庇護所。

為了視線末日庇護所的平民化，它的設計必須有所取舍。《指南》排除了舒適度和美學因素，將人的生存需求壓縮到極致，設計師建議每個人在庇護所擁有0.93平方米的活動空間即可，而這個面積甚至不足以放下一張單人床。

確定了極致簡約的理念后，《指南》開始向全美家庭提供具體的操作指南，確保一個中學學歷的美國成年男性也可以用身邊常見的材料完成庇護所建造。

考慮到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指南》特意提供了四種建造選項：成本為150-200美元的地下室混凝土砌塊避難所、成本為700美元的地上雙層墻體避難所、成本為700美元的預制金屬避難所，以及造價高達的1000-1500美元以上的奢華庇護所：地下鋼筋混凝土避難所。

地下室混凝土砌塊避難所（basement concrete block shelter）

地上雙層墻體避難所（aboveground double-wall shelter）

預制金屬避難所（pre-shaped metal shelter）

地下鋼筋混凝土避難所（underground concrete shelter）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1959年前后，美國家庭的中位年收入約為5600美元。也就是說，一個普通美國家庭只要拿出家庭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可以覆蓋頂配家庭末日庇護所的建造成本。

1960年代的普通美國家庭

在每一款庇護所的介紹中，執筆者都不吝筆墨，像傳統行當里的老師傅那樣，手把手指導讀者從零開始動工，細節精確到了砂漿抹幾英寸厚，拐角壘幾層磚，以造價最為低廉的“地下室混凝土砌塊”為例，指南寫道：

“沿著在地下室地面上標出的施工線，用約 3/8 英寸厚的濕砂漿砌筑一排實心混凝土塊。拐角部分先砌至大約六塊磚的高度然后將墻體其余部分砌至相同高度。接著再次加高拐角部分，并將整面墻提升至同一水平。墻體不應一直砌到地下室天花板，應在頂部預留至少16英寸的空間，以便后續建造避難所屋頂。在屋頂安裝完成之前，頂部幾層混凝土塊不要砌上......”

在指南末尾，執筆者更是給出了每一種部件的詳細技術參數。

耐人尋味的是，在聯邦政府的官方指南中，執筆者考慮到了每種庇護所的防核輻射系數、避難空間、照明、建造成本、耐火性能和排水系統，但偏偏閹割了在核末日生存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武裝自衛和自給自足。

或許，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核打擊不會摧毀公共權威，聯邦和州縣一級的治安力量將在核末日中維持日常生活秩序的安定，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

冷戰時期的美軍

家庭的“自食其力”，（do-it-yourself）其實是在聯邦政府這一“大權威”庇護下的“自食其力”。用當時美國實行的話說，它是“庇護所的父愛”（Shelter fatherhood）。

末日下的法治是持有權力者的美好想象，另一些美國人卻打算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

這些美國人更接近霍布斯式的想象，他們相信，核末日無疑將文明世界拉回自然狀態，盡管美國政府強調美國人的團結，但對家庭末日庇護所的建造者來說，敵人不止核輻射，他們的“鄰人”同樣是蟄伏于暗處的威脅。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像孤狼一樣，做好與鄰人搏殺的準備。

末日下沒有“我們”，只有“我”，這種殘酷的生存策略被《時代》（Time）雜志稱為“Gun-thy-neighhour”。《時代》雜志采訪了一些對閹割版末日庇護所感到不滿的家庭，除了罐頭食品之外，他們同時儲存了短刀、手槍和催淚瓦斯。

于是，在現代末日庇護所的發展史上延伸出兩條支線：公權威庇護下的shelter fatherhood，以及準備迎接暴力世界的Gun-thy-neighhour。

從后來的歷史看，“Gun-thy- neighbour”的邏輯終究壓倒了“shelter fatherhood”。

作為社會工程的shelter fatherhood逐漸衰落，商業化的庇護所則遵循Gun-thy- neighbour的理念，不斷強化自身的自給自足和武裝防衛能力，硅谷新貴們所修建的末日家園已經更接近中古的“城堡”和“塢堡”，而非冷戰時期的家庭庇護所。

這也意味著，末日庇護所的建造成本水漲船高，它已經重新成為富人的奢侈品。

05 烏托邦之死

恐慌很容易成為一種經濟。

在聯邦政府忙于推銷極簡家庭末日庇護所的同時，設計師保羅·拉茲洛（Paul László）接受汽車租賃大亨 赫茨（John Hertz）的委托，為赫茲在其加州牧場設計一座地下末日庇護所。

拉茲洛的設計方案

拉茲洛不負眾望，他的方案將末日庇護所設計在地下30公分處，配備有液壓電梯、螺旋樓梯以及可供14人舒適居住的生活空間。拉斯洛的設計盡管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最終落地，但這一超級富豪、頂尖設計師和豪華“塢堡”的組合即將成為未來的主流。

如今，聯邦政府的全民末日庇護所指南早已不再更新，私人末日庇護所產業卻發展得紅紅火火。

眼下，全球范圍內已有諸多公司專門提供為末日求生愛好者制作末日庇護所的業務，其中的佼佼者包括Atlas Survival Shelters、Survival Condo、Vivos和Oppidum Bunkers，其中規模最大的便是德州公司Atlas Survival Shelters。

Atlas Survival Shelters旗下末日庇護所的建造場景

在官網上，Atlas廣告詞寫著：

“我們生產種類齊全的末日庇護所，用以在發生大流行病、社會動蕩、暴力人群騷亂，以及來自國內外的生物、核輻射或電磁脈沖（EMP）等威脅時，保護您和您的家人安全。”

Atlas致力于美國人提供數十種款式的庇護所服務，最簡單的地窖由12英寸厚，強度為4000PSI的鋼筋混凝土加固，配有獨立的槍械室，可以便捷地設置在房間地下。

Atlas的造價不菲，但它已經稱得上是最親民的存在。對于超級富豪來說，瑞士制造商Oppidum Bunkers的產品更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

Oppidum的產品整合了軍用級別的防衛系統和頂奢酒店的生活設施，以法式風格的L’Heritage為例，庇護所擁有16英尺的挑高、手工家具和內部花園，房間的照明系統按照晝夜和季節的節奏編碼，可以在地下模仿地球自然光照的變幻。

建筑師甚至參照銀行金庫的標準，打造了一座地下畫廊，供客戶在人造星光的沐浴下，一邊暢飲紅葡萄酒，一邊欣賞珍藏的藝術品。

對于超級富豪來說，Oppidum Bunkers的產品算得上物美價廉。入門級的末日庇護所僅需1000萬美元，即使是豪華型的L'Heritage，也只需要1億美元便可以收入囊中。據公司首席執行官扎拉米（Jakub Zamrazi）介紹，近年來，他們的業務正在穩定增長中。

除了這些造價高昂的私人訂制庇護所，一些制造商也發展出“庇護所小區”的業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拉里·霍爾（Larry Hall）推出的生存公寓（Survival Condo）項目。

生存公寓的外觀

霍爾在堪薩斯州購買了一座廢棄的冷戰時期美軍阿特拉斯核彈發射井，并將改造為15層的地下摩天大樓，除了軍械庫、裝甲車和自動步槍狙擊崗等自衛設施外，公寓配備了圖書館、教室、劇院、室內游泳池、酒吧、水療中心和健身房等設施，以及 12個對外出售和租賃的房間，據悉，全部房間已被搶購一空。

生存公寓內部

當然，無論是Oppidum Bunkers還是Survival Condo，它們只是解開了當代末日庇護所的冰山一角，畢竟，沒有人能夠進入扎克伯格的庫勞農場，告訴我們那里有什么。

回到道格拉斯（Douglas Rushkoff）的論調，末日庇護所是精英對社會契約的背叛。當我們重新梳理當代庇護所從惠及普通人的社會工程演化為富豪玩具的歷史時，背叛的意味尤為明顯。

在氣候變暖、貧富分化和地緣危機日益加劇的當下，當人們感嘆硅谷新貴末日庇護所的極盡奢華時，他們是否會想起半個世紀前那句“末日庇護所是家庭必需品”的呼吁，以及那本事無巨細的建造指南呢？

或許，真正的末日，不是核塵或災難，而是我們早已放棄的共同未來——一個無法用鋼筋與混凝土重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