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收復臺灣后，軍民是怎么安置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三日，臺灣島南部的東寧（臺南）迎來一支聲勢浩大的軍陣，為首的是清福建水師提督施瑯。此前一個多月，臺灣經歷了巨大震動：六月二十二日，鄭氏的水師主力被施瑯盡殲于澎湖，鄭軍名將劉國軒乘小船逃回臺灣，帶來了慘敗的消息，鄭克塽（shuǎng）得知喪失海防主力之后，派劉國軒獻上降表。

施瑯此次登陸，也是由劉國軒前來迎接的。步入東寧的鄭成功廟，施瑯百感交集。施瑯曾經是鄭成功的得力部將，但終因擅自斬殺鄭家舊將曾德，被鄭成功懷疑要造反。于是，鄭成功派兵圍住了施瑯家宅，施瑯僅以身免，逃回大陸，施瑯一家人均被斬首。施瑯由此和鄭家結下大仇。此番攜師兵臨臺灣，施瑯將如何對待追隨鄭家多年的軍民呢？

施瑯雕像。來源/故宮博物院

肯定了鄭家的歷史功績

施瑯年少成名，恃才傲物，曾經在清軍偷襲廈門島時親率數十親兵死戰，血氣方剛。雖然海峽兩岸口耳相傳什么“提督不嗜殺人”，但明眼人也都明白，這難說不是清廷為了分化鄭氏集團、招撫島上軍民內渡歸降的宣傳，而施瑯一上島就主動提出要來鄭成功廟，誰人不驚？要知道，此時的鄭氏集團上下官員還未剃發，雖然他們已經喪失了抵抗的本錢，但在內心仍然對清廷抱有觀望。只見施瑯邁步進入正殿，手捧繼文，跪拜道：

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啟土，世為巖疆，莫可誰何。今瑯賴天子之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罪，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瑯起卒伍，于賜姓有魚水之歡。中問微嫌，釀成大戾。瑯于賜姓，剪為讎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誼私恩，如是則己！

延平郡王祠，又稱鄭成功廟。來源/維基百科

讀罷，施瑯淚下。這篇祭文高度贊揚了鄭家的功績。文首的“同安侯”，就是鄭成功之父鄭芝龍。賜姓即鄭成功，蒙隆武帝賜明朝國姓“朱”而世稱“賜姓”“國姓爺”。施瑯并未回避與鄭成功的大仇，即“剪為讎敵，情猶臣主”。待念到“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八個字時，現場眾人心情猶如身處過山車，由驚恐而平復。蘆中窮士指的是伍子胥，當年他為逃避追兵，在長江邊攔住漁船想要渡江，漁夫見子胥有饑色，說為他取些食糧。漁夫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蘆葦叢中。不久，漁夫來，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伍子胥日后為報仇，掘開楚王墓鞭尸，此等極端行為，施瑯明確表示“義所不為”，絕不會如此。有人嗟嘆“父仇一也，鄖公辛賢于伍員矣”，將施瑯比作春秋時期阻止弟弟復仇弒王的鄖公辛。

“國姓瓶”。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早在登臺之前，身在澎湖的施瑯就善待鄭軍傷兵，“恤其被傷兵卒，予以醫藥，載其生還”，被福建士紳贊譽為“此其恩威已遍洽于臺灣”，因此后來清軍接管臺灣，“削發、繳印冊、賫降本”，鄭氏舊部均“一事不敢或抗，誠其先聲有以奪之也”。就在之前的澎湖海戰中，施瑯右眼被鄭軍火銃打傷，雖然并未失明，但“兩月有余，猶昏昧未明”。在這種情況下，施瑯仍能善待鄭軍傷兵。在澎湖海戰后不久，臺灣已經上表請降，而近一個月后，施瑯才率軍登陸。這一個多月中，臺灣局勢晦暗不明。從后世來看，鄭氏已經明確上表請降，一切都是板上釘釘的事。但在當時，施瑯不得不打起十分精神，處理臺灣事務。六月二十二日，施瑯得勝于澎湖，但船只頗受損失，需要在澎湖修整，木料、工匠、糧草、餉銀均需從大陸置辦，需要時間。

臺民“咸皆欣歡踴躍”

鄭軍主將劉國軒回到臺灣，鄭氏的重臣馮錫范等人謀劃南下呂宋，劉國軒不許。此時，鄭克塽只是個十三歲的少年，大權均出于劉國軒、馮錫范。施瑯提出，鄭氏當局“若果真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范來臣軍前面降，將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很快，鄭氏獻上降本和延平王冊、大印若干。但是，鄭克塽還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還據稱“戶口兵馬各項冊籍俱未攢造”，未能上繳，實際上并不愿全心歸降，施瑯也稱，“顧輸誠向化之舉，在各偽文武官員各懷疑畏”。

劉國軒(左)與鄭克(右)。來源/紀錄片《過臺灣》

實際上，此時島內行政已經開始癱瘓，鄭氏“威令不行，將卒亦不用命”，劉國軒、馮錫范致書施瑯，“稱臺灣兵民數十萬，恐人心危疑不一，事久生端，請臣速去安輯”。于是，待兵馬糧餉齊備后，八月十一日施瑯前往臺灣，在海上航行兩日后到達。

在臺南港外的門戶要地鹿耳門，鄭克塽派遣小船接引艦隊入港。二十余年前，鄭成功為驅逐荷蘭殖民者，率戰船數百艘，水師2.5萬人，從金門出發，駛抵此地，趁滿潮順利進入鹿耳門航道，以主力東岸登陸，最終擊敗荷軍，收復臺灣。在港口，掌握鄭氏集團軍政實權的劉國軒、馮錫范各率文武官員前來迎接。施瑯首先祭拜了鄭成功廟，臺民人心大定，五日之后，全體官員剃發，接受了清朝統治，施瑯逐一分發清朝袍、帽、外套、靴全副。經過清點，鄭氏集團在臺灣“其武職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四百有奇”，“兵四萬余人”。此時，鄭氏能控制的人口只有約12萬人，供養如此龐大的官僚、軍隊，當地民眾的負擔可想而知。

面對施瑯的到來，臺灣各鄉社百姓以及原住民均“壺漿迎師，接踵而至”，施瑯“酌量給賞銀牌、袍、帽、靴、煙、布疋”，既有榮譽性的獎勵，也有島內經過數十年海禁后急缺的生活物資，于是臺民“咸皆欣歡踴躍”。面對鄭氏的龐大軍隊，清廷宣布，“愿入伍歸農、各聽其便”。雖然歸農的士兵很多，但入伍者也頗為不少，清廷亟需給這批士兵足夠的糧食“以安新附之心”。清廷對這批兵丁的政策是，“愿入伍投誠兵丁，著即補經制缺額數內”，等于成為朝廷的正規軍，但“查此時缺額，零星查補無幾”，而周邊幾省因為要和鄭軍長期對峙，根本不缺兵額。于是，施瑯“請就福建內地陸營先行酌量裁撤，將所裁溢額之糧餉，暫給投誠之兵需”，將福建的體制外兵員裁撤，省下經費用于安置臺灣歸附兵，好處是“可無外費公帑，亦移緩就急，一時權宜策應之計也”。這批臺灣老兵善用藤牌，是一種巨大輕便的盾牌，和片刀配合，利于肉搏，康熙也讓施瑯選取四百套送往北京，用于防備沙俄的前線。

鄭克塽受封“漢軍公”

此時，臺灣島上還有一些前明宗室。如監國魯王世子朱桓，魯監國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孫，魯王朱壽鏞第五子，魯王朱以派之弟，1645年，由浙東等地抗清義軍及官吏縉紳的扶持下監國，次年后清兵攻取浙東，流亡海上，依附張名振，后至舟山，1662年，病故于金門，此前南明末代永歷帝已被吳三桂部將絞死于昆明。此時，臺灣還有明宗室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浚、舒城王朱浚、奉新王朱熺、奉南王朱逵、益王宗室朱鎬等，都前往施瑯軍前投見。唯有寧靖王朱術桂聞清軍克取澎湖，即全家自縊而死。這些前明藩王宗室在臺灣過得并不好，朱以海經常吃不上米飯，以番薯為主食，民間笑稱其為“番薯王”。于是，施瑯將朱桓等前明宗室數人載入內地，移交督撫，給予安置。

對于鄭氏集團投降的關鍵人物劉國軒，施瑯特地向康熙推薦了他。劉國軒似乎以澎湖敗將之名流于后世，但實際上，他也是少年成名的鄭軍名將。劉國軒比施瑯還年輕8歲，15歲時就組織鄉兵，不久后降清，還在施瑯手下干過。在施瑯降清兩年后，劉國軒選擇了相反的道路，從清軍陣營投向了鄭成功，并參與了鄭成功圍攻南京、收復臺灣等大戰，在三藩之亂時期，鄭經響應，劉國軒曾有以數千人擊敗數萬清軍的記錄，其作戰善用間諜，屢有奇計，人稱劉怪子。即使在澎湖海戰中，劉國軒也并非一味挨打，在開戰之初甚至占了上風，后來因風勢變換才被施瑯打敗。根據其投降后陸續歸順清朝的海船船員供述，劉國軒還掌握了相當一部分海上貿易，其麾下海船可以從臺灣起航，裝滿當地特產白糖、冰糖前往日本，在當地賣了錢后購入紅銅金板和一些農副產品后，再去暹羅販賣，在暹羅買了錫、蘇木、胡椒、象牙等，再運往廈門販賣，利潤十分可觀。施瑯對這位老部將、老對手也算得上惺惺相惜，給康熙的上疏稱：

“劉國軒決意傾心，以生死聽命于朝廷，免貽害生靈；此其人毅然慷慨，見機力主歸命，遂使我師不用戰攻而得全國，其功亦不少。倘荷皇上寬恩，授以爵秩，當有可見效之才也。”

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十三日招降鄭成功部下詔諭。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清廷封其為伯爵，授職直隸天津鎮總兵，并將劉國軒一家遷往京師，改隸漢軍八旗。康熙讓明珠傳諭劉國軒：

“爾劉國軒身為渠黨，乃能仰識天時，勸令鄭克塽納土來歸，朕心嘉悅！授爾總兵官之任。聞爾家口眾多，棲息無所。京城房舍，人有定業，況價值不貲，爾安從得之。今特賜爾第宅，俾有寧居，以示優眷。”

劉國軒最終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逝世，終年六十五歲，清廷同年追贈太子少保。對于鄭克塽、馮錫范，清廷將其一并移往內地，所有鄭成功之子鄭聰等六人，鄭經之子鄭克塽及其弟等九人、劉國軒、馮錫范等子弟陸續由官兵陸續護送，移入內地。鄭克塽到達京師后受封為“漢軍公”。康熙三十二年（1694），以鄭克塽需要照顧從福建前來族人在北京的生活，先后賜給鄭家兩位佐領之職，由鄭克塽的三弟鄭克壆擔任初代佐領；之后克塽之子鄭安康、鄭安福、七弟鄭克塙與其子安德也都擔任過佐領。

在臺灣正式設府

清軍到達臺灣后，施瑯下令安民：

官兵云集，號令霜嚴，念土地既入版圖，則人民皆屬赤子，保乂撫綏，倍常加意。官兵不許占住民居，弁不許包贌鄉社。樵蘇采捕，載運米榖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農商工賈，經營市肆，鄉村騷擾強買，各嚴差巡。糖蔗民間物業，嚴禁兵丁混折。

簡言之，施瑯嚴格約束清軍士兵，不準擾民，明確規定了不占民宅、不租民地、禁止強買強賣、禁止士兵參加民間產業，讓臺灣正常的經濟、貿易秩序得以順利恢復。士兵購買“日用蔬菜，市肆買辦，照依民價無虧，斷不許藉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 對于臺灣人民為供養鄭氏集團的沉重賦稅，清廷予以減免，“今歲應納租谷，十分酌減其四……其一切保務疊派什項差徭，盡行蠲免”，“年納正供，當為從輕酌定具題”，令臺灣百姓“各宜樂業，無事驚心。收成在邇，農務毋荒。貿易如常，壟登有禁”。登陸后，為了防止地方官借犒賞大軍為名，向民間攤牌，清軍嚴禁犒師，稱大軍進取臺灣“原為拯民，非以擾民；故到處秋毫無犯，務使民不知兵”，若以犒賞大軍為名擾民，必將嚴懲。

青花騎士圖罐。來源/故宮博物院

臺灣收復后，清廷對臺灣的棄留問題曾引起一場爭論，不少官員對臺灣的重要地位缺乏充分認識，認為臺灣土地狹小，人口稀少，財賦無多，又遠隔重洋，如派兵駐守，不僅糜費糧餉，而且鞭長莫及。他們主張“守澎湖，徙臺灣人民而棄其地。施瑯堅決主張留守臺灣，并《移動不如安靜疏》，主張將鄭氏投降人員就近安置。當時朝堂有人希望將鄭氏人員分散安置到北方，以徹底打消其串聯的可能。但實際上，這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剛剛經歷戰爭的臺灣社會也將被再次攪動起來，施瑯“令本省安插，各還原籍。民生免供億力役之勞，而投誠諸將士得以還首丘而保墳墓”，人心安定。

最終，1684年，清朝在臺灣正式設府，三個縣“附郭曰臺灣，外曰鳳山、諸羅”，隸屬福建省，設綠營臺灣鎮管轄臺灣澎湖，而且改福建巡海道為臺廈兵備道兼學政，將大陸移民臺灣的重要港口廈門與臺灣統一管理。此后百余年間，臺灣人口由1683年的約12萬人增長到1811年的約194.5萬人，日漸繁榮起來。

《平定臺灣戰圖·清音閣演戲圖》。來源/故宮博物院

參考文獻：

①施瑯：《靖海紀事》

②李細珠：《略論清代臺灣移民政策與移墾社會的定型》，《廣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