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的眾多戰友之中,他與劉伯承的感情甚為篤厚。鄧小平曾回憶說:“我們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10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劉鄧不可分”,是鄧小平和劉伯承在革命戰爭年代結下深厚情誼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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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和鄧小平
1938年1月,鄧小平出任八路軍129師政委,從此與劉伯承共事13年,他們密切合作,打出了“劉鄧大軍”的赫赫威名。鄧小平與劉伯承的緊密合作也深深影響著部屬,他們教育了一些喜歡爭功諉過、鬧不團結的人。
在劉鄧的部隊里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1947年夏天,有一個團的團長和政委性格都很強勢,他們打完仗后愛爭個你高我低,互不服氣,時間長了以后,他們之間的小疙瘩變成了大疙瘩。
有一次,團長和政委又鬧矛盾了,正好這天劉伯承和鄧小平要召集團以上干部開會,他們便去找劉鄧首長評理。團長和政委來到會議室后,里邊的場景使他們驚呆了:原來劉伯承和鄧小平正在一張大地圖前運籌著作戰計劃,親切地切磋戰術。劉伯承認真地聽取鄧小平的見解,鄧小平不斷地點頭贊許劉伯承的真知灼見。團長和政委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和教育。
團以上干部會議開始后,由于當時的天氣非常火熱,當鄧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時候,劉伯承親自倒了一杯涼開水遞到他手里。團長和政委看到這一幕后,感到羞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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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和鄧小平召開會議
會議結束后,團長拉著政委的手說:“我說伙計,看看劉鄧首長,真把我羞死了,咱們還鬧個啥勁兒?回去以后,我先檢討!”
政委也搶著說:“不,我應該先做檢討!”
此時一位知情的同志風趣地走過來說:“你們不是要找劉鄧首長評個高低嗎?走吧,現在就去!”
團長和政委齊聲說:“不找了,不找了!首長們已經用實際行動幫我們解決了思想問題!”他們說完后都笑了。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辭去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前往北京去籌建解放軍軍事學院,他和鄧小平長達13年的共事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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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鄧小平與夫人及孩子
1957年,正當軍事學院的工作在時任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的領導下如火如荼地開展時,軍隊內部一場反對所謂的“教條主義”的斗爭,使建國后我軍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受到了嚴重影響,也使劉伯承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8年7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劉伯承。鄧小平在會上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7月10日,病中的劉伯承由人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上中南海懷仁堂講堂,作了檢查發言。7月19日,鄧小平再次在大會上講話,強調要公正地對待劉伯承,他說:“劉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劉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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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左)
但在當時那種氣氛之下,劉伯承還是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軍事學院也被認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不久以后,劉伯承辭去了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專心養病。
最終給劉伯承平反的,還是他的老戰友鄧小平。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年國慶節前夕,總參謀長楊得志和副總參謀長楊勇、張震來到鄧小平家里匯報工作,鄧小平對他們說:“‘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后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有人對我說,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沒有一個好的司令,我這個政委怎么行呢?”
鄧小平的講話,最終解除了為劉伯承平反道路上的障礙,實際上為劉伯承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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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不幸病逝。10月21日,鄧小平撰寫了情真意切的《悼伯承》一文,他再次明確指出:
他在軍事學院的許多建樹,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具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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