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醉酒凍死街頭，同桌6人被判賠20多萬

今天， 一則“男子醉酒凍死街頭，同桌6人賠20多萬”的新聞登上熱搜，引發熱議：

2024年冬日的一個晚上，一場普通的朋友聚餐在新疆奇臺縣某公司辦公室舉行。然而眾人都沒有想到，聚會結束后，41歲的黃某某卻醉酒凍死在街頭。黃某某父母將聚餐的同飲者、同行者共7人告上法庭。日前，裁判文書網公布了此案的二審民事判決書，判決黃某某父母自行承擔責任的80%，同飲者1人承擔6%的責任、2人分別承擔4%的責任、另外3人分別承擔2%的責任，同行者不承擔責任。（現代快報）

一場本該愉快的聚會，最終以一條生命的逝去和巨額賠償告終，令人唏噓不已。一場本應是歡聚的宴飲，最終卻以悲劇收場，留下的是幾個家庭的傷痛和沉重的法律責任。這不禁讓人深思：推杯換盞之間，同飲者究竟承擔著怎樣的法律義務？

從法律角度看，這類案件判決同桌飲酒者承擔責任，并非“連坐”或“誰鬧誰有理”，而是基于《民法典》中關于過錯責任和安全保障義務的規定。

根據《民法典》第1165條：“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同桌飲酒人的法律責任，主要產生于以下幾種情況：

• 強迫性勸酒：如故意灌酒、言語刺激、不喝就不依不饒等；

• 明知禁忌仍勸酒：如明知對方身體狀況不適宜飲酒仍勸酒；

• 未將醉酒者安全送達：如將醉酒者置于無人照料的危險環境；

• 酒后駕車未勸阻：對飲酒后駕車的行為未進行必要勸阻。

在上述案例中，同桌6人被判賠償20余萬，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盡到將醉酒者安全送回家的義務，導致其在嚴寒中凍死街頭，存在明顯過錯。

有人可能會困惑：一起喝酒不是情誼行為嗎？怎么還產生法律義務了？

確實，單純共同飲酒是社交層面的情誼行為，法律不會干涉。然而，當飲酒可能導致醉酒者陷入危險狀態時，共飲人之間就產生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這種義務不是源于“一起喝酒”的行為本身，而是源于“共同飲酒+可能產生危險”這個組合。

就像《民法典》第1005條規定的：“自然人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受到侵害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的，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組織或者個人應當及時施救。”雖然共飲人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定義務人”，但在特定情境下，法院通常會認定其負有合理限度的救助義務。

在類似的共同飲酒侵權案件中，責任劃分通常遵循以下邏輯：

1、醉酒者本人承擔主要責任：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對自己的酒量和承受能力有基本認識，對過量飲酒的后果有預見能力；

2、共飲人按過錯程度承擔責任：根據其勸酒行為、事后救助措施等具體情節確定責任比例；

3、組織者、邀請者可能承擔更重責任：因為其對活動有更強的控制和領導能力。

在本文開頭的案例中，如果同桌6人存在勸酒行為，且未將明顯醉酒的受害者安全送回家，那么法院判決他們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便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這一判決的啟示是深刻而實用的：

對于飲酒組織者：應當控制飲酒節奏，及時勸阻過量飲酒，確保所有人安全返回。根據《民法典》，組織者的責任通常重于普通參與者。

對于同桌飲酒者：不應強行勸酒，對醉酒者負有看護、照顧、護送義務，必要時通知其家屬或護送就醫。

對于飲酒者本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首先要對自己負責，理性飲酒，控制酒量。根據《民法典》第1174條規定：“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為人不承擔責任。”如果飲酒者故意酗酒，不聽勸阻，也要自行承擔相應責任。

這起案件折射出的，不僅僅是酒桌責任的法律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對個人責任認知的缺失。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當道德倡導的互相照顧、互相關懷無法自發實現時，法律便通過界定責任的方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20多萬元的賠償，無法衡量生命的價值，卻足以警示世人：推杯換盞間，情誼與責任并存。在享受聚會歡樂的同時，別忘了對同伴多一份關心，多一份責任。因為真正的情誼，不僅體現在舉杯相慶時，更體現在確保每個人都能安全回家的責任中。

法律無法禁止人們飲酒歡聚，但它提醒大家：權利與義務相伴而行，自由與責任如影隨形。這或許是這起悲劇案例留給社會最寶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