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到了重溫《甲申三百年祭》的時刻

文 | 二手圣經

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的日子。這天，毛主席再讀《甲申三百年祭》，并把這本書交給了秘書葉子龍。他叮囑道“幫我把這本書保管好，千萬不要弄丟了，等到了北平想著還給我。”

也是在這一天，毛主席笑著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這時，毛主席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想起了李自成。他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他與周恩來這幾句短短的對話，在愉快的氣氛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共產黨人決不當李自成！毛主席即將率領中央機關進京，感想之多可想而知，可他首先想到的是《甲申三百年祭》，想到的是300年前李自成攻進北京旋即敗退的往事和教訓。這段對話，被后人們譽為“趕考對”。

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對于勝利之后的憂慮，不是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而是在1944年。毛主席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其偉大之處，就在于能在能在歷史發展處于萌芽之初，就能夠真正認識歷史發展的趨勢，并依據趨勢做出針對性的布置。

今天，我們也和當年毛主席在最初閱讀《甲申三百年祭》歷史局勢一樣，要思考“勝利之后”該怎么辦？在美國霸權僅僅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急速衰落的情況下，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建構一個美國失敗，而中國勝利的世界，是一個人類歷史贈送給中國思想界的課題。

毛主席與《甲申三百年祭》

今天思考勝利之后，是不是太早了，太草率了？如果現在的讀者中有偏右的朋友，大概率會說：“小粉紅意淫出新高度了，現在就敢談論美國失敗了？”

我的回答是，今天中國在全世界的地位，類似于抗戰即將勝利時的我黨在全中國的處境。我們不怕任何失敗，因為失敗根本動搖不了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大局，我們可以承受一次次的失敗，因為大局已定，歷史的趨勢已經無法扭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入到。真正能夠動搖局勢，甚至導致功敗垂成的是速勝，是速勝后的驕傲。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完成了近兩萬字《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19日該文發表在《新華日報》上，連載四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不僅揭示了明政權失去民心從而使自己走向滅亡，還批評了李自成的農民軍在短暫獲得勝利后，脫離人民群眾，走向腐化墮落，導致起義最終失敗。

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作報告時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并明確宣布把它作為全黨的學習材料，告誡全黨要以李自成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1月21日，毛主席給郭沫若的致信上面寫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做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這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從這些文字中，不難看出來毛主席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視程度，而毛主席與郭沫若信件中的這次對話，后來被稱作“甲申對”。

毛主席和郭沫若談論的李自成進北京不是一回事。郭沫若寫作《甲申三百年祭》，是為了在輿論上反擊國民黨。1943年3月，國民黨拋出以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并利用行政手段強制國民閱讀。書中，國民黨高度贊揚崇禎皇帝，污蔑李自成農民起義以及中國共產黨為“流寇”。為了進行宣傳反擊，時任重慶新華日報社國際新聞主編的喬冠華找到了郭沫若，托他以紀念明亡三百周年為主旨撰寫文章。

而毛主席卻從《甲申三百年祭》讀出了勝利之后，我們應該戒驕戒躁。彼時，離新中國的建立足足還有五年有余。彼時，雖然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疲態盡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豫湘桂戰役尚未打響，日軍還盤踞在太平洋諸多島嶼上。在遙遠的歐洲，美國在兩個月后才能開始諾曼底登陸，蘇軍在8個月后才能攻入德國。

但是世界在發生劇變，是年7月44個國家的經濟特使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9月正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我們不知道毛主席是否知道發生在遙遠的美國的事情，但是他確信，在劇變的世界當中，我黨勝利不可阻擋，勝利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他真正擔憂的是勝利之后。

在這個世界上，毛主席不是孤獨的，對于勝利之后的危機，也有人看到了問題所在，這個人就是黃炎培。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國民政府參政員，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飛赴延安訪問。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請黃炎培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我們今天不清楚，黃炎培是否看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但黃炎培問了一個和《甲申三百年祭》類似的問題，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窯洞對”。也只有在熟悉毛澤東思想脈絡的情況下，才明白黃炎培問“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到底是在問什么。

對于毛主席的回答，黃炎培十分高興。事后他在《延安歸來》一書中寫到：“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次問答，讓毛主席如獲知音，相逢恨晚。毛主席進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雙清別墅。第一個被邀請到香山別墅做客的黨外人士就是黃炎培。當時，毛主席還宴請了黃炎培和夫人姚維鈞。為了表示尊敬，他讓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來作陪，這等殊榮，黃炎培獨享，可見其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

唯物辯證法的審視：質變的突然性與準備的滯后性

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視角看，勝利的突然性有其哲學依據。事物的發展遵循量變與質變規律，長期的量變積累（斗爭過程）往往在某個臨界點引發質的飛躍（勝利的到來）。這種質變，在社會歷史領域，常以革命、戰爭決勝等劇烈形式呈現，其速度之快、勢頭之猛，確實遠超常態預期。

然而，這種超乎預期的勝利，造成了歷史的范式變遷，新的時代來臨，但是作為書寫歷史的勝利者的思維卻停留在了舊的時代，因此往往讓勝利者出現了嚴重的歷史誤判。

首先，是“斗爭慣性”的束縛。長期的斗爭環境，塑造了一套以對抗、批判、摧毀為核心的思維模式和行為邏輯。整個組織的精力都集中于如何戰勝眼前的強大敵人，對于勝利后的建設任務，雖有大綱設想，卻缺乏精雕細琢的實操方案與人才儲備。當敵人驟然消失，這套強大的斗爭慣性若不能及時轉向，便會陷入“路徑依賴”，要么繼續尋找乃至制造敵人，要么將斗爭矛頭轉向內部，導致內耗。（比如美國人冷戰思維延續的問題）

其次，是“勝利眩暈”下的理性缺位。突如其來的巨大成功，極易引發群體的非理性亢奮。這種“勝利眩暈”會放大自身力量，一方面，報復性心理占據主流，對敵人進行非理性的懲罰，對自己人進行非理性的補償。另一方面，低估未來困難，使人產生“無所不能”的錯覺。

在這種集體情緒中，冷靜、審慎、反思的聲音往往被邊緣化，激進、冒進的主張更容易占據上風。在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對前朝失敗教訓的總結容易被簡化為“他們太腐朽，我們太英明”的膚淺結論，而對其制度、文化中復雜成因的深度剖析則被忽略。（比如美國人過度追求全球有效統治的問題）

再次，“未來想象”的匱乏。斗爭年代，一切為了勝利，勝利的目標往往是明確的，關于“勝利后如何”的長期、系統、開放的想象與辯論，常常被視為次要甚至奢侈的、虛無的、有害的。這使得勝利者在砸碎舊世界后，面對廢墟，可能會陷入短暫的茫然：新世界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

除了否定舊制度，我們自身的正面主張如何具體化為行之有效的治理體系？這種想象力的匱乏，直接導致制度建設的倉促與粗糙。（比如美國人去工業化和金融體系急速擴張的問題）

最后，“范式確立”的急迫。從實踐哲學的角度看，人類的行為往往并不理性，很多行為都是依據習慣、舊例。勝利砸破了舊的世界，要在短時間內建立新世界，必須迅速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的、可遵循的“通用腳本”和“意義地圖”。這種對秩序的本能渴求，會催生一種強大的歷史緊迫感：必須立即用一個新的、完整的范式來填充舊范式崩塌后留下的巨大真空。

然而，這種“急迫性”內含著深刻的矛盾。它往往導致新的統治體系在倉促中，不自覺地摹仿它剛剛推翻的敵人的某些組織邏輯，或是將自己在特定斗爭環境中形成的、高度有效的臨時性方案，不加批判地升華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恒真理。

勝利者急于將自己成功的“特殊經驗”普遍化，將“我們的方法”等同于“唯一正確的方法”。這種在勝利亢奮中匆忙確立的范式，雖能快速穩定局勢，但其根基卻未經充分實踐的檢驗與民意的沉淀。它更像一個急于宣告完工的建筑，其設計可能隱含了未被察覺的缺陷初期任何小的缺陷，在一兩百年之后，都會被幾何級數的放大，最終導致災難性的結果。（比如，明宗室的問題）

因此，質變瞬間的輝煌，恰恰是辯證法展開其另一面的開始。物質世界的革命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但是對于勝利的精神準備必須及早開始。一個民族能否帶領全人類，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需要的就是這個民族在當今的情況下的對于歷史清醒的認識，對于自身文化深刻的反省。

我們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在短時間內獲得大勝，重塑世界體系，開創人類全新的歷史。但這往往就是我們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中華民族也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做秦、隋，不能做美國。

勝利者的三重悲劇：歷史鏡鑒的多元呈現

未能掌握勝利辯證法的政權，其失敗模式雖各有不同，但大抵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典型，它們如同歷史的復調，在不同的時空下一次次回響：

首先，李自成式：功敗垂成，潰于速腐。這是最經典的“勝利即失敗”案例。李自成大軍的失敗，直接原因并非軍事上的劣勢，而是政治上的短視與組織上的潰散。進入北京后，迅速滋生的享樂主義、官僚隊伍的拷掠斂財、對吳三桂等關鍵勢力策略的失誤，無一不顯示出他們只有“馬上打天下”的粗糙手段，而無“馬下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他們將勝利視為終點，而非新的、更復雜斗爭的開始，最終將十七年的奮斗成果在幾十天內耗盡。

（這里是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觀為例，后來顧誠將李自成失敗的主因歸結為在收買漢人地主方面遠不如滿清所以被聯合絞殺。隨著現在史料的不斷豐富，網絡上持特殊歷史階段軍事優劣的決定性影響的觀點也越來越多。比如作為明邊軍繼承者的順軍，步兵火器體系處于一個尷尬時期，無法抗衡在騎兵和重甲敢死隊方面具有優勢的清軍，后期清軍成了大口徑火炮優勢的唯一擁有者等等，相關觀點很多其他的不贅述了）

實事求是的說，我們對這一層次的勝利是有所警惕的。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毛澤東以李自成的教訓告誡全黨：“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同時提出“兩個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本質上是對《甲申三百年祭》教訓的深化落實，防范革命勝利后出現驕傲、腐敗問題。

其次，是秦、隋式：制度創新失當，二世而亡。秦朝與隋朝，皆是結束長期分裂、實現大一統的強盛王朝，都進行了深刻的制度創新（如秦之郡縣、書同文、車同軌；隋之科舉、大運河）。它們的失敗，在于對前代失敗（戰國紛爭、南北朝分裂）的總結過于剛性，矯枉過正，用力過猛。其制度設計具有開創性，卻嚴重忽略了社會的承受能力與人性復雜度，統治方式嚴苛急迫，缺乏彈性與懷柔。最終，強大的帝國因民心盡失、社會矛盾總爆發而迅速崩塌。

這警示我們：正確的方向，也需要恰當的節奏與溫和的方式來實現。對于這個層次的勝利，我們尚未真正做出準備。相較于對“李自成式腐化”的警惕，這種因“建設性傲慢”而導致的失敗更為隱蔽，也更具誘惑性。它源于一種美好的愿望——盡快將自己成功的模式確立為萬世法，卻因忽視了舊體系瓦解后的精神真空、民眾的疲憊與期望、以及不同文明板塊的慣性差異，而使得精心構建的新大廈地基不穩。

我們將要面對的世界，其復雜性遠非書齋中的完美模型所能涵蓋。若將斗爭期中形成的某些特定策略以及基于自身文化經驗的治理方案，不加調試地推向全球，便可能重蹈秦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覆轍。真正的歷史功業，不在于開創了多少制度，而在于這些制度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化入日常，成為滋養而非束縛人類文明發展的活體。

最后，美國式：霸權過度擴張，盛極而衰。贏得冷戰、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后，美國陷入了“歷史終結論”的迷思。其勝利辯證法失衡的表現，是權力的過度膨脹。它試圖將自身模式作為普世標準強加于世界，頻繁對外用兵，推行“民主輸出”；在國內，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產業空心化、金融虛擬化等問題日益嚴重，而霸權帶來的巨大收益暫時掩蓋了這些內部危機。

這種“外部擴張”替代“內部革新”的模式，最終導致國力的透支與信譽的坍塌，今日美國的內外困境，正是其冷戰后“勝利后遺癥”的集中體現。對于這個層次的勝利，是我們真正要深入思考的。美國的教訓在于，它將一場階段性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勝利，誤判為文明的終極勝利和歷史的終點。

這種誤判使其喪失了自我革新的動力，轉而致力于維護一個凝固的、服務于其霸權利益的全球秩序。它的一切行動邏輯，從金融剝削到軍事干預，都服務于“維系霸權”這一核心目標，而非解決人類社會的共同挑戰。

這導致其治理能力全面退化，其提供的“公共產品”異化為“霸權私器”，最終耗盡了其道義合法性與體系生命力。美國的悲劇警示我們，最大的失敗并非來自外部的挑戰，而是源于內部精神的僵化與創造力的枯竭；最危險的境地，莫過于在勝利的歡呼中，失去了理解世界復雜性的意愿與能力。

若我們將來徹底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警惕這種“終極勝利”的幻覺。一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新的世界體系周期，應該以短則250年（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朝代的平均時間），長則千年（周和羅馬）的維度來思考歷史的文明的終極勝利和歷史的終點，鼓勵持續創新與自我修正的、富有彈性和韌性的新型世界體系。這要求我們不僅要避免李自成的“速腐”和秦隋的“剛性”，更要超越美國的“僵化”，始終保持一種“生生不息”的文明狀態，將變革與創新的矛頭，永遠首先對準自身。

當代挑戰與前瞻：在科技加速時代預構未來

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不光與上古中古近代已截然不同，與二十世紀相比也已截然不同。最大的變量在于：科學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指數級速度發展，它極大地壓縮了歷史留給勝利者進行反思與調整的時間。

人工智能、生物工程、量子計算、太空技術……這些革命性科技不僅在重塑生產力，更在深刻顛覆社會結構、倫理規范、國家主權乃至人的定義本身。在這樣一個“加速時代”，任何一個政權都不可能享有周朝和羅馬那樣數百年的文明奠基期，甚至漢唐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期也顯得奢侈。

這一嚴峻現實，使得勝利的辯證法在今日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它要求我們必須將“戰后反思”前置為“戰前預構”。

首先，要在斗爭中進行建設性想象。在中美博弈的進程中，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西方模式的弊端上，必須同時并重地、系統性地構建關于未來全球治理、經濟發展、科技倫理、社會模式的正面主張。我們需要回答：一個超越現有秩序、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的新文明范式是什么？

其次，要聚焦關鍵領域的制度設計。美國的興盛有賴于全球化，失敗也因為全球化。全球化讓美國有效的和盟友市場融為一體，在經濟上徹底勝過蘇東陣營，這是勝利之處；全球化也讓美國出現嚴重的去工業化和金融惡性膨脹，導致美國的失敗。我們要在諸多領域，進行超前的研究與制度設計。一個文明，一個政權，越是在這些根本性問題上“一開始就把事情做對”，后續社會轉型的摩擦成本就越低，治理體系就越具韌性與適應性。

最后，需要立即培育“勝利后”所需的文化與人才。必須著力培養一種在成功后不驕不躁、持續學習的組織文化。同時，要有意識地儲備和鍛煉一批不僅善于斗爭，更精于治理、富于創新、具備全球視野和人文關懷的復合型人才。

尾聲：駕馭勝利，方能終結歷史循環

綜上所述，關于斗爭與勝利的辯證法，其精髓在于認識到，勝利并非斗爭的終結，而是斗爭形式的升華。它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轉向了更為復雜、更為漫長的治理考場、制度考場和文明考場。

1949年3月，全國勝利在即，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啟程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以前所未有的歷史凝重感，留下了另一段著名的“趕考對”：“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甲申對”與“趕考對”，一在勝利前夜，一在勝利黎明，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勝利辯證法的核心教誨。它們警示全黨：革命的真正難關，不在奪取政權之時，而在治理天下之后；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不在戰場對面，而在勝利帶來的驕傲、麻痹與脫離群眾之中。這種深刻的憂患意識，這種在巨大勝利面前反而倍加冷靜、如履薄冰的態度，是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第一次關鍵思想演練。

毛澤東的“趕考對”言猶在耳。今天的我們，正面臨著一場范圍更廣、內涵更深的全球性“大考”。中美戰略競爭，歸根結底，競賽的不僅是誰能在當下的博弈中勝出，更是誰能為人類文明的未來困境提供更優的解決方案，誰能更好地駕馭自身勝利所帶來的權力與挑戰。

真正的的勝利者，永遠不會是那些僅僅贏得了當下比賽的人，而是那些能夠戰勝勝利本身所帶來的傲慢、膨脹與短視的人。當他們學會在進軍的號角中聽見警世的鐘聲，在凱旋的狂歡中保持創造的冷靜，他們才真正掌握了斗爭的至高藝術——

那便是，以如臨深淵的審慎，去擁抱如日中天的輝煌；以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敬畏，去開創人類未來的嶄新篇章。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超越興衰治亂的古老循環，駛向那片更為廣闊、更加光明的歷史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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