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里隱藏的秘密，你看懂了嗎？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那啥結束、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下曾興起一股席卷全國的“文化熱”，彼時知識與理想被重新尊崇，詩人的粉絲瘋狂程度與今天明星的粉絲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電視作為一種新興媒介也成為文化熱的一部分，除了《圍城》《四世同堂》這樣的典型，《渴望》甚至喜劇《我愛我家》都可算作知識分子電視劇。

九十年代后，隨著經濟發展和一些其他因素，文化熱退卻。電視觀眾逐漸“家庭主婦”化——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中老年女性，討論婆媳、婚姻關系的電視劇成為主流。

而近十幾年網絡、智能手機全面普及，娛樂產品的受眾主體產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影視及大眾審美，都呈現出低齡、低智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中，知識分子電視劇市場日漸狹窄。《大明王朝1566》可以說是知識分子電視劇的頂峰，也是絕唱。

我相信作者劉和平選擇明朝作為故事背景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除了史料豐富外，明朝的人文環境也很有代表性。往前的宋朝并非典型的科舉制官僚社會，且“梅妻鶴子”“四相簪花”這樣的典故已遠如上古；往后的清朝則有民族問題，扮相特殊，未免不美。

有人喜歡把《大明王朝》看作權斗劇，并與奈飛《權力的游戲》比較，這未免辜負了作者的美意。《權力的游戲》是歷史劇，而《大明王朝》則道出了明清兩代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科舉制官僚社會的基因性缺陷，即：無論多少能臣干吏，一旦進入這個系統，都不得不走上相互傾軋、相互絞殺的結局，整個社會則在制度性腐敗中逐漸走向衰亡。

皇帝當然也是這個鏈條中的一部分。中國歷史悠久，皇帝的類型應有盡有：有唐宗宋祖這樣的英雄豪杰，也有劉邦、朱元璋這樣的底層混混；有殺人如麻的精神變態，也有喜歡做家具的手工愛好者。

《大明王朝》塑造了嘉靖、裕王、李妃三個不同的統治者形象。歷史上的嘉靖以聰明、性格堅毅、政治天賦過人著稱。十四歲就鬧出大禮議事件，在與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戰爭中大獲全勝。他一邊用武力制服官員，一邊在人格上貶低他們。也是從嘉靖朝開始，中國的士大夫開始日漸“奴化”。

《大明王朝》中，作者用春秋筆法描寫了嘉靖的形象：他不愛自己的國家，打著充盈國庫的旗號替自己斂財；他也不愛自己的子民，毀堤淹田的事情一出——“皇上心里裝的是九州萬方，一兩個縣的百姓嘛。”

嘉靖最惡劣的不是貪謀私利、毫無擔當，而是喜歡玩弄權術、撩撥下屬。對于統治者來說，這實際上已流于下乘。

與之相對的是李妃的表現。劇中毀堤淹田事發后，張居正、高拱等人的意思是不如放棄浙江的百姓，趁此機會一舉扳倒嚴黨。李妃馬上出言反對，她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黨派斗爭是官員的事，作為統治者還是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重。劇集后期，為了讓高翰文夫婦安心替朝廷辦事，李妃讓自己的弟弟跟隨他們，這個做法保護的意味遠遠大于監視。

使用權術的是人。說到底，替下屬考慮就是替自己考慮，這才是統治者的陽謀。

裕王是歷史上最常見的一類統治者，他有做事的決心，但資質平庸。不過，他信任下屬，不掣肘，在位短短幾年，反而做成幾件大事。

這就引出歷史中非常有趣的兩個秘密：一是不怕你平庸甚至昏庸，只怕你想干大事。這類人往往好大喜功，高估自己的能力，錯事做盡，造成的傷害遠遠大于“二十年不上朝”或者“驕奢淫逸”；二是一人獨攬大權總是顯得更有效率。張居正當政時期，他實際上是整個大明帝國的當權者，改革因此才能推動下去。

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這樣更好，而是這樣的統治可以更殘酷——大明朝，閹黨和東林黨尚能爭一爭；到了大清朝，皇帝大權獨享，導致說一句“清風不識字”也要身首異處。

劉和平在劇中呼吁“君臣共治”或許還隱含著期許，但總體來說他對此是絕望的——在劇集結尾，海瑞上疏鬧出的巨大風波過后嘉靖去世，裕王登基，但朝政并沒有因此變得清明——徐階取代嚴嵩，成為新一代需要被打倒的對象。一切又回到原點，再次進入死循環。

《大明王朝》中的次等統治者是政策的制定者們，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徐階、高拱、張居正、嚴嵩等，都是極其高明的政治家。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些高層無論他們貪了多少，是不是昏聵顢頇，制定政策的初衷一定是想把國家治理好。

現實情況當然往往相反。我們都注意到一個現象：歷史劇中的官家總在忙著搞錢。《大明王朝》開場是國庫空虛，《雍正王朝》也是；到了晚清的《走向共和》仍是。改稻為桑中心思想就一個字——“錢”。、；王安石變法為錢；張居正新政也為錢……想中華帝國疆域萬里，子民百兆，怎么總缺錢？錢都去了哪里？

劇中人江南首富沈一石有一段臺詞，歷來被人傳誦：“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何至于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于民；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把責任推給皇帝與官員，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帝國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也就是教科書上常說的——政府與地主階級有巨大矛盾。

很多人一直有個迷思，認為地主與農民天然對立，農民是所謂“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事實正好相反，農民與地主階級利益是一致的——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后，農民直接面對龐大帝國本身，結果如何就不必贅述了。

當然，稅收問題是個復雜問題，并非今天關注的重點。除此之外，高層在處理繁雜的國家事務時——經濟、安全、教育、司法……必然涉及到用人，而用人是權斗的根本問題。

政治其實和外交一樣，說白了也簡單：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少少的。《大明王朝》中改稻為桑為什么搞不成？因為——一是帝國的政策不符合浙江的地方利益，因而遭到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反對；二是高層的權斗往下傳導，底下人派系不同，互相掣肘；三是帝國派到地方的官員是“外人”，并不在意當地人死活，他們要趁機貪污受賄、刮地皮，與商人勾結、魚肉百姓。

這三點疊加，制定的政策必然失靈。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重點——也就是那些讓帝國真正運轉起來的人，可以統稱他們為“干活兒的”。

本劇最有魅力的角色非大太監楊金水莫屬。他精通商業運作，能替國家和外商談成大買賣；他是一個高超的權術家，無論形勢怎么變化都能迅速做出判斷并找到突破口。

他也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壞人：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毀堤淹田、草菅人命，出了事毫不猶豫拿自己的下屬頂缸；錦衣衛來到江南監督，他把錦衣衛推到前臺，替他拿捏地方官鄭泌昌、何茂才；朝廷為推動改稻為桑、籌募軍需殺富商沈一石，他再把鄭泌昌、何茂才推到前臺，讓新任知府高翰文頂缸。

他一面讓鄭、何賤賣沈一石家產，與商人們簽訂合同，自己再翻臉不認，爭取有利條件；一面還把封疆大吏胡宗憲、趙貞吉也拉下了水。楊金水一個人玩轉江南官場，壞事做盡。

作者最后安排他“裝瘋”贖罪，裝瘋是不想牽連父親呂芳——他雖是一個被閹了的殘廢，但他還懂得愛人，只要心里攔著這根底線，他就是一個完整的人。

但楊金水這樣的能臣干吏想辦成一件事都如此艱難，制度之惡可見一斑。

高翰文這一類型的官員也不少見。出身好、人聰明、有靈性，睥睨天下，覺得國家治理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重用他。他這樣的人，身上的虱子都比旁人的高傲幾分。可以想象，他在寫“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條陳時是多么激情澎湃。

然而一旦介入現實，兜頭就是一盆冷水：還在上任的路上，上司胡宗憲問的幾個問題就已經讓他啞口無言；上任第二天，就中了富商沈一石的“仙人跳”，官場生涯沒來得及展開就已黯然收場。

實際上，沈一石、蕓娘的美人計并不高明，對付他這樣愛惜名聲的人卻有奇效。到此，高翰文們會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劇中的高翰文那樣，徹底在官場中被清除；另一條則是變成鄭泌昌、何茂才。

鄭、何二人最開始也一定像高翰文那樣，從政之初立志要做一個為人民辦實事的好官。然而現實與想象充滿差距——他們很快發現一個人要管理二十多萬人的縣，手里的俸祿連請師爺都不夠。

劇中何茂才質問趙貞吉：“我確實貪了，這些錢多數用在衙門的開支上。我想問問趙大人，不貪，靠那點俸祿怎么辦公？”于是，鄭泌昌、何茂才們就一咬牙——為了辦實事、為了造福百姓、為了維持衙門運轉——那就迫不得已少貪一點。

鄭泌昌是嘉靖二十一年進士，為官可算清廉，導致十多年都升不上去。因為他秉持著圣人的道理：“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官聲是有了，可回頭一看老婆孩子心中未免波動：難道寒窗苦讀十幾年，千軍萬馬擠獨木橋考中進士、做官，就是為了讓老婆孩子跟著自己吃苦嗎？更別說同年的某某，那個無能之輩已經升任大理寺卿，自己年近五十，卻華發已生，還在地方上打轉。

于是，一咬牙、一跺腳，狠狠貪上幾筆，走了嚴世蕃的路子，很快調任浙江布政使。浙江這種地方繁華富庶，水歷來很深，沒有后臺背景很容易被人吃得骨頭都不剩。鄭泌昌背后是嚴家，自然沒人敢動他。

從辦事能力來說，鄭泌昌是一把好手。他在官場數年，溜須拍馬、外方內圓的基本功爐火純青。最開始，鄭泌昌沒看出“改稻為桑”是一步死棋。浙江官場上下一氣，這事原本可以做成。可惜封疆大吏胡宗憲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極力反對。裕王還派出譚綸去掣肘；頂頭上司嚴世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來個毀堤淹田，到時候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鄭泌昌作為地方官和小閣老的人，必須咬牙聽從上面安排。他是這樣想的：毀堤淹田確實死罪，到時候可以讓下屬馬寧遠頂罪；上頭還有嚴家罩著，問題不大。再說如果此事搞成是大功一件，到時候一上調，事情從此抹平。

隨著高層斗爭愈演愈烈，鄭泌昌意識到自己已走入死局。他和下屬馬寧遠一樣，關鍵時刻會被人推出去頂缸。這時候他只有兩條路可選：一是病退，如果有決心從高處跳下，摔自己一個殘廢，大概可以全身而退；二是往死里干，把改稻為桑搞成，一俊遮百丑。

為保命，他和搭檔何茂才鋌而走險，假造通倭大案栽贓海瑞，讓富商沈一石掛著織造局的燈籠去買災民的田，試圖把江南織造局也拉下水。劇中，鄭泌昌一口一個“都是被他們逼的”，這話一點也不假。于是在高層權斗吹出的旋渦中，他最終與自己的下屬馬寧遠一樣，被頂缸殺頭。

鄭泌昌與何茂才在歷史上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草菅人命、貪污腐敗；他們既想得利又不想承擔責任；他們上頭有難伺候的上司，身邊有虎視眈眈的同僚，下面還有刁民；干活兒的時候要靠他們，頂罪殺頭也得靠他們。這點“賣身錢”，不是那么好掙的。

胡宗憲是劇中最完美的人之一——文武雙全、能力出眾兼之一心為公。這樣的官員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如明朝的于謙、王陽明。于謙的結局是被砍頭，王陽明一生坎坷，政治生涯也不算成功。

雖然于謙的死源于皇位之爭，但仍牽出中國政治的另一個秘密——能臣干吏往往為上司所忌，整個環境深陷逆向淘汰機制。

海瑞在真實歷史中讓人厭惡，劇中的海瑞卻非常出彩：正直不迂腐，冷峻又幽默，政治手腕高超。不過，他應不應該作為一種理想被頌揚，很值得商榷——盼清官，不如盼好的制度。

綜上，《大明王朝1566》是中國最好的電視劇之一。作者生動、準確地描述了明朝的社會現狀。劇中幾十個人物每一個都栩栩如生，如富商沈一石。沈一石內心與高翰文一樣清高，他對蕓娘的感情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攬鏡自照般的自憐自艾。他雖是江南首富，但和蕓娘一樣也不過就是任權力玩弄的棋子。也是從沈萬三到胡雪巖，中國歷代富商巨賈的縮影——任你才華橫溢，任你有非凡的商業智慧，最終也不過是被踩在腳下的螻蟻。

蕓娘的塑造也極為出色。她原是秦淮河上的青樓女子，又被沈一石買來送給太監楊金水做“對食”，這兩個身份都極為卑賤。可她天賦奇高，從不自甘下賤。愛上高翰文便義無所顧，一點沒有因身份低微而覺得配不上對方的想法。

她更不清高，追情郎的時候會使一些小手段；后又憑借自己早年與楊金水、沈一石的關系幫助丈夫高翰文成為江南首富。可惜的是，高翰文也是個天賦極高的人——天賦高就意味著心高。被清除出官場后，高翰文心有不甘，最終走上沈一石的老路成為皇商。在波譎云詭的權斗中，這兩個人的下場恐怕不會太好。

蕓娘也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她與高翰文一起被囚禁時曾對高翰文說：“他們不是讓我看住你，而是讓你看住我。現在沈一石死了，楊金水瘋了，我是過去那些事的唯一見證人。有些事情說不清楚的時候，還得找我去做見證。因此他們不但要留著我，還得知道我去了哪里”，不過這些話以高翰文的智慧顯然沒聽懂。

通過蕓娘與李妃的塑造，也可窺見一個很有趣的秘密：政治家的能力，大多源于天賦，而不是后天的鍛煉和培養。李妃與蕓娘都是天生的政治家，她們的才能源于敏銳的直覺。

掌印大太監呂芳是本劇唯一一個全身而退的高級官員。他真心實意地愛護身邊人，不但是劇中所有太監的“父親”，某種意義上也是嘉靖的父親。

在朝中做官風險之大，大過賣白粉，這個道理不是官員們不知道，而是權力太誘人。所以呂芳說，做官要三思——思危、思退、思變。身在高位而不被權力蒙蔽，還能在有限的范圍之內保持仁善之心，非常難能可貴。作者安排他最后全身而退，不僅是對他政治才能的肯定，也是對他仁善之心的褒獎。

除此之外，走投無路、狗急跳墻的嚴家父子；有情有義的黃錦，隱忍聰明的馮保；一心想青史留名的趙貞吉；愛權力走火入魔的陳洪；被拿來頂缸殺頭的小太監李玄等等，都是非常精彩的人物。

也有一些并不推動劇情的閑筆余韻悠長：浙江官場開會前，眾大員們在忙什么呢？有看雞缸杯的；有唱昆曲的；有弄扇面的……烏煙瘴氣的場面和大員的貪腐形象躍然于屏幕上；劇中的微末小吏田有?，深得見風使舵精髓。賑濟災民現場，百姓們都在喝稀粥，他老婆卻派人給他送燉雞吃，堪稱神來之筆。作者試圖把帝、官、吏、商、民一網打盡，可惜他對底層勞動人民并不熟悉——農民齊大柱和他的妻子非常臉譜化，有時候甚至還有一種滑稽感。

中華帝國歷史悠久，千百年來人才輩出卻一直沒有建立起理性、非人格化的秩序。在此背景下《大明王朝》不僅是一部電視劇，更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在這場權力和金錢的游戲中無人勝出，所有人都是失敗者。這樣的悲劇氣質讓本劇意味深遠，充滿詩意。

最后，用曹雪芹的《好了歌》來結尾：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么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杠；

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