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清朝派出了一批留學生，最終卻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這是極簡中國近代史系列的第32篇，感興趣的可以瀏覽前面章節。

1872年，清政府開啟了自己的幼童赴美留學計劃。

1880年，因為擔心幼童們西化嚴重，再加上部分幼童剪掉長辮，信奉基督教。清廷發布上諭，要求李鴻章等人嚴查赴美幼童中私自信奉基督教的情況，若有信教的幼童，即刻撤回國內。

甭管后人怎么評價李中堂，但在清末搞洋務的諸人中，李無疑是眼光最為長遠的。

當年支持幼童出洋的曾國藩已經去世，只剩下李鴻章苦苦支撐。中間遇到經費緊張，朝廷難以撥付孩子們的學習生活費用，李都是從自己的北洋軍費中摳出來繼續支持留學事業。

可以說，這個大清國的裱糊匠在用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為大清再培養出一批小裱糊匠，來維系這個風雨飄搖的朝廷。

只不過這一次，他長達近十年的堅持，遇到了最大的危機。

面對朝廷要求終止留洋事業的上諭，李鴻章選擇了折中的處理方式。他奏請總理衙門，建議采取“半撤半留”的辦法來善后。即裁撤出洋肄業局，撤回學生；已進入大學和畢業在即的學生，可由駐美使館暫時代為管理，等畢業后再令回國。

這不失為一個曲線救國的法子，至少能讓那些即將完成學業的學生掌握到完整系統的知識，而不至于功虧一簣。

但是他還是高估了朝中諸人的底線。當年選派幼童留學時，恭親王奕?就竭力希望安排八旗子弟參與。在他眼里，漢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滿人才是自己人。

但很可惜，那些他寄予厚望的皇親貴胄們只知道提籠逗鳥，根本沒人愿意遠赴重洋，無奈之下，奕?才算同意讓漢人的幼童赴美求學。

這次的剪掉長辮事件，給了奕?很好的契機。很快，總理衙門在奕?的授意下就做出了最終決斷，撤回所有留美幼童。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是這樣寫的：

臣等以為，與其逐漸撤還，莫若概行停止，較為直截。

在晚清的朝堂上，無知、內斗和猜忌，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如此的怪像。凡是好事，總是推行的猶猶豫豫；但凡壞事，又總能決斷的直截了當。

一個王朝覆滅前的沉沉暮氣，在裁撤留美幼童回國一事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1881年6月28日，總理衙門下令全體留美幼童及相關官員盡速回國。隨后，幼童分三批啟程，被集體遣返。

中止學業，半途回國，讓幼童們十分痛苦和失落。但是能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見到久別的親人，又在很大程度上沖淡了這種痛苦，讓他們有了一份別樣的期盼。

然而，任誰也沒有想到，迎接他們的不是微笑和擁抱，反而是冷眼和嘲笑。在岸邊等待他們的，不是親友，而是冷冰冰的清朝士兵。

為防止幼童逃脫，他們被全程嚴格監管，集中送往上海道臺衙門后面的求知書院，這里已經廢棄十年之久。到處長滿了青苔，斷壁殘垣，霉氣熏鼻。而就是這種地方，成為了幼童們歸國的第一站。

這些人可都是國家民族的希望，是繁榮富強的種子，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在自己的祖國，他們反而被當成了背棄國家的“叛徒”，他們背叛了清帝國的傳統文化，背叛了清帝國的意識形態，他們是“思想犯”，是“假洋鬼子”，是有害于社會的人，是無益于國家的人。他們是危險的種子，必須受苦，必須接受監管，必須接受再教育，必須“改邪歸正”。

對于這種怪相，《申報》的評論一針見血：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為國家辦洋務哉！

這些被清廷傷透了心的幼童們，最終也用實際行動，“回報”了愚昧的清政府。1911年，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在該年被任命為清廷袁世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

唐紹儀對清政府的觀點很簡單也很直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

然而對清政府沒有好感，并不影響這些學成歸來的孩子們為祖國和人民服務。

容揆在晚年時曾撰文評價出洋肄業局。他說：“如果要判斷一棵樹的價值，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它果實的價值。”

那么出洋肄業局這棵大樹究竟結出了什么樣的果實呢？這里面碩果累累，最豐碩的那一枝，要從一個人講起，這個人就是袁世凱。

甲午戰爭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慈禧被迫不得不同意實行新政。而這也就給了那些熟悉西方事務和科技的留美幼童們施展才華和抱負的機會。

各地督撫推行的新政中，當屬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新政最為成功，是全國的標桿。而袁成功的秘訣，就在于他大量地延攬當年的留美幼童為其所用。

這些在袁身邊協助他的幼童中，最出名的當屬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唐紹儀。

唐紹儀熟悉國際法條，精于外交事務。1903年，英國入侵西藏，唐代表清廷赴印度與清廷談判。唐的出馬一改以往清政府官員的顢頇與無知，他言辭犀利，思維敏捷，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

此后，唐紹儀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于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唐還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關控制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回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制。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

曾經把持中國海關稅收多年的英國人赫德，第一次體會到了大清官員的厲害，不得不收斂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

唐紹儀雖為清廷辦事，但是留美的七年經歷早已經讓他深深接納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紹儀深受袁世凱器重，被聘任為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

在談判中，唐很快就同孫中山等人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清廷腐敗，不足保全，勠力同心，推動共和。可以說，在逼迫清帝退位一事上，唐紹儀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清廷大概怎么也想不到，這個當年自己花錢送出去留學的孩子，成人后卻成了為自己送葬的掘墓人。

南北談判成功后，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而深受袁信任和重視的唐紹儀則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

然而，大權在握后漸漸習慣了獨斷專行，乾綱獨斷的袁世凱和從小接觸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紹儀在政見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兩人漸行漸遠，志向抱負難以伸展的唐憤而提出辭職，此時距他擔任內閣總理僅僅三個月。

除了唐紹儀，袁世凱當年麾下的留美幼童還有另一位重量級人物，甚至名氣還要大過擔任過內閣總理的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

清朝末期，英俄等國紛紛在中國修筑鐵路，鐵路的便利使得各國能夠瘋狂竊取鐵路沿線利益，給國家安全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損失。

然而，中國人只能干著急，畢竟，鐵路在當時是妥妥的高科技產品，中國根本沒有人會修。

張家口位于北京通往內蒙古的要道之上，歷史上一直是北方軍事重鎮。在經濟方面也是北京溝通內蒙的商貿必經之路。同時清廷為了加強同蒙古王公的聯系，也急需改善交通，修筑京張鐵路。

這條鐵路也引起了列強的注意，英國和俄國為了爭奪筑路權爭吵不休。最終英國援引沙俄當年同李鴻章簽訂的密約中“長城以北鐵路不能由第三國承建”為理由，刁難起了清政府。

既然不能由第三國承建，那么就清朝你自己修，這樣我們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就都沒有意見了。

英國人的算盤打的很好，反正你中國沒有能修鐵路的工程師，到最后還是得來求我。那時候，條件可就由得我來提，而且俄國人也就沒有理由插手了。

然而千算萬算，他們算漏了一個人，詹天佑。

詹天佑是當年第一批的留美幼童，因為去得早，所以在清政府決定中途裁撤出洋肄業局的時候，詹天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從耶魯大學的土木工程系畢業，是僅有的兩名完成大學學業的留美幼童之一。

歸國后，他一直致力于鐵路事業，之前已經完成了總長43公里的新易鐵路的修筑。在同樣是留美幼童，時任管內外鐵路總辦的梁如浩舉薦下，袁世凱決定讓詹天佑負責京張鐵路的建設。

京張鐵路沿線地形復雜，總長更是達到了200公里，遠非新易鐵路能比。如此艱巨的任務，作為總工程師的詹天佑卻絲毫沒有退縮。頂著西方列強的嘲諷與覬覦，直面八達嶺等路段的險峻路況，詹天佑帶領中國施工隊，靠著大錘、十字鎬、鋼釬等落后工具展開了京張鐵路的施工作業。

1909年8月11日，京張鐵路提前兩年全線通車，這條中國人自主成功修筑的第一條鐵路獲得了多項成就：開鑿了居庸關、八達嶺的隧道；自主創新在關溝山腰處修成人字形軌道；采用中國自行研制的水泥并成功筑成石料旋橋等。這些當時在國際上引發巨大反響，極大鼓舞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

詹天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中國人的智慧和潛力。時至今日，這種精神依然被一代代的國人所傳承，所發揚。

10年前的2015年，中國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發誓要攻克高端產業，擺脫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局面，避免被列強在技術上卡脖子。當時不少人都認為這是在癡人說夢，對之嗤之以鼻。

那么結果呢？我們當初定下的目標是2035趕上德國，2045接近美國。而現在僅僅過去了十年，當初的260多個攻關項目，已經完成了86%。核電、航天、造船全面突圍，從追趕者一舉變為了領跑者。

除了光刻機等少數項目，中國幾乎以一己之力，搞定了大部分的高端制造。詹天佑當年拜師求學的美國，現在也不得不把我們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公平的對待。

而這又何嘗不是那一個個遍布各個領域，悶頭搞科研的“詹天佑們”的功勞呢？

不過你若認為當年被袁世凱提拔起來的留美幼童只有唐紹儀和詹天佑，那就大錯特錯了。

還有一位叫蔡紹基的，就是當年在哈特福德高中演講時候，慷慨激昂地說出：“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著了，她終將會醒來并注定會驕傲地屹立于世界！”這句話的少年，多年后，他成為了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大學——北洋大學的首任校長。

對了，北洋大學就是現在響當當的985名校，天津大學的前身。

無獨有偶，像蔡紹基一樣，投身教育事業的留美幼童還有唐國安。

1908年，中美就退還部分庚款的事項達成協議，約定好從1909年起，中國每年向美國選派100名留學生，第5年后，每年不少于50名，持續32年，退還部分的款項，用以支持每年的留學事務和人才費用開支。

為此，清政府設立了留美預備學堂，由唐國安負責。而這個學校今天有一個極其響亮的名字，清華大學。

唐國安則是清華的首任校長。

除了這些名聞遐邇的大人物，留美幼童中還有許許多多同樣優秀，為了國家和人民畢生奮斗，卻聲名不顯的英才。

李恩富，是留美幼童中的語言天才，他在以語言教育著稱的霍普金斯學校中以總分第一畢業，被耶魯錄取。

中斷學業歸國后，李恩富通過傳教士的協助，再次回到美國完成學業。他畢生致力于讓西方了解中國，改變中國在外國人眼中的刻板印象。

1887年，李恩富在波士頓出版英文回憶錄《我的中國童年》，這是華人第一次在美國出版英文圖書。

李恩富在美國的事業很成功，也收獲了愛情，同一位漂亮的美國女士結了婚。19世紀末，因為華工大量涌入引發了華人同當地人的沖突，美國出臺了《排華法案》，反華情緒高漲。

面對此種形勢，李恩富以記者的身份四處演講并撰文，為在美華人發聲。面對“中國人必須滾開”的口號，他寫出了著名的文章《中國人必須留下》來硬剛。

他尖銳的批判美國對華工的不公待遇，指出種族歧視與暴力違背美國立國精神。李恩富在文中質問：“看看現如今的美國人是如何對待其他人種的吧……靠著對其他民族的欺壓而膨脹，這就是他所謂的自由嗎？”

李恩富的舉動讓他成為眾矢之的，而他的婚姻也因此而破裂。

后來的李恩富雖再次結婚，但暮年的他還是心系故土，選擇了在66歲孤身返回祖國。最終在1938年病逝于香港。

在去世前，他寫給了在美國的友人一封信，信中說道：“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戰爭，一場慘無人道，野蠻的戰爭。日本人的飛機每日在城市上空盤旋轟炸。生命隨時都可能終結。”

一位老人，在美國有妻有子，卻非要孤身選擇回到祖國面對日本人的飛機大炮，這是一種多么深的熱愛，多么厚重的感情啊。

這些當年留美的孩子們，即使他們穿著洋裝，喝著咖啡；即使他們白發蒼蒼，步履蹣跚，但他們始終留著中國的血脈，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留美幼童的故事講完了，正如容閎的那句話，“如果要判斷一棵樹的價值，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它果實的價值。”

事實證明，這棵樹不光有價值，而且價值不可估量。因為在她累累的果實中，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包括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清華大學校長1人、北洋大學校長1人；從事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部長1人、副部長1人、駐外大使1人、國務院總理1人；進入海軍20人，其中海軍將領14人。他們締造的偉大事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法抹去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百多年過去了，這顆當年容閎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種下的大樹早已枯萎，但是她留下的那些種子，結出的那些果實卻早已經遍布祖國各地，成為了一段無法磨滅的不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