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錄音風波，一場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失序

王家衛錄音風波，一場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失序
文/葉雨秋

2025年11月8日，《繁花》劇組的一紙聲明將原工作人員程駿年（網名“古二”）推上輿論風口浪尖。聲明直指其通過網絡平臺發布大量未經證實的非法錄音，不僅存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偷錄行為，更涉及蓄意剪輯、惡意解讀，甚至導致主創人員遭受網絡暴力，煽動社會對立。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個人道德的淪喪，更折射出法律邊界的模糊與監督機制的缺失。從法律視角審視，偷錄與非法披露錄音的行為已構成對隱私權、名譽權的系統性侵害，甚至可能觸碰刑事犯罪的紅線。
一、隱私權：法律明文禁止的“禁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條，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權利人明確同意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實施“竊聽、公開他人私密活動”等行為。程駿年偷錄劇組主創私人對話的行為，顯然屬于對他人私密空間的非法侵入。錄音內容若涉及個人情感、工作爭議等不愿公開的信息，則進一步構成對隱私權的侵害。
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并非抽象原則。2025年多起類似案件中，法院均明確認定偷錄行為違法。例如，某企業員工偷錄高管談話并公開，被判賠償精神損失費；某網紅偷拍他人私密聚會并傳播，因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被行政拘留。這些案例表明，司法實踐對隱私權的保護已形成清晰標準：未經同意的錄音行為，無論目的如何，均構成對法律底線的突破。
二、名譽權：惡意剪輯下的“法律利刃”
程駿年不僅偷錄，更通過蓄意剪輯、斷章取義的方式扭曲錄音內容。例如，其發布的錄音中包含“王家衛稱唐嫣很裝”等片段，若經核實為惡意拼湊，則可能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名譽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譽權。
司法實踐中，名譽權侵權的核心在于“是否降低社會評價”。2025年某演員訴自媒體案中，被告將原告正常發言剪輯為“歧視農村人”，法院認定其構成名譽權侵權，判決賠償并公開道歉。類比程駿年案，若其剪輯后的錄音導致主創人員社會評價顯著降低，則需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更嚴重者，若錄音內容涉及虛構事實、誹謗他人，可能觸犯《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侮辱罪、誹謗罪），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刑事風險：從行政違法到犯罪的“懸崖”
程駿年的行為已超越民事侵權范疇，可能涉及多重刑事風險。其一，若錄音內容涉及劇組未公開的商業策略、演員合同等商業秘密，其非法披露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侵犯商業秘密罪），最高可處七年有期徒刑。其二，若其通過威脅、脅迫等手段獲取錄音，則可能觸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面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程駿年長期滯留境外逃避調查的行為，可能涉及《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窩藏、包庇罪）。若其與境外勢力勾結，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并傳播錄音，則可能升級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法律對跨境違法行為的追責從未缺席，2025年某跨國數據泄露案中，被告因在境外服務器存儲非法錄音被引渡回國受審，即是明證。
四、網絡暴力：非法傳播的“次生災害”
程駿年將錄音上傳至網絡平臺，導致主創人員遭受大規模網絡暴力，這一行為進一步放大了法律風險。根據《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不得傳播侮辱他人、惡意歪曲事實的信息。平臺若未及時刪除侵權內容，需承擔連帶責任。2025年某平臺因未刪除誹謗錄音被判賠償的案例，即體現了法律對網絡空間秩序的嚴格管控。
更關鍵的是，網絡暴力的傳播可能構成《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尋釁滋事罪）的“情節惡劣”情形。若錄音內容引發群體性攻擊、人肉搜索等行為，導致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自殺，傳播者可能面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程駿年案中，其煽動社會對立、誘導負面情緒的言論，已具備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五、法律與道德的雙重救贖
《繁花》劇組的聲明不僅是一次法律維權，更是一場道德呼吁。程駿年作為前工作人員，本應通過合法途徑解決署名爭議，卻選擇偷錄、造謠等極端手段，暴露了其道德底線的徹底崩塌。而法律對此類行為的零容忍，正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
從劇組已將證據提交司法機關的行動來看，法律程序已啟動。但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此案警示公眾：任何爭議的解決均需以法律為邊界，以道德為底線。偷錄與非法披露錄音的行為，不僅損害他人權益，更破壞社會信任基礎。唯有尊重法律、堅守道德，才能避免陷入“以違法對抗失德”的惡性循環。
《繁花》劇組風波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命題。在法治社會，任何人都無權凌駕于法律之上；在文明社會，任何爭議都需通過理性途徑解決。程駿年案的最終走向，或將成為界定隱私權、名譽權保護邊界的又一典型案例，而其留下的教訓，值得所有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