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黃麻起義領導人，建國后想當省委書記，毛主席批示：開除黨籍

1951年底，一封從河南開封寄出的信，送到毛主席的案頭。看到寄信人“戴季英”的名字，毛主席臉色陰沉若有所思，待看過信的內容后更是勃然大怒。

主席立即批示：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干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隨后這封信轉給中央辦公廳，戴季英也就被一擼到底了。

說起來戴季英參加革命時間很早，曾與兩位開國大將搭檔，地位也很高，為何最終會落得這般待遇？他又說了什么讓毛主席如此憤怒呢？

這些問題，從戴季英的經歷中就找到答案，最后的結果，很大程度也是他自找的。

戴季英1906年出生于湖北黃安（紅安）七里坪，這里稱得上紅四方面軍的源頭，革命氣息非常濃郁。

1926年，戴季英在武漢參加共青團，從此開始為組織工作，一年后奉命返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在蔣介石、汪精衛等人接連發起反革命政變后，全國各地的黨組織開始籌劃武裝反抗。

鄂豫皖地區打響第一槍的是黃麻起義，而戴季英是總指揮部成員兼七里區農民義勇隊總指揮，屬于主要領導人。

由于此時反動派還是勢大，起義失敗了，有一些人因此心灰意冷離開革命隊伍，戴季英卻隨著黃安縣委撤入柴山保地區，秘密發展，建立小型根據地。

1928年，紅色種子不斷生根發芽，鄂豫皖蘇區適時宣告成立，并且還整編出一支紅7軍。戴季英這時是鄂豫皖省委委員、軍委委員，為黨政軍發展都做出很大貢獻。

他初心很純粹，為了革命還毀家紆難，他有四個兄弟都是早期共產黨員，二哥戴季倫曾任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常委，職務也很高。但除了戴季英外，其他四人都為革命犧牲了。

戴季英的父親戴壽云被國民黨抓捕后當街燒死，母親吳氏被黃安的反動地主抓住嚴刑拷打致死，完全是滿門忠烈。

本來是一首可歌可泣的革命贊歌，但1931年張國燾空降至鄂豫皖后，一切都變了。

老張是個野心和權利欲望都很強烈的人，為掌權瘋狂排除異己，戴季英后來就做了老張的追隨者。

不過最開始戴季英差點都成老張清理的對象，戴季英是知識分子，被調往保衛局，名為工作調動，實則排查監視。

在此背景下，戴季英決定用行動消除老張的戒心，他搖身一變成“肅反”急先鋒，打擊迫害了很多無辜的人。

由于眾多紅軍精英被“肅”掉，敵人又瘋狂“圍剿”，鄂豫皖被搞得一團糟，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出走川陜。

戴季英作為老張的親信，本來可以跟著一起走，但他是本土高級干部，就被留下來重整隊伍。

后來留守人員繼續發展，又組成了鄂豫皖省委和紅25軍（下轄74師、75師），戴季英身兼省委常委、紅25軍兼74師政委等職。

比較尷尬的是，25軍的高級干部除戴季英外，軍長吳煥先、75師政委高敬亭也都是“肅反”的積極人員。

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說話最管用的干部皆是此道中人。當時戴季英有多狠呢？時任74師師長的徐海東記載過幾件事：

有一次徐海東實在看不下去，質問道：政委，很多人既沒證據又沒口供，為什么要抓？

戴季英連解釋都沒有，只說：你不懂肅反，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肅反是我的事，你不要過問。

還有1933年5月的七里坪之戰，紅25軍正在以劣勢兵力攻城，打得特別艱難。可戴季英卻搞起火線“肅反”，74師220團有49位干部無辜被害，徐海東急得直流眼淚又無可奈何。

75師高敬亭更狠，連他的搭檔師長姚家芳都死得不明不白，這樣搞下去，紅25軍自然在鄂豫皖也撐不住了，被迫進行小長征。

出發之前，部隊進行一定調整，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任政委，徐海東任副軍長，鄭位三任參謀長，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

客觀來講，此行戴季英功勞還是蠻大的，路途中吳煥先犧牲、程子華和徐海東都重傷躺在擔架上，戴季英就在重大決策上提供很多意見，幫助部隊成功抵達陜北。

然而，好不容易有安身之地，戴季英又開始搞“肅反”，劉志丹、張秀山、高崗等大批陜北紅軍領導人和重要干部被污為"右派"，蒙冤下獄。

有一位被捕的人后來回憶：如果毛主席的命令晚到4天，就沒有我們了。

當時真的萬分危急，中央抵達陜北后，毛主席立即叫停“肅反”，要求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

但正值國民黨大軍壓境之際，主席只能率部去一線作戰，就委托張聞天解決“肅反”事宜。

張聞天進駐瓦窯堡后，成立由王首道、董必武、張云逸、李維漢、郭洪濤五人組成的領導小組，第一個動作就是讓時任國家保衛局副局長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衛局的工作。

王首道在回憶錄中記述：“我們一到瓦窯堡，他（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就拿出許多案卷，作為劉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證據’。”

在王首道等人提出質詢后，戴季英仍頑固地堅持“有案卷、口供為據”。可見戴季英當時的頑固。

等毛主席、周總理等人從前線返回后，批評了戴季英，但戴季英不服反駁，堅持認為劉志丹是“右派反革命”，周總理聽后大怒：

像劉志丹這樣的“反革命”越多越好，你這樣的“真革命”，但是一個都沒有才好。

中央遂撤銷戴季英的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些“肅反”的經歷，的確是戴季英履歷的污點，不過中央秉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想法，后來還是重用了他。

國共兩黨合作后，南方八省游擊隊被改編為新四軍，戴季英的老朋友高敬亭擔任第四支隊司令員，兵力是整個新四軍之最。

但由于長期獨立發展，高敬亭也不是那么聽中央的話，老領導鄭位三過去擔任副支隊長（實際為政委），因批評高敬亭“肅反”擴大化，遭到排擠。

高敬亭給延安打報告，堅決不同意鄭位三到第四支隊任職，中央為了團結選擇妥協，改派戴季英去第四支隊。

戴季英還是心向中央的，到了第四支隊駐地，也批評高敬亭，要求他按照命令帶部隊東進。

此時的高敬亭決不允許有人挑釁自己的權威，被戴季英面斥，他內心非常憤怒，馬上準備對戴動手。

高敬亭發現第四支隊的江騰蛟跟戴季英走得很近（江紅軍時是戴的部下），就下令把江騰蛟抓起來嚴刑拷打。

江騰蛟后來回憶，在一個晚上，他聽到護衛說準備后半夜處決，于是找準機會偷偷翻墻跑了出去，后來轉到新四軍第五支隊任職。

這件事深深刺激到了戴季英，畢竟他自己就是從殘酷的斗爭環境里走出來的，已經猜到高敬亭想做什么，便連忙跟中央派來的干部一起出走，是為“新開嶺”事件。

后來在1939年6月，高敬亭身死，原四支隊改編為四、五兩個支隊，戴季英擔任新的四支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還作為新四軍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七大。

結果七大延期了，新四軍這邊重要職務又已經有人，戴季英只好轉而在1944年跟王樹聲一起到河南，歷任中共河南區黨委書記、河南軍區暨人民抗日軍政委員等職。

解放戰爭爆發后，戴季英跟王樹聲一路進行中原突圍，到安全地帶后創立鄂西北軍區。軍區司令員是王樹聲，政委是戴季英。

這么算起來，戴季英就跟徐海東、王樹聲兩位大將搭檔過。

可惜鄂西北軍區無法在大別山立足，1947年王樹聲下令撤出，戴季英就回到后方，建國初期擔任過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

對其他人來說，市委書記是很高的職務，但戴季英卻覺得不滿，他瞧不起一些資歷淺的河南省委干部，經常起沖突。

為能壓別人一頭，戴季英寫信給中央和毛主席伸手要官，想當省委書記。同時他還大肆攻擊河南省委相關人員。

毛主席看過后很生氣，直接做出如本文開頭般的批示。戴季英由此被撤銷所有職務、開除黨籍，淡出政治舞臺。

之后的幾十年里戴季英幾乎就是透明人，看不到什么消息。直到1984年組織為他恢復黨籍和省級干部待遇，生活才好過些。晚年的他主要生活在鄭州，1992年病逝。

不過后來有些人對他評價也不低，像開國上將陳再道在紀念黃麻起義65周年的文章中就稱戴季英為同志。

97年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里，戴季英的詞條也有一個評價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

綜合來看，這些描述也不算錯，至少在鄂豫皖蘇區創立早期以及紅25軍長征時，戴季英還是有功勞的。人啊，太過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