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細看沈醉回憶錄,就會發現《潛伏》里的吳敬中確有其人,而且跟沈醉關系還不錯——在沈醉筆下,這個原名吳景中的軍統特訓班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是個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來的叛徒,而且還是個老油條。
據沈醉回憶,吳敬中(稱吳景中為吳敬中比較方便,反正特務的姓名也就是個代號而已,說不準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很會鉆營:戴笠因為“張蔚林案”被老蔣罵得痛不欲生,吳敬中抓住機會向戴笠透露一個信息——一位公開活動在重慶(當時屬于合作抗日時期)的延安方面的重要任務,跟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很要好的同學,暗示自己可以做些工作,讓那位同學為戴笠所用。
戴笠剛打瞌睡,吳敬中就送上一個枕頭,雖然拉攏同學不成而挨了戴笠一頓臭罵,但吳敬中畢竟在戴笠的“漱廬”混了一頓飯吃,而且是跟很多軍統高層一起吃飯,從此吳敬中也算進入了戴笠的核心圈,很快就從“中蘇情報所總務上校科長”晉升為軍統西北區少將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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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校到少將,那可是一個大“坎兒”,“軍統三劍客”中的徐遠舉一開始是想當局本部行動處處長的,但就是因為他是上校而非少將,所以盡管總務處少將處長沈醉、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軍統的主任秘書是鄭介民)和人事處少將處長龔仙舫都做了工作,但規矩就是規矩,徐遠舉之當了副處長,而處長之位則由原西北區少將區長程一鳴擔任,程一鳴調離西北區,吳敬中這才不了區長空缺,就從上校科長變成了少將區長。
這里順便說一下,程一鳴跟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是同學,徐遠舉離開先“代理川康區區長”,又從文強(就是《特赦1959》中那個文強)手里接過北方區區長之位,這才正式晉升為少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徐遠舉在當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之前,還當過東北區區長,以“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身份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文強,在《口述自傳》中有這樣的敘述:“我跟著胡宗南到鄭州參加受降,參加受降后,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兩個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文強抗日功勞很大,應該晉升中將。1946年,蔣介石正式批準我升為中將,這一年,我三十九歲。日本人一投降,我那個北方局移交給了徐遠舉,我接手東北,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對外的身份是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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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蔣家王朝,上校晉升少將很難,但少將晉升中將并不困難,要想晉升上將,那就比登天還難——蔣軍上將是有固定名額限制的,單少將甚至上校掛中將職務軍銜卻比較容易,老蔣說句話就行了,比如戴笠和廖耀湘,雖然都掛著兩顆將星,但“國防部銓敘廳”的案底上寫的是什么軍銜,估計戴、廖二人都不好意思問。
文強的中蔣是銓敘軍銜還是職務軍銜,他自己也沒說,但吳敬中能從上校晉升少將,不管是不是銓敘,那都是“破格提拔”了——連徐遠舉那樣“從一而終”的特務晉升少將尚且要繞那么大一個彎子,吳敬中能以叛徒之身獲此職銜,手上要沒有兩把刷子是不行的。
說完吳敬中的履歷,我們再回到《潛伏》中看看保密局天津站少校機要室主任、中校副組長在吳站長面前露出的三個破綻了很多人都說吳敬中是比“峨眉峰”級別更高的潛伏者“雪山”,這種說法并沒有任何史料為依據,即使僅看電視劇,我們也難以確認吳敬中也是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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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中是叛徒出身的老特務,而且還掌握著當時最先進的特務技能(據說此人和沈醉的余樂醒蘇聯期間曾被格別烏,也就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縮寫ОГПУ,克格勃的前身之一)選拔去經過一番特訓,再加上在中蘇情報所當總務科長期間經常到香港采購設備(“順便”也帶回很多高檔西裝送給所長鄭介民),可以說他跟程一鳴、余樂醒都是“專家型特務”。
作為“專業技術人員”,吳敬中當然能看出翠平是大姑娘還是小媳婦——已經嫁給謝若林的穆晚秋看來不是日偽特工,所以她拿到翠平的檢查報告才知道余則成跟翠平只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但吳敬中是不需要看檢查報告的,因為不管是“零零七”還是“鬼子六”,某些特殊技能都是必須要會的,據筆者某位同行說,他看人的眉毛和白眼球,就能知道對方有沒有“過了那道坎兒”。
筆者不太相信同行的話,但老年間確有這方面經驗,作為曾經的“國際特工”,吳敬中要發現余則成和翠平沒有夫妻之實,那實在是太容易了,所以他才用“挖菜窖”名為調侃實為試探,余則成“輕描淡寫”的說出“老夫老妻”的時候,就已經露出了一個巨大的破綻,如果吳敬中當場拆穿“翠平還是個姑娘”,余則成就圓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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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吳敬中似乎并沒有用特工思維去深究,而是以常理推斷,認為余則成跟翠平沒有行周公之禮也很正產:翠平大字不識,滿身煙油子味,跟穆晚秋相差實在太遠了——當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只結婚不洞房”的人實在太多了,像老蔣那樣饑不擇食跟原配也能生兒子的還真不多,連戴笠在老家也是有“原配”的。
據站長夫人梅姐說,吳敬中年輕的時候也很花心,于是吳敬中以己度人,也就認為余則成對翠平比較“嫌棄”,所以翠平是大姑娘小媳婦都不能說明余則成“有問題”。
除了“翠平是姑娘”,余則成露出的更大破綻,就是想用自己“制造”的錄音帶和一本“遠東情報站”來忽悠吳敬中——這就是魯班門前弄大斧關公面前耍大刀了:吳敬中都不需要搬出專業設備,僅憑一雙耳朵就能辨別真偽,因為那都是吳敬中“玩兒剩下的”。
吳敬中之所以“閉目塞聽”,還是因為他用常理推斷:中統(黨通局)特務謝若林跟余則成是“情敵”,李涯跟余則成是競爭對手,所以這兩人聯手“陷害”余則成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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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則成跟穆晚秋發展特別關系,那還是吳敬中做的“月老”,好像穆連城還為此送給吳敬中一家酒廠以表謝意。
奪妻之恨與殺父之仇一樣不共戴天,謝若林坑余則成在情理之中,余則成妨礙了李涯由中校晉升上校,也可以說是仇深似海,這樣一想,老吳就只能懷疑所有的錄音帶都是偽造的了。
除了上述兩點,余則成在吳敬中面前還露出一個重大破綻,那就是一心想“留下來潛伏”——當年不管是大特務還是小特務,一百個里得有九十九個寧肯去島上砍甘蔗也不愿意當“黃雀”,余則成反其道而行之,在一般老特務眼里,事出反常必有妖,吳敬中僅憑此一點,就可以斷定余則成有問題。
當年所有的特務都想跑,尤其是像吳敬中那樣的叛徒,更是寧死也不愿意留下來,這一點沈醉在回憶錄中也說得很清楚:“在全國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臺灣的時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爭先恐后急于要走,毛人鳳卻偏偏把這些人留下來,不準他們去臺灣。 ”
沈醉在回憶錄中列舉了好幾個被毛人鳳丟下的叛徒,但一般都用“某某”代替,所以咱們也就沒必要追究他們是誰了,我們只需知道其中有十八集團軍洛陽辦事處長、四野參謀處作戰科長、解放前在重慶被捕后叛變的市委書記,還有保密局第二處副處長黃某某、華中區區長葉某某、督察室主任的徐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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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爭著跑,余則成卻堅決要求留下來,吳敬中最后眼神和語氣都變得嚴厲起來,余則成這才囁嚅著表示服從站長安排,吳敬中最后一錘定音:“你心重手不狠,不適合潛伏”。
吳敬中沒有懷疑余則成“另有所圖”,當然還是按常理推斷:穆晚秋肯定是去了延安,吳敬中和余則成、李涯都在延安的電臺中聽到了“作者晚秋、朗誦晚秋”的詩歌——晚秋可能重名也可能是筆名,但穆晚秋的聲音,吳敬中還是能聽得出來的,所以他推斷余則成可能是“舊情難忘”,甚至連穆晚秋都可能是余則成故意送往延安的另一個“佛龕”。
這樣按照常理推斷來推斷去,余則成的破綻,就都被“常理”彌合,吳敬中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余則成帶去執行重要的“海峽計劃”了。
當然,我們這也是按常理推斷吳敬中的想法,要是用特工思維來考量,吳敬中就應該早已發現余則成的真實身份了,于是我們最后的問題也就出來了:特工行事,不大可能局限于常理,所以您認為吳敬中有沒有發現余則成的真實身份?如果發現了,又為什么既不抓也不殺,反而一直把他帶在身邊?如果您坐在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椅子上,是否能發現余則成的更多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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