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三名團級干部叛變，除一病死外，另兩人在新中國命運如何？

革命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必須要有無比堅定的意志才能走到最后。

這條荊棘路上，出現過太多曇花一現似的人物，他們也曾位高權重，但不幸在前進的路上被腐蝕了，比如說耿蘊齋、吳信容、劉子仁這三位。

他們都曾是八路軍的團級干部，如果正常發展，55年有機會佩戴將星。然而在1940年，三人卻公然反叛，導致眾多八路軍指戰員不幸犧牲。

這三人為什么要這樣做？后來又各是什么結局呢？

一、三人為何而叛

他們之中為首的是耿蘊齋，此人出生于蕭縣的地主家庭，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師范畢業生。

但是，他的信仰不堅定。1926年加入國民黨，兩年后加入共產黨，再過一年又退出共產黨。1932年，憑借家族勢力，耿蘊齋出任蕭縣四區區長，不久改任三區區長，也算是一個小官。

但是西安事變后他大肆批評蔣介石不抗日，因而被革職。前面這段經歷，就能看出他為人反復，后來他還將反復貫穿到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耿蘊齋開始參加民眾抗日動員工作，這時他還有不少共產黨員朋友，且家族屬于被統戰的對象，就再度入黨，并在不久后重新擔任三區區長。

1938年日寇入侵蕭縣，耿蘊齋不愿做亡國奴，就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隊伍進行游擊抗日。后在黨的統一規劃下，他率部到微山湖整訓，麾下與另幾支抗日隊伍合編，由他出任總指揮。

此后耿蘊齋努力發展，部隊升級成主力，配合新四軍一起開辟豫皖蘇抗日根據地。

但是1939年9月，耿蘊齋在湖西期間，見證了“湖西肅托”。內心恐懼的他撇下部隊，帶了一個警衛連私自跑回蕭縣。此后他就在蕭縣一帶轉戰，職務經常變動。

一開始他是新四軍六支隊第三總隊總隊長，后改任蕭縣抗敵總隊總隊長，這兩個職務他帶的部隊還是一樣，所以沒什么問題。

但該部改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特務團后，耿蘊齋就改任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部擔任司令，麾下有兩個團被調出。這讓他非常不滿，認為是明升暗降，因而經常發牢騷。

或許是臭味相投，此時有幾個人緊密聚攏在他身邊，其中以吳信容和劉子仁為最。

吳信容也是蕭縣人， 蕭縣淪陷后也拉起一支武裝抗日，后被我黨收編，出任過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第二十隊大隊長。此時耿蘊齋是第二總隊總隊長，兩個老鄉感情非常好。

1940年八路軍第2縱隊與新四軍第6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吳信容改任第4縱隊6旅副旅長兼18團團長。

這年夏，旅長譚友林奉命回延安，吳信容本以為自己可以接任，沒想到組織派了饒子健過來擔任旅長，使得吳信容非常不滿，就開始鬧情緒，與同樣感覺被忽視的耿蘊齋頻繁接觸。

劉子仁則是河南永城人，1922年就進入馮玉祥西北軍中任職，因得不到重用，全面抗戰爆發后選擇回鄉自己拉隊伍。

他好歹也從軍這么久，有一定的帶兵能力，在亂世之中就聚攏了數百人，在永城一帶小有名氣。

后來彭雪楓率部開辟豫皖蘇邊區根據地，劉子仁帶人投奔、表現得很積極，到1940年時，劉子仁已是八路軍第4縱隊6旅17團團長。

對別人來說，團長或許算不錯，但劉子仁已從軍18年、還是帶著部隊“投共”的，就不滿足于這個職務。

而且劉子仁仍是舊軍閥思想，他這個團底子是自己拉起來的，但政委、營長、連長都是“外來”的，人事和財政一個都抓不到，他感覺是被架空了。

劉子仁曾經擔任過湖西人民義勇軍第2總隊29大隊副大隊長，與總隊長耿蘊齋關系不錯，三個感覺失意的人，經常就聚在一起喝酒。

喝得半醉后，他們的話語越來越大膽，漸漸地，就準備集體反叛。

碰巧這時國民黨湯恩伯第31集團軍受命對豫皖蘇邊區發動攻勢，耿、吳、劉想著留下來可能被消耗，不如投奔國民黨換個好前程。

這里面最狡猾的人是劉子仁，他選擇在暗處跟耿、吳聯絡，導致八路軍第4縱隊吃了大虧。

二、錯誤預估形勢

耿蘊齋和吳信容麾下多為蕭縣人，想著是自己拉起來的隊伍，又在自己的地盤上，做事就特別大膽。

所以第4縱隊很快也看出不尋常，派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吳芝圃去做工作，盡量把耿蘊齋和吳信容爭取回來，如果不行，就讓劉子仁把耿、吳控制住。

之所以選擇劉子仁，是因為他平時偽裝得很好，且17團政委蔡永和團里干部多為老紅軍，部隊黨員占20%多，以為整個團都信得過。怎料劉子仁早有異心，麾下還有一支只認他的死忠...

12月10日，吳芝圃一行八人抵達17團駐地附近的東曹莊。當晚，吳芝圃主持召開會議，決定以劉子仁的名義請耿、吳于11日上午12時來17團駐地吃飯，由吳芝圃出面做他們的工作，然后再視情況行事。

然而會議結束后，劉子仁秘密去找耿蘊齋和吳信容，三人策劃好了叛變的具體步驟。

11日凌晨，劉子仁帶著自己的死忠，將團政委蔡永以及營連干部、黨員都秘密關押起來，由于就在他的地盤上，吳芝圃等人對此全然不知。

11日臨近中午，吳芝圃坐等右等沒等到人，心中感覺奇怪，就讓地委書記李祖明去了解情況。結果李祖明被扣留，晚上才找到機會逃脫，回來告知叛亂已經發生。

李祖明剛說完沒多久，一隊騎兵就包圍了駐地，吳芝圃等人隨即被軟禁。因為吳芝圃威望很高，耿蘊齋他們不想節外生枝，就讓他擇機返回組織。

但別的八路軍干部就沒那么好運了，耿蘊齋等人準備用這些干部做投名狀，送給國民黨湯恩伯。

被關押的團政委蔡永知道這樣下去肯定沒好事，便決定冒險突圍，在一個晚上，他們趁著守備人員松懈，強行奪槍沖了出去。

可惜叛徒反應很快，立馬跑來阻止，激戰中，團政治處主任糜云輝、組織股長蓋卓如、17團副團長周大燦等人盡數犧牲。

只有蔡永及11位同志重傷后逃過叛徒們的追捕，并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成功返回部隊。

17團、18團兩部叛變，八路軍第4縱隊非常驚訝，彭雪楓雖然調動部隊想要殲滅叛軍，但在國民黨軍隊的介入下，最終沒能成功。

時任第4縱隊參謀長的張震后來回憶：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教訓沉重，從此，永城、蕭縣、夏邑地區均為叛軍所盤踞，豫皖蘇邊區形勢迅速惡化，使我們失去了鞏固的后方。

三、叛徒結局如何

三人投向國民黨后，立即受到湯恩伯的接見，并獲得了官職：耿蘊齋被任命為蘇魯豫皖邊區挺進游擊支隊第一縱隊司令，劉子仁擔任一縱副司令兼二支隊支隊長，吳信容擔任三支隊隊長。

但背叛的行徑一旦做出，任誰都會想到今天可能叛你、明天也可能叛我，因此他們三人除了最開始有個宣傳性質的高官外，后面一直不被重用。

這里面最先有結局的是吳信容，1942年就病逝了。他死后，部隊被弟弟吳信元接管，1944年吳信元帶著人馬起義，又重新回到革命陣營。

然后是耿蘊齋，他原先覺得自己權力被削弱才投國民黨，但到了國民黨后權力直接被削沒了，成為閑散人士。

他倒是很聰明，解放戰爭看國民黨腐敗不堪，就重回解放區，向人民政府懺悔并讓子女都參加革命。出于統戰需要，組織就讓他回鄉務農，子女允許留部隊。

新中國成立后，鎮反運動中曾逮捕過他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沒有處置，1962年耿蘊齋在家中病逝。

最后就是劉子仁，17團那些干部犧牲主要是他下的命令，后來做的事，也是以他為惡。

1944年，劉子仁感覺不被重用，竟投向日本當了偽軍。日本投降后，他帶著一大票偽軍再次跟隨國民黨，因人數不少，被蔣介石任命為新編54師師長。

只不過這種在國民政府眼里屬于“炮灰”，此后幾年劉子仁都是師長，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就跟著國民黨一路跑，解放戰爭后期跑到四川巴中跑不動了，改名起義。

1950年在“鎮反”運動中，劉子仁的真實身份被查出，不久在河南商丘地區處決。1960年12月，按照對起義將領以前罪行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劉子仁又被河南省高級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

原17團2營政治干部徐春陽（88年中將）是當年死里逃生的人員之一，對于這個結果感到不可思議，80年代曾感慨：

我黨我軍雖對國民黨起義人員有‘既往不咎’的政策。可是，他（劉子仁）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名八路軍的團長，在國民黨反共高潮中，策應敵人對我軍的進攻，帶著部隊叛變，叛變后隨反動派軍隊與我軍作戰，破壞根據地民主政權，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土，壓榨根據地人民，罪大惡極，罪有應得。這就是歷史。有人還企圖把他追認為革命烈士，其后代還要求補償損失，安排工作，更是可笑了。后代不應受株連，但也不能想靠‘平反’來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