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我所知道的江青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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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光遠（1915—2013），原名郁鍾正，上海人，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生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2期

01、我怎樣認識了江青這個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況的確非常特別。

陸定一的正部長的職務沒有變動，人也沒有離開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讓他參加中宣部領導層每周舉行一次的“部長辦公會議”。

可是實際上，卻是由胡喬木以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的身份，領導著中宣部的工作。

那時中宣部有幾個副部長——除胡喬木之外，還有徐特立和陳伯達。

不過徐一次沒有到過會，陳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掛名的，只是偶然到過一二次會。

在開中宣部領導層的辦公會議時，胡喬木當仁不讓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聽取匯報，主持討論，分配任務。

開會時陸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參加會議的處長們同樣的座位上，臉無笑容。

胡喬木對陸定一同處長們一樣，分配工作任務。

陸定一一言不發，接受分配給他的任務。

這樣的情況，時間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年多一點。

造成中宣部這種情況的人我想當然是毛澤東同志，胡喬木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同江青相識，不算1942年與她去陜北綏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

江青當時是中宣部電影處正處長，我同她一起參加過若干次這樣的部長辦公會議。

江青擔任電影處的正處長這件事，我的回憶是非常準確的。

葉永烈在他的書里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處長，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個正處長的。比如文藝處正處長是丁玲，宣傳處正處長是陳克寒。

電影本來是沒有必要單獨成立處的，可是主持當時中宣部工作的胡喬木建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的正處長。

此事胡喬木書面報告了毛澤東。

毛澤東在1951年11月16日答復：“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同時也提出“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值得再考慮一下。”

胡喬木還是決定讓江青擔任電影處的正處長。

不過，中宣部電影處特別小，沒有副處長，只有兩個干事，一個是鐘惦，另一個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還有一個做辦公室工作的、不是黨員的沈美理。

江青也不常來，她布置給中宣部電影處工作人員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種的電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

江青自己不在電影處看電影，她在家里看。

這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熱衷于批判電影《武訓傳》的事情。電影處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這件事情。

中宣部電影處存在的時間也不長。不久江青說自己身體不好不再來了，電影處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澤東要江青去山東進行“《武訓傳》問題的調查”時，江青用了“李進”這個名字。

最初我以為這是隨便起的化名，后來1961年5月毛澤東寫了那首《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七絕中，又出現“李進”這個名字，我就不能再這樣想了。

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進”同江青是什么關系。

02、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進孩”，后改為“李云鶴”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國老年》上發表的題目為《徐明清：我與江青74年的恩怨糾葛》的文章。

徐明清現在還活著，年齡已經94歲了，是農業部的離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歷史情況，由任秋萍執筆寫成文章。

文中說：“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歲月的好友。”

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為參加當時的革命運動，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對象，于是徐明清從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創辦的“晨更工學團”工作。

這時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漢的弟弟田沅介紹她們兩個人相識，并希望徐明清能將她留在“晨更工學團”工作。

因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紹她與一個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同住一個小閣樓上，就此徐明清對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

1931年，李云鶴（前左）與友人在青島

江青自己給徐明清講了她的身世。

江青說，她的父親李德文在山東諸城城關開了個木匠鋪，生意不錯。娶了兩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來的名字叫‘李進孩’。上小學時校董薛煥覺得這個名字不雅，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就替她取了‘云鶴’這個名字。

江青把這段身世說給徐明清和李素貞聽。聽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在讀了《中國老年》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進”的關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進行《武訓傳》的調查時使用“李進”這個名字，和1961年毛澤東寫那首關于《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詩又用了“李進”這個名字，就是因為他知道江青有過一段名叫“李進孩”的歷史。

藍蘋和母親在上海

03、在與俞啟威一起生活后，又與唐納結婚

對江青的事情，現在我們還只寫到從“李進孩”改名為李云鶴。講到這里江青的故事才還剛剛開始呢。

徐明清繼續口述：

“相處日久，徐明清漸漸發現表面平靜快樂的李云鶴在獨自一人時常常唉聲嘆氣，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北方，手里握著一封信反復讀著。

后來徐明清在清掃地板時發現了掉在地上的這封信：開頭寫著‘進子’，落款則寫著‘小俞’。文中寫著‘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類的話。

把信交還李云鶴時才從她口中得知，這是她的戀人俞啟威寫給她的‘情書’。

俞啟威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學團’參與了上海各界共同舉行的紀念‘一·二八’兩周年示威游行。俞啟威和李云鶴相繼暴露被盯梢，兩人意識到處境危險便決定迅速離開上海到了北平。

白色恐怖下很多聯絡被中斷，李云鶴和徐明清失去聯系后音信皆無，徐明清擔心了很久。

李云鶴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學團’尋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樣因為避難離開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鶴在與同鄉見面時，因叛徒出賣突然被捕。

據說李云鶴被抓進看守所后，叛徒并沒有指證她。

因為她說自己是教員，便由特務押著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遇到該部干事鐘紹琴，由其證明確實是小沙渡路女工實習學校教師，這才因‘證據不足’獲釋。

1931年，李云鶴（右一）與友人合影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說李云鶴出獄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壓抑，郁郁寡歡，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

徐明清馬上趕到俞家，見到李云鶴時大吃一驚-—李云鶴像換了個人：臉色發青，說話聲音忽高忽低、忽緊忽慢，一直發著低燒，精神明顯不正常。

而俞家已經下了逐客令，明確表示不歡迎李云鶴，小俞左右為難。

看來前段時間的被捕和后來在俞家的遭遇讓李云鶴受了很大刺激。

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難過，當即決定帶李云鶴回自己老家休養。

家鄉人對李云鶴很好，都很同情這個北方來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親是郎中，給李云鶴把脈后說她患上了肺癆，讓她服了些中草藥。

后來徐明清的一個在北平軍醫學院學西醫的堂侄回家鄉來結婚，又給李云鶴開了些西藥，讓徐明清去城里買回來給她服用。

就這樣，中西醫結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帶李云鶴到外面散步，李云鶴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復，臉色開始紅潤起來，性格開朗了很多，說話也不再咕咕噥噥了。

年底俞啟威來信說他已經在北京大學開始執教，希望李云鶴回北平去過年。徐明清從家里要了路費，把李云鶴送上了北去的汽車。

李云鶴當時哭著離開了徐明清和對她悉心關照的徐家。”

在這里我想插進來講一段俞啟威，他后來改名黃敬。

我和黃敬沒有直接接觸過。但是對他的事情知道得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擔任這一運動黨的領導工作。

1936年黨中央派劉少奇到北平擔任北方局書記，黃敬是北平市委書記。

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知道黃敬是以彭真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團成員之一，并去延安參加1937年5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黃敬、李昌、楊學誠、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

建國后我仍舊沒有同黃敬見過面。但是我現在正住著的寓所，恰好是黃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國社的姐姐住過的地方。

后來黃敬做了“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我在聶榮臻領導下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工作。兩個委員會合并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不過這時候黃敬因病不能工作，我與他始終無緣見面。

清華物理系畢業照，前排右一為于光遠，后排左一為物理學家錢三強，前排右二為錢三強夫人何澤慧

04、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灘上的二流電影演員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鶴已經改名藍蘋，成了上海電影界明星，并和俞啟威分手，與電影圈的唐納結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風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藍蘋與江青》。

在這篇文章中郁風說，從1935年到1937年藍蘋離開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婦女俱樂部的會員。

那是陳波兒、吳佩蘭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黨員領導下，自己籌募經費，打通關系搞起來的黨的外圍組織，向社會公開招收會員，很快會員多至數百人，分組活動。有大中學女學生、職業婦女、家庭婦女、工廠女工、也有演員和作家。

藍蘋是從1935年秋較早參加的，而且很積極，每周都來一兩次幫忙工作。來時梳著兩條小短辮，藍布旗袍，不搽口紅。

她那時剛到電通影片公司當演員，是陳波兒介紹來的，很快把我們當作好友，表現熱情。

那時陳波兒已是主演了電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藍蘋名氣大得多。

那時電通正在拍《自由神》，王瑩主演，藍蘋在劇中只演一個不重要的配角女兵。

藍蘋與王瑩（左）

郁風年齡最小，只有19歲，可能也是最單純的一個。

藍蘋只比郁風大兩歲，在青年婦女俱樂部幾個人比較起來，她似乎更愿和郁風接近。每次散了會，她常和郁風同路走在霞飛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說不完的話。

藍蘋把郁風當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訴郁風如何對付特務跟蹤之類。

后來到快離開上海以前，郁風才從領導她的人那里知道：藍蘋不過和她一樣在一所以女青年會名義辦的女工夜校教課。

1936年初，業余劇人協會要排宋之的寫的新劇本《武則天》，導演等選中郁風飾演武則天B角。郁風謝絕不干。

但是導演等不放棄，一再說服動員。藍蘋也極力勸郁風答應，藍蘋早已是業余劇人協會的成員，她對這出戲就很有興趣，是她幫助郁風背臺詞，兩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極力推崇女皇武則天，便是從最早為武則天翻案的這一話劇種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對訪問她的維克多說：“我21歲就一舉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歲時參加業余劇人協會主演易卜生的名劇《娜拉》。

郁風（后左三）和家人

郁風寫道：

其實藍蘋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飾演卡特琳娜這個角色以后才比較出名，才有聯華公司的名導演蔡楚生找她拍電影《王老五》，飾演王老五（趙丹）的妻子縫窮姑娘。

在此之前她雖在電通公司拍過幾部片，全是只有少數鏡頭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編導的喜劇短片集《都市風光》。她的角色只是一個男演員的女友，只出現幾秒鐘，連姓名都沒有。

那個男演員就是唐納。

郁風還講了藍蘋一件事：

1936年三八婦女節上海婦女團體演出只用一個演員和一兩個配角的獨幕戲《嬰兒殺戮》。藍蘋一口答應扮演殺死自己嬰兒的那個失業女工。

郁風的文章寫得很細致、很具體，也很真實。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覺得把這兩篇文章對照來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得更清楚。

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蘋、顧而已與杜小鵑在六和塔舉行集體婚禮

大約一個多月以后，報上登出三對影劇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舉行婚禮。即趙丹與葉露西、顧而已與杜小鵑、唐納與藍蘋。同去的有證婚人沈鈞儒、介紹人鄭君里和李清。

一時大小報、畫報新聞照片滿天飛。

更轟動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據說是應影劇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茶點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繡文、金山、王瑩、陳波兒、鄭君里……等全到場。

余興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獨唱，還有孫師毅為此作詞呂驥譜曲的合唱《六和婚禮進行曲》。

詞中有：“六和塔下影成雙。決勝在情場，莫忘胡虜到長江……共起赴沙場……”等等，不忘宣傳抗日。

誰知不到一個月就發生婚變，藍蘋和唐納鬧翻，她跑回濟南，唐納追到濟南，在旅館自殺被救，弄得滿城風雨。尤其是小報，多數是對藍蘋“水性楊花”的嘲諷和責難。

業余劇人協會演出《武則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導演，藍蘋全心投入去排戲，飾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風還說，在業余劇人協會我見過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舊西裝，顯得蒼老，不大說話，很深沉。和那個高高的、風度翩翩、對人和氣的唐納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氣也沒有蔡楚生、史東山等叫得響，但在話劇界行家中公認他對戲劇的修養和導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漸漸圈內人傳出藍蘋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納又發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殺。

章泯是眾所周知早已結婚并有個八九歲的兒子，藍蘋當然也知道。

于是各種流言蜚語又成為報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惡俗刻毒的論者說：有的女演員不惜以上床的代價勾引導演以換取上臺當主角的機會。

藍蘋參演電影《都市風光》

當然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好萊塢。

但是據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從最初主動找藍蘋飾演娜拉時就已賞識她，兩年以后又排《大雷雨》，兩次合作中的默契產生愛情也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破壞家庭造成悲劇是兩人都有責任的。

終于，章泯緊接著排完趙丹和俞佩珊演的《羅米歐與朱麗葉》之后，沒等上演，就悄悄離開上海。不久藍蘋也去了延安。后來章泯到了重慶又和妻子復婚。

而“文革”中所有與當年藍蘋有關的朋友全部都遭殃，連幫她工作很久的女傭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獨章泯竟然無事。

以上大概就是藍蘋在上海時期的全部生活故事。

藍蘋參演電影《王老五》海報

她當時的出名，與其說是由于作為一個明星的地位，不如說更多的是由于這些鬧得不可開交的緋聞。

自然，緋聞也不是她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確實想用功演好戲，甚至對電影興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臺上大顯身手，雖然她是屬于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想不到日后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臺，叱咤風云，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

關于藍蘋（江青）與唐納間的緋聞，連從來一點兒不關心這類事情的我，當年耳朵里不知道從哪里也刮進過幾句。

最近看到郁風所寫《藍蘋與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這樣的新聞會傳到我的耳朵里來一點。

1935年6月，藍蘋參演話劇《娜拉》海報

05、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寫，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擔任市委委員。

7月下旬的一天，藍蘋突然出現在徐明清面前。她說自己在上海無事可做，又已經與唐納分手。

徐明清把藍蘋的情況向組織作了匯報，幾天后藍蘋被批準奔赴延安。從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報紙《紅色中華》登載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沒有再改動。

徐明清明白藍蘋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藍”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澤東生活在一起了。

關于江青到延安后經過怎樣的過程同毛澤東結婚，我是在“四人幫”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

我有一個朋友何洛，他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還是我在北平《解放日報》工作時的同事，他給我講了關于江青的一些故事。

他告訴我，他、徐明清、江青、還有王實味四個人，曾在中央黨校同一個黨小組里學習和過黨的組織生活。

后來這個小組里的四個人就分開了，王實味調去了魯藝，江青調去了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還留在黨校。

這時候王實味寫了封信給何洛，信上說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對他“有意思”，可是雙方不好開口，要何洛“玉成其事”。

何洛告訴了徐明清。徐明清對何洛說，你不要管這個事情了，現在江青已經有“主”了。

何洛問這“主”是誰？徐明清說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讓我說出來。

徐明清嘴上雖然說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澤東的名字說出來了。

何洛講到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前有這樣一些故事：

江青在延安演過一場俄國的活報劇，只有三個演員，一個是女郎，一個是革命者，一個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來了。劇情就那么簡單。

后來，江青和他的同鄉康生聯系上了。

江青就經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戲。

后來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戲來了。江青唱京戲，毛澤東就去看和聽。看來看去，毛澤東就把江青看上了。

我猜想，江青是個電影明星，本來不會唱京戲，恐怕是臨時學的，也許是康生為了玉成她和毛澤東給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時我才聽說了毛澤東和他的妻子賀子珍分開而和江青結合這件事。

當時延安有許多人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很不贊成。

后來江青反黨集團給黨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謝覺哉后悔當時沒有強迫把賀子珍留下來（這是2004年我在一本書中看到的）。

毛澤東和江青在一片反對聲音之中，冷清清地結了婚。

在結婚的時候擺了兩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澤東沒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謝意。

李昌是出席那個酒席的一個，他曾和我談起這件事情。

江青和毛澤東在陜北

從1937年江青和毛澤東結合開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有29年。

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當時我并沒有注意。回過頭來想，從工作上來說最重要的是關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時候她是中宣部電影處的處長。這個時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躍的，而且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密切。

從她在黨內的地位來說，她在延安時候就開始在黨內有一點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現在《新中華報》上，組織上就安排她做邊區文聯代表大會執行委員，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慶樹的后面。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澤東要她參加西北局組織的陜北的綏德米脂調查團，在調查研究中學習。

我和江青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那一次。在從延安到綏德的路上我們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轡而行，在清澗一起參加過一次晚會，但是我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

不過江青剛到綏德后，毛澤東的一個電報要她馬上回延安，綏德專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騎馬回去了。

她和毛澤東生了個女孩子李訥，算起來應該是在延安時生的。

06、補講一節電影《武訓傳》批判

由于不想被從李進孩到李云鶴，再到藍蘋，最后到江青這些名字演變插亂，本來應寫的電影《武訓傳》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這里補記一節。

江青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工作很活躍，和毛澤東同志配合得很好。當時情況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電影《武訓傳》放映之后，報刊發表不少文章，最初幾個月大都是肯定贊揚，突出的有：“武訓是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是“勤勞、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

1951春批評的文章如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楊耳（許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對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經過毛澤東大段改寫的題為《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

社論中開列了43篇贊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作為反面教員。

1951年6月，我們《學習》雜志編輯部請許立群再寫一篇《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

這篇長文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加寫了好幾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訓是在搞騙局，武訓的“義學”實際上是“不義之學”。武訓是一個五毒俱全的惡丐，他用放高利貸的辦法搜括窮人，依仗官府勢力強迫捐錢。

看來后來江青到武訓的家鄉調查之前，毛澤東對武訓之為人早已有定評。調查云云只不過為取得更多的事實根據而已。

前面講過江青在中宣部電影處擔任正處長抓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去山東武訓家鄉山東堂邑（現在不再是縣）、臨清（現在是地級市聊城下的一個縣級市）、館陶（現在屬于河北省的邯鄲市）做調查這件事，毛澤東重視程度可以說異乎尋常。

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東的那一天，毛澤東親自把江青送到火車站，只不過毛澤東沒有下汽車進站，他在車上與江青告別。

江青以李進的名字參加這個調查，同行的有一個袁水拍。那時他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負責人，調查團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這個筆桿子做的。

調查報告很長，內容分“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武訓的為人”、“武訓學校的性質”、“武訓的高利貸剝削”、“武訓的土地剝削”五節。

這篇長報告的題目《武訓歷史調查記》是毛澤東審定時取的。它在《人民日報》連載之前是經過毛澤東改寫或加寫的。

毛澤東對這次調查任務完成的狀況是相當滿意的。

大概江青要對袁水拍表示感謝，就在自己家里請袁水拍一家人吃飯。在餐桌上有毛澤東、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兒李訥和袁水拍一家。

吃飯的時候還照了相。袁水拍把這照片掛在家里墻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時候，袁水拍的許多東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

后來歸還抄走的東西的時候，別的東西都還了，唯獨照片沒有退還。

袁水拍后來從人民日報社調到中宣部，文革時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設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的同一座樓的牛棚里頭（而且是同一個房間）。這個情況是他直接告訴我的。

袁水拍

07、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進行點名批判。

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張春橋秘密策劃、姚文元執筆起草的。這可以視作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黨中央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陳伯達病假或離京期間，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職務。

5月30日中央專門發這樣的一個通知是很特別的。它可以說明文革的大權事實上已經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林彪和江青

這時候的江青，不只是權大、勢大，她還有一個特別的專用的稱號“旗手”。

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性質還是“奪權”的階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

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公開結合的事情。

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創造。林彪和江青都講究儀式。

林彪發明手持小紅書，口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求群眾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呼應。

江青要求的儀式是她呼喚“同志們好”，要求群眾呼應“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

江青又網羅一些人在釣魚臺創作幾出樣板戲樹立自己的豐碑，這些都得到了毛澤東事實上的許可。

江青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江青在文革小組的權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名義聯名頒發文件的程度。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

人們理所當然地不敢說出對她任何不滿。

文革中許許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劉少奇和1924年就入黨的鄧小平都被打倒了。這當然要由毛澤東負責，但是江青那時已經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員。

1954年，于光遠、孫歷生和長女于小紅

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門挨斗。兩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進了“牛棚”。那時“牛棚”成了時尚。

中宣部的“牛棚”設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里。有許多機關都在市委黨校設“牛棚”。我們中宣部占了一座樓。

中宣部的黑幫占了好幾間房。我、袁水拍、包之靜、吳寄寒、林澗清，還有一個副處長，我記不清楚是誰了。六個人住在一起。

因為我們是“牛”，不讓我們睡床，躺在地板上。

我們六個人，白天都要在茶幾旁邊寫“交代”。除非接受外調，不管有沒有話可說，一定要這樣趴著寫“交代”。

晚上被關在“牛棚”沒人管，大家就胡說八道起來了。

我們說的話，尤其是包之靜講他同江青過去相識時的事情也就沒遮攔地講起來了。

包之靜

包之靜說，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間睡過覺。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

我們就“斗爭”包之靜，說你是不是還妄想江青保你？幸虧她把你忘了，否則也許你就沒命了。

包之靜還說，這件事他告訴過上海的汪道涵。

有一次我去上海問汪道涵，汪說他的確早就聽包之靜告訴過他這件事。

如果那時房間里有竊聽器，我們全是“現行反革命”。

08、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許多老干部陸續解放。

1974年，鄧小平恢復工作。1975年他建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明顯地標志鄧小平的復出。

這時候鄧小平找了一些已經得到解放的筆桿子，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作為自己的助手。

這時候鄧小平雖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還把持宣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因此鄧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機構沒有用黨中央機構的名義，而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名義。

鄧小平的復出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這個階段的歷史產物。

這個研究室是由鄧小平物色的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鄧力群七個負責人，又由這些人再找來一批中級干部和一般干部組成的。

這個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雖然有好幾個方面，但斗爭的矛頭是對準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

這時候，毛澤東對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滿意，有時也敲打敲打。

比方江青對電影《創業》（這部電影是表揚大慶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錯誤的批評，毛澤東就做了批示，不贊成江青所做的批評，這就是一次“敲打”。

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訴了原石油部副部長孫敬文，孫敬文轉告了石油部長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對他的一次訛詐。

但是“四人幫”對政研室的攻擊，如“鄧記謠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類中傷，在反對政研室和鄧小平中還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壞，毛澤東支持了江青，1976年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黨籍之外，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工作。這是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對鄧小平斗爭獲得的一次勝利。

“多行不義必自斃”，1976年打倒鄧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勝利。在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文本據“熊貓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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