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莊主 文章來源|梧桐樹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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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本文聚焦中日外交風波再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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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妄言“存亡危機事態”
2025年11月7日,日本新任首相(亦稱內閣總理大臣)高市早苗在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現場上公開表示“臺灣問題可能會成為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這立即引起中國的抗議,意味著石破茂上臺以來略有改善僅持續1年不到的中日關系再次走到一個拐點。
二、何為“存亡危機事態”?
“存亡危機事態”為日本于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所提出。至于如何界定“存亡危機事態”,在針對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前外相岡田克的提問時,高市早苗回應稱“如果封鎖之外同時出現動用戰艦、伴隨使用武力的狀態,我認為有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
同時,高市早苗亦補充“所謂臺灣有事(發生緊急狀況)可能代表很多情況,屆時政府將依具體情況與情報進行判斷”,這顯然是一種看似退縮但實際上很政治性的一種表態。
三、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機事態”表態繼續了安倍時期的主張(一)2015年安倍內閣推動新安保法落地
前面已經指出,“存亡危機事態”源于日本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
1、當時正值安倍晉三內閣時期(安倍晉山曾分別于2006年9月-2007年9月及2012年12月至2020年9月擔任日本首相、總任期合計達4800天左右)。
2、安倍內閣于2015年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即《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從法律層面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為日本出兵海外鋪平了道路,當時中國就表達了強烈反對。
(二)日本新安保法列示了對外使用武力的三項條件
根據日本新安保法,在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有重大影響或威脅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局勢中,日本可以向其他國家的軍隊提供支援。同時,日本還可以在滿足三項條件的情況下對外使用武力,這三項條件分別為,
1、對日本的武裝攻擊,或者對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另一個國家的武裝攻擊,威脅到日本的生存,從根本上推翻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存在明顯的危險。
2、沒有其他適當的手段來消除這一點,實現日本的存在,保護人民。
3、行使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權力。
顯然,上述第1條即為“存亡危機事態”的來源,不過其規定整體上比較模糊,充滿了政治話術。
(三)安倍曾于2021年提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論
2021年12月1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通過網絡參加中國臺灣智庫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表《新時代的日臺關系》主旨演講時,言道“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隨后遭致中國的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
因此,高市早苗本次提出“存亡危機事態”基本是繼承了安倍時期的衣缽。
四、高市早苗本次觸碰中國紅線早有征兆(一)高市早苗本人
高市早苗出生于1961年3月,于1989年3月成為朝日電視臺的新聞主播,1993年當選眾議員,其曾在安倍晉三、岸田文雄內閣擔任多個國務大臣職務,被描述為具有“堅定保守派的政治聲譽”,且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親密盟友。
2021年高市早苗曾以自民黨總裁候選人參加總裁選舉,但最終在決選中排名第3被淘汰;2024年2月再次競選時在決選中以微弱劣勢輸給石破茂。
(二)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張:主張對華強硬、降低對外依賴及增加國防開支
1、從高市早苗的多次發言情況來看,其政策主張比較激進,與中國、韓國的訴求背道而馳,通常被視為日本“特朗普”,和安倍風格亦比較類似,具體看,
(1)歷史認識上反對“村山談話”,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主張就中國臺灣問題與中國進行交涉,并且一再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日軍罪行。
(2)主張修改憲法,即主張刪除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日本不保留戰斗力、不保留交戰權條款,把日本自衛隊改名為如正常國家般的“國防軍”,增加國防開支。
2、在選舉當晚的記者會上,高市早苗的發言內容主要集中在“國防”“經濟安全保障”“和平對話”等三個關鍵詞上。總體看,“經濟安全保障”意味著日本似乎也在尋求與中國脫鉤,“國防”意味著日本將會加大日本國防開支、增加財政壓力,“和平對話”意味著日本會在多個方面觸碰中國的底線(如中國臺灣等)。
3、往前看,在安倍晉三的多個首相任期內,高市早苗便被安倍稱贊為“保守派之星”,亦由此被外界貼上“安倍女孩”的標簽。正是因為如此,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后,石破茂回應稱“希望她不要將日本帶入歧途”。
(三)高市早苗曾于2024年推動通過了日本經濟安保新法
2024年,時任日本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推動日本國會通過了《重要經濟安保信息保護和使用法》(亦稱日本經濟安保新法),將2014年施行的《特定秘密保護法》中的機密保護內容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進一步擴大至經濟安保領域,這被認為是為了配合歐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定國家筑起經濟領域的“小院高墻”,意味著日本在國防軍事與經濟科技領域正逐步走向神秘化,說明日本在經濟與軍事對外擴張的野心亦在逐步膨脹。
(四)重溫安倍晉三時期的政策主張
鑒于高市早苗身上“安倍晉三”的影子,這里有必要再回溯一下安倍時期的政策主張:
1、經濟社會方面,主張通過調整貨幣政策(貨幣貶值)、推出經濟擴張方面來提振長期積弱不振的經濟,具體措施為“大膽積極的金融政策”“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促進投資的成長戰略”等三支箭。換言之,安倍經濟學的本質是加大財政支出和產業投資支出力度。
2、外交國防方面,安倍旨在通過“新戰略外交”“價值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三大戰略,同時提出了抗衡中國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即嘗試通過經濟合作、安全保障、軍事交流等方式增強價值觀相同國家的關系(被稱為“安倍主義”)。
3、主張擺脫“和平立國”體制,成為“正常國家”,清算“重經濟、輕軍事”的吉田茂路線,常自詡為具有“國家利益優先”的民族保守主義“國家觀”,信奉岸信介的“鷹派強國論”,主張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
五、結語:中日關系已經回不到以前了
(一)無論是2015年的新安保法,還是2024年的通過的經濟安保新法,抑或是安倍與高市早苗的一些針對性提法,其目標指向性均很清晰,即中國。
實際上,日本早在2022年12月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劃》三份綱領性指導文件中便明確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
(二)從安倍晉三的超長任期來看,安倍與高市內閣在日本國內的支持率應該比較高,這說明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日本國內整體是比較敵意的。它進一步表明,當前日本右翼勢力的力量比較強大,且具有民意與政治基礎,故中長期看日本政治力量與對外政策及與中國的關系已經很難再回到以前了。
(三)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日本常常是被忽略的角色,但從日本自身的實力來看,這是不應該的。在印太這一區域,日本不會甘于寂寞,其國內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希望日本能夠在中美博弈過程中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目前看這股力量正左右著日本政壇。
綜上可認為,日本國內謀求自身重回全球“大國”“強國”行列的動機非常強烈,國內民族民粹意識正明顯抬頭,而這種意識集中體現在經濟科技、國防軍事及地緣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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