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成為“愛豆”，日本還有很多高市早苗

文 | 華一謙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未滿一月，便以一場圍繞臺海問題的“暴論”將中日關系推向懸崖邊緣。她在國會答辯中公然將臺灣問題與日本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掛鉤，聲稱不排除行使集體自衛權武力介入臺海局勢，甚至拒絕收回相關言論。此舉不僅突破了歷屆日本政府在臺海議題上長期持守的“戰略模糊”底線，更暴露出其政權在政治根基薄弱、執政經驗欠缺背景下的冒險傾向。

如讀者所知，我方反應迅疾如雷：外交部副部長奉命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官方媒體發文痛批其言論荒謬，教育部發布留學安全預警，多家航空公司開放赴日機票免費退改通道……若高市早苗繼續堅持其錯誤立場（概率并不小），目前的反制措施可能僅是開端。

更進一步說，考慮到當下的歷史節點已經來到2025年，這場危機的性質就遠非一般的外交摩擦了。可以說高市早苗的狂妄言論，本質上反映了日本半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在危機中的垂死掙扎。

在今天來說，不管是中美地緣沖突的轉圜余地越來越小，還是中日間產業結構的嚴重沖突導致“政冷經熱”也難以為系。所以，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位日本賈隊長的瘋狂言行是虛弱的，但我們依舊要做好和賈隊長、和她的各類精神后繼者進行長期斗爭的心理準備。

82%支持率的背后

高市早苗執政已近一月，表面上看，這位“日本首位女首相”帶著82%的法西斯式支持率風光登場，她也有成為法西斯式強人的個人主觀意愿；然而現實是，她的執政基礎、權力架構的先天缺陷是眾所周知的，是搭建在議會少數席位、黨內脆弱妥協與一場情緒化的臨時合作之上的，是極度脆弱的。

高市政權的建立，基于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達成的“閣外合作”。這并非堅實的聯合執政，而是一次權宜的“閃婚”。由于日本政治的特點，高市早苗的龐大極右翼粉絲群體并不能第一時間轉化成選票，沒有臺面下的操作，高市早苗無法上臺。在自民黨在眾參兩院均未過半，陷入“雙少數執政”的困境、且在野黨擺出一副要“野合”挑戰自民黨執政地位的情況下，維新會的那幾十個眾議院席位，成了高市被指名為首相的“關鍵少數”。

然而，這種合作模式極為脆弱。維新會選擇不入閣，本身就是一種隨時為退出執政聯盟做準備的機動態勢。何況他們自民黨在關鍵議題上存在深刻矛盾，比如維新會激進的行政改革主張與自民黨的漸進路線并不吻合。但是高市早苗為了個人權位，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幾乎全盤接受了維新會設立“副首都”、削減國會議席等12項條件，堪比自民黨的政治高利貸。這意味著，高市的執政聯盟并非穩固的磐石，而是建立在不斷移動的沙丘上。

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內的地位同樣脆弱。她的當選，并非源于壓倒性的黨內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指是麻生派等黨內保守勢力支持的結果，甚至帶有戲劇性轉折——當時高市早苗的競爭對手小泉進次郎自以為勝券在握、準備舉行慶功宴的半場開香檳行為，極大觸怒了麻生太郎這個超級大佬，最終麻生太郎驟然倒向高市陣營。這種支持更像是麻生對小泉的政治反彈，而非基于政策方向或領導能力的理性判斷。

為了投桃報李，高市早苗的黨內外關鍵職位分布成了貪污分肥的現場，麻生派、原安倍派的老登大佬們大獲全勝，萩生田光一之類的黑金議員更是吃的腦滿腸肥。這種權力格局決定了，高市早苗她更像是一個協調各方利益、保證大家賺錢機會的CEO，而非能獨立決斷的強勢領袖。

這也直接導致了自民黨和公明黨之間的長期聯盟的解體。眾所周知，不少自民黨議員是在公明黨背后的創價學會的合作下才贏得選舉，現在他們震驚地表示“這可不是原本預想的局面”。一旦政策推行受阻或民調下滑，這些人隨時會變成自民黨黨內的“倒高市”勢力。

高市政權目前的高支持率，看似風光，卻極可能是一種典型的虛火，并不足以成為穩固執政的根基。從日本政治的經驗看，新首相上臺后出現短暫的高支持率幾乎是慣例。高市身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本身就具備強烈的話題性和象征意義。換言之，她眼前的七成支持率更像是一場慶祝式支持，而非實質施政授權。

日本歷史上支持率曾超過七成、但一年內迅速崩塌乃至下臺的內閣并不少見。鳩山由紀夫、安倍晉三第一次內閣，甚至包括超級短命的細川護熙、羽田孜政權，都曾在上臺初期享受過類似的民意高峰。對熟悉日本政局的人而言，上臺即巔峰幾乎已是政治常態。因此，高市的支持率不但不是壓艙石，反而可能意味著風險，高峰越高，跌落越快。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的高支持率與其政策支持率之間存在嚴重脫節。共同社最新民調中，高市內閣雖獲得近七成支持，但在關鍵政策上卻屢遭冷遇：64.7%的民眾不認為她有意愿處理政治獻金問題，65%對高市早苗應對熊害的速度表示不滿，對于“臺灣有事”時是否行使集體自衛權，贊成與反對幾乎對半分裂——這說明社會對高市的核心安全政策根本沒有達成共識。

這種背離意味著高市的民意基礎不是“政策驅動型”，而是“形象驅動型”。支持者更多是因為“第一位女性首相”的新鮮感、媒體塑造的改革形象而支持她，而非對其具體主張與執政能力有明確認知。

這在日本特有的信息環境中尤為明顯。由于長期依賴電視、固定新聞節目和社交媒體的信息繭房效應，不少民眾只接受與自身政治傾向相契合的信息，缺乏對復雜政策的深入理解。多項調查指出，許多自民黨乃至高市的支持者，在被問及她的具體政策、經濟主張或外交路線時，常常語焉不詳，甚至無法準確描述其核心立場。也就是說，高市的高人氣實際上建立在相當薄弱的認知基礎之上。

總之，高市政權的民意基礎可概括為高支持率 + 低政策認知 + 高期望值 + 高脆弱度，這種民意結構是最危險的，結構決定了它極不穩定，高市早苗政權實質不是強勢政權，而是看似強勢的弱勢政權。表面風光，內里空洞，靠的是新鮮感而非執政能力的信任。

處處學安倍又不像安倍

在高市早苗的嘴炮引發外交危機后，鍵政群里關于她對華挑釁動機的討論異常熱烈。有的人認為，她想通過局部沖突讓美國出手，以阻止中國復興；有人則認為，她試圖恢復東亞千年朝貢秩序，卻苦于缺乏可行機會……然而，無論中國網民如何解讀，都傾向于把她的行為理解為基于現實主義思維。可問題在于，這種假設本身就犯了現實主義者常犯的錯誤：認為一個實際上已經失去理性的對手，也會以現實主義的邏輯行事。

高市早苗的政治風格并非建立在嚴謹的國家利益計算上，而是由意識形態沖動、派閥政治邊緣化、個人經歷與身份焦慮共同塑造的結果——簡而言之，首贏強政、意贏強倭、嘴炮興倭。

眾所周知，日本政壇長期被世襲政治與派閥運作所主導，但高市既非世襲，也沒有深厚派閥資源，因此只能借助更激烈、更高調的言行，在政治市場中創造存在感，以及不斷的投機和改換門庭。兩者結合，她愈是缺乏穩定支持，就愈需要通過強硬話語左右搖擺，來實現自我神話化。1996年當選后僅一個月便從新進黨跳槽至自民黨，就是其政治投機性格的早期標志。熟悉她的人甚至評價，她在政治選擇上“只看目的、不問恩情”，這類評價在日本政治人物中并不常見。

她對安倍路線的模仿尤為明顯，卻又“形似神不似”。雖然中國網民常常將堅決主張對美依附的安倍晉三誤解為“主張對美自立”，但安倍特別是安倍二期的姿態背后是有柔韌性的、是建立在對地區格局與日本國力的評估上的，哪怕這樣的評估也經常不符合現實，可至少安倍知道要多多少少面對現實。

可高市的強硬則是情緒化的、表演性的、符號化的，她公開的戰略構想是基于幻想而不是現實的——安倍晉三的幕僚對中國的發展速度一清二楚，安倍晉三本人也在2013年左右承認了中日兩國之間的軍事實力已經完全失衡、進入中強日弱狀態的事實，可她高市早苗是真的以為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發展，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的中日經濟合作的基礎之上的，是真的以為只要日本自己發力，就能給中國的發展制造大麻煩的！

在這樣的幻想、幻覺和無知的基礎上，高市自然會把這種姿態優先的風格發揮到極致，所以才會打破歷代日本政府在兩岸問題上的戰略曖昧。當她試圖通過高調挑釁、找事，以及在薛劍領事的推特問題上碰瓷以制造輿論優勢的時候，反而使得日本同時面對來自中、韓、朝、俄的外交壓力，甚至特朗普在公開場合也避免對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給出明確支持。于是，日本呈現出了一種罕見的、令人難以理解的“主動孤立”態勢。

經濟政策上，高市的“早苗經濟學”同樣停留在口號層面。她一方面主張大幅減稅，一方面又要擴大財政支出，但對于資金來源與預算缺口的現實問題，她卻三緘其口——或許學習蔣介石東南苦行山之前的經濟政策已經成了她的現實選項。

面對日本政府債務已達GDP260%、通貨膨脹與工資停滯并存的結構性困難，高市提出的政策更像是愿望清單而非經濟藍圖。她不敢公開回答大家“錢從哪里來”，而是以更宏大的民族主義敘事遮蓋財政數學上的空洞。

日本還有很多高市早苗

造成這一切的背景，是日本政治經濟結構的長期變化。曾經代表日本國內相對先進生產力的，以經團聯為代表的大資本在政壇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而農業利益集團等更具封建性、地方性、保守性的小集團反而獲得更大話語權。日本政治已經向碎片化利益集團和情緒化民粹的方向滑落多年。

同時，深陷“失去的N年”的日本社會，國際競爭力正加速滑坡，再加上中國崛起帶來的相對剝奪感，使得日本社會普遍彌漫著濃厚的焦慮與無力感。在這種氛圍下，民粹主義、身份政治與象征性強硬極易生長。

高市早苗的大部分支持者并非傳統理性選民，而是年輕群體中典型的政治飯圈——以偶像化、情緒化和網絡互動邏輯為核心，對政治議題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只通過點贊、轉發和集體瘋狂的情緒認同來表達政治支持，或者說他們不在乎高市早苗的政策是什么，他們喜歡的是追隨高市早苗的自己，圖的就是一個爽、一個贏。這種現象在日本政治中日益嚴重，是日本社會陷入嚴重危機的表現，也是麻生太郎選擇高市早苗的重要因素。

高手早苗的政策和口號，本質上是對這種焦慮的投喂。它既模仿了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又迎合了部分民眾渴望通過高喊口號來重振國威的心理需求。于是，日本右翼輿論場本來用于攻擊中國網民的那類粗鄙化語言——“首贏強身、意贏強倭、嘴炮興倭”，反倒成為高市政治風格的最生動寫照。這不是巧合，而是時代的諷刺。

日本人想不到的是，我方對臺海問題的心理準備從來都是按照最壞的去的

目前來說，我國民眾也會處于一個心態矛盾的階段。一方面，很多人肯定希望高市早苗們最好是“說到做到”，這樣歷史遺留問題就有機會解決了。但從外交上來說，在眼下東亞地區還不太可能發生實質沖突的當下，我們越是強硬反擊，日方越有可能進退失據。

就像前面所說，高市早苗的軟肋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她那脆弱到接近笑話的權力結構。高市政權并非一個穩固的政治體，它更像是一座由麻生太郎的個人情緒、維新會的合作、黨內權力真空、在野黨的不團結等多重因素堆起來的臨時腳手架。任何壓力點的震動，都可能引發整體結構的松動。所以暫時也很難指望高市早苗“說到做到”，我們還是要先放平心態。

高市早苗政權的困境本質上是日本右翼幻想與現實碰撞的產物。在其政策導致物價上漲、出口受阻、經濟壓力集中爆發時，民眾會逐漸認清所謂“強大日本”的敘事不過是空洞的幻想；當國際社會不再給予明確支持時，其強硬姿態便失去支撐，形象驅動的高支持率也將迅速崩塌。歷史經驗顯示，類似政治人物的高峰期往往短暫，虛火燒盡后只能面對倒臺的命運。高市早苗的瘋狂外交路線必將失敗，也是日本政治結構脆弱性和右翼民粹幻想破裂的必然體現。

當然，就像前面所說，高市早苗現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半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在結構性危機下，內部和外部矛盾同時激化且互相作用的必然產物。經濟停滯、少子高齡化、相對剝奪感加劇，再加上社會輿論中民粹主義與身份政治的滋生，為此類政治人物提供了溫床。即便高市下臺，也很可能有小泉進次郎等新一代無知的二代政客在適當時機填補權力真空，重復類似的路線的風險依舊存在，而理性政治家如石破茂則在日本政壇屬于少數，在日本不遭遇毀滅性打擊之前很難成為輿論主流。

問題只在于，日本人真的明白“說到做到”對他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嗎？

未來的東亞，風高浪急必將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但潮水的方向，從不取決于水面上一時翻涌的浪花。歷史的壓路機面前，高市早苗虛張聲勢的愛豆式表演終究會落幕，飯圈的熱情也終將會褪去，在史冊上只會留下鐵一般的現實——日本終將在國家統一、民族復興道路上堅定前行的中國面前，直面自身的全部歷史罪孽和深層次困境。時間，是偉大事業的見證者，也是所有泡沫的祛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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