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對中外交嚴重翻車：咎由自取殃及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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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文凱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暗示了武力介入臺海局勢的可能。高市此言既出，徹底顛覆了日本歷屆政府都在臺灣問題上保持高度審慎和戰略模糊的現狀，引爆了外交狂潮，招致中方的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高市早苗上任不到一個月，即引發嚴重外交翻車事件，極大地損害了中日關系。

回顧歷史，進入21世紀以來的中日關系起伏不定，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經歷了三次大型翻車事件，皆為日方挑事，中方反制。

第一次是小泉純一郎首相在2001年4月上任后，作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連續5年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問題上踐踏了中國的底線；第二次是在2012年9月11日，民主黨的野田佳彥政府與“私人島主”簽署購島合約，對釣魚島實行“國有化”，單方面破壞了中日之間就領土紛爭達成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第三次是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作為現任日本首相首次把“臺灣有事”與行使“集體自衛權”掛鉤，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一直以來，中日關系都遵循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基本原則，即1972年《中日關于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2008年《關于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這些文件奠定了中日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為兩國關系提供了指導和遵循。中日邦交正常化50多年來，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包括：歷史遺留問題、領土爭端、臺灣問題，以及近來的戰略互信不足和國民感情隔閡等。回顧21世紀以來的三次關系惡化，恰恰踏準了歷史問題、領土爭端、臺灣問題的紅線，而且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和威脅性，讓中方不得不表達強硬抗議、提出嚴正交涉、進行事實反制。

本次，中國高調指責高市的涉臺言論極其錯誤、極為危險。11月13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對高市言論定位五個“嚴重”，提出嚴正交涉，即嚴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嚴重破壞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14億中國人民對此絕不答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則以三個“是否”問倒日本：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是否要再次同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為敵？是否企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中方堅決反對、絕不容忍，日方必須立即糾正，收回惡劣言論，否則一切后果必須由日方承擔。

就在不久前的10月31日，中日領導人出席APEC會議期間，剛剛舉行了會晤。中方再次確認了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和方向，維護雙邊關系政治基礎，推進戰略互惠關系，致力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系；日方也表示，愿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密切各層級交流，扎實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系，構建建設性、穩定的日中關系。然而話猶在耳，高市的對華外交卻已翻車，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被嚴重破壞，這表明高市本人對于以上“老生常談”的外交辭令和關系表述，并未真正理解字里行間包涵的歷史與現實的“千鈞之力”。

高市早苗是在自民黨內的紛爭和混亂中當選總裁，又通過與維新會結盟而僥幸成為首相，然而她作為首相的資質和能力并未得到歷練，其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場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執政缺陷。日本自民黨內一直有不成文的默契，即成為首相的政治人物最好能經過大藏大臣（財務相）、外務大臣、防衛大臣、內閣官方長官，以及自民黨高層“黨三役”等黨政要職的歷練，從而對國家的內政、外交、防衛等重要領域有所了解，而官房長官每天答記者問更鍛煉了滴水不漏的應對能力。從這個標準來看，高市早苗雖然從政履歷豐富，卻沒有在以上重要崗位的履職經歷，其對外交、防衛等的認識可能是膚淺而輕率的。再加上她上臺后自信心爆棚，明顯有些飄了，從而掉入了在野黨設下的政策解讀陷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認為，高市涉臺發言或是個意外，而非戰略考量。日本國會針對首相和內閣成員的問答環節是極其嚴格的，高市針對臺灣議題的回答自呈其強，有些段落似乎并未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原稿發言。其后，高市應有自覺或受到提醒，第二天說明未來會更加謹言慎行。但首相的國會答辯如覆水難收，外交慘禍已經釀成，其嚴重后果正在內外發酵，對高市政權帶來重大打擊。

高市政權起步伊始，已經在對中關系上遭遇重大挫折，這與她的政治導師安倍晉三相差何止千萬里。當年的安倍首相是從困境中起步，通過“俯瞰地球儀的外交”重塑日本的形象。作為一國首相的安倍與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安倍是不同的，必須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展現隱忍和靈活的一面，安倍二次執政之后與美歐中俄都建立了良好關系，也提升了日本的國際話語權。如今，美歐中俄依然是當年的領導人，而日本已換了四位首相。最新的高市早苗能否追得上安倍的外交步伐，前景不太樂觀。正如聚集在首相官邸外面抗議的日本民眾呼吁，“不懂外交不適合當首相，高市請辭職”。臺灣問題歷來是中日關系的核心議題，高市的輕率對應遭到中方的強硬回擊，不僅使日本的利益遭受損失，也給國際關系相關各方制造了麻煩，并非可以簡單息事寧人的。

麻煩制造者、“搞事”高市應該怎么辦呢？結局會如何？還是需要回顧前兩次中日關系的翻車事件。其一、小泉純一郎堅持靖國參拜，導致中日關系在“政冷經熱”中僵持5年，直到小泉退任后的2006年，安倍晉三接任首相后率先訪華，與中方新建戰略性互惠關系，才使中日關系走出困境。其二、民主黨野田政府“購島”后，中日關系一籌莫展，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實現政權交替，此后通過數年的接觸、溝通與努力，中日關系實現了重新起航。在這兩次事件中，由于中方與日本當事政府已沒有了對話的政治基礎，所以都是在政府更迭后才重新探索恢復關系的可能。

如此看來，高市經此外交翻車事件后，光表示謹言慎行是不夠的，其對中關系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撤回錯誤言論，重建對中關系；其二，堅持對“集體自衛權”的錯誤解讀，讓關系繼續惡化，留待下屆政府再修復。如此，高市面對內政、外交的多事之秋和政治壓力，其政權能否持久頗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