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等媒體11月17日的報道,從2025年10月26日開始,非洲東北部國家蘇丹爆發了一場堪比“盧旺達大屠殺”的人道慘劇——反政府武裝“快速支援部隊”(RSF)攻占北達爾富爾州首府法希爾,這座被圍困500天的城市陷入血腥屠城。事件核心信息來自《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報告》及耶魯大學人道研究實驗室衛星數據,我國《南風窗》等媒體也對此進行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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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信源交叉印證了這場災難的慘烈程度:蘇丹醫生估算至少1500名平民在法希爾及周邊遇害,世界衛生組織證實10月28日當地最后運作的沙特醫院遭襲擊,460余名患者與家屬被槍殺,而耶魯大學的衛星圖像更直觀揭示——城市大火與屠殺后的血跡在太空中清晰可見,地面紅色變色區域與淺色物體聚集(疑似遺體)成為無法掩蓋的暴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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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劇現場:從“孤島圍城”到“無差別屠殺”
法希爾的悲劇并非偶然,而是500天圍困下的必然爆發。自2023年4月蘇丹政府軍(SAF)與RSF爆發全面內戰后,這座北達爾富爾州最后一處政府軍控制的重鎮,就成了150萬難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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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道路封鎖、糧藥耗盡,城市逐漸淪為“孤島”——聯合國駐蘇丹人道事務協調員丹尼斯·布朗回憶,曾為抵達距法希爾僅50公里的塔維拉,團隊需繞行1萬公里跨半個非洲,足見封鎖之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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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6日RSF破城后,暴力以“清算”姿態席卷全城。幸存者證詞勾勒出令人窒息的場景:50多歲的塔賈爾·拉赫曼逃向塔維拉時,沿途“到處是尸體,流血的人呼救卻無人救援”;阿爾凱爾·伊斯梅爾在城外水庫旁目睹數百名男子被集體槍決,他因“曾與RSF士兵同校”才僥幸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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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發指的是,RSF士兵將殺戮視頻上傳社交媒體,鏡頭里婦女、兒童、老人的哀求聲與槍聲交織,成為施暴者“炫耀的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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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辦核實,城內不僅存在“逐戶搜殺”,更有針對特定族群的系統性暴力——法希爾主要族群扎加瓦人(非阿拉伯非洲族群),因曾與政府軍結盟,成為RSF重點攻擊目標,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西爾萬·佩尼科德透露,不少平民“僅因皮膚更黑”就被像“獵物”一樣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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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之后,掩蓋罪行的舉動更顯殘忍。醫護組織報告顯示,RSF士兵收集遺體焚燒或埋入集體墳墓,蘇丹醫生網絡稱之為“絕望的罪證銷毀”;而逃亡路上的死亡同樣觸目驚心——國際移民組織數據顯示,法希爾26萬居民中8萬多人逃離,僅5000人抵達塔維拉,其余人或死于槍擊、或因脫水倒在干涸河道與沙漠中,還有人帶著“非親生的孩子”逃亡,這些孩子的父母多在途中被捕、失散或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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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根源:從“權力分贓”到“歷史仇恨”的疊加
這場慘劇看似是“武裝沖突升級”,實則是蘇丹長期政治撕裂、種族矛盾與外部干預交織的結果,與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族群仇恨+權力真空”的誘因高度相似。
盧旺達大屠殺是1994年4月7日至6月中旬由胡圖族極端勢力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發動的系統性種族滅絕事件。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該事件由胡圖族民兵組織Interahamwe和Impuzamugambi主導,并得到盧旺達官方、媒體及大量胡圖族平民的支持,在將近一個半月的時間中造成80萬至100萬人死亡,相當于盧旺達總人口的1/8,或者說世界總人口的1/5000以上。
蘇丹這次大屠殺的直接導火索源于“盟友反目”的權力斗爭。2019年,政府軍總司令布爾漢與RSF領導人達加洛聯手推翻獨裁者巴希爾,2021年又共同解散文職過渡政府掌控政權。但圍繞RSF的“拆分收編”,兩人矛盾徹底爆發:布爾漢希望將RSF融入政府軍實現“一體化領導”,達加洛則堅持保留對武裝的絕對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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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布爾漢下令拆分RSF,成為導致內戰爆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注意的是,RSF的前身是2003年達爾富爾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阿拉伯民兵“詹賈維德”,這支曾被指控犯有反人類罪的武裝,如今搖身一變成為“權力挑戰者”,歷史仇恨的種子早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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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深層矛盾看,種族與資源的沖突從未消解。蘇丹作為多族群國家,阿拉伯族群與非阿拉伯族群的對立持續數十年——2003年達爾富爾沖突中,“詹賈維德”就以“鎮壓反叛者”為名屠殺非阿拉伯族群;如今RSF在法希爾的暴行,本質是這種仇恨的延續。
同時,資源分配失衡加劇分裂:達爾富爾地區富含金礦,RSF通過走私金礦、向也門和利比亞輸出雇傭軍獲取資金,甚至有分析指出其背后獲阿聯酋等外部勢力支持(蘇丹政府曾就此向國際法院起訴,未獲受理),這種“代理人戰爭”性質,讓沖突更難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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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根基看,長期動蕩早已掏空蘇丹“國家能力”。自1956年獨立以來,蘇丹超過2/3時間處于戰爭中,累計死亡超250萬人。
2023年內戰爆發后,蘇丹國家機器徹底崩塌:首都喀土穆長期斷水斷電,90%醫院與學校停擺,2000萬民眾無法獲得基本醫療,1400萬兒童失學;2025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顯示,全國45%人口(2120萬人)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部分地區達“災難級”(IPC 5),饑荒與霍亂、登革熱等疾病疊加,讓人道危機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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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回應:從“盧旺達式漠視”到“集體沉默”
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國際社會的“不作為”讓近百萬生命消逝;如今蘇丹的慘劇,正上演著相似的“集體沉默”。
這種沉默首先體現在“注意力轉移”。當俄烏沖突、加沙局勢占據全球媒體頭條時,持續一年半的蘇丹內戰幾乎“消失”在國際議程中。聯合國駐蘇丹人權代表Li Fung直言,“法希爾的悲傷無人看見”——盡管耶魯大學衛星圖像、幸存者證詞、醫療組織報告已構成完整證據鏈,但缺乏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暴行難以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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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披露的細節更具諷刺性:早在法希爾陷落前半年,英國外交部就收到“種族清洗風險”的情報警告,卻因“資源有限”僅追加1000萬英鎊援助,放棄設立“國際保護機制”的關鍵選項。
其次是“行動乏力”。聯合國安理會在蘇丹問題上長期分歧,部分成員國強調“主權不可干預”,導致停火決議淪為“空文”;2023年10月設立的“蘇丹獨立事實查證任務組”(國際司法前奏),至今仍滯留在境外,無法開展實地調查,難以將暴行定性為“戰爭罪”或“反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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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2025年11月初美國、沙特等“四國”提出停火路線圖,RSF雖表示同意,政府軍卻以“RSF撤出平民區并解除武裝”為前提拒絕表態,而聯合國2025年蘇丹人道應對計劃42億美元資金,僅到位四分之一,援助車隊遭扣押、物資被掠奪成常態,84名人道工作者在沖突中遇害,讓救援舉步維艱。
更值得反思的是,這種“漠視”正在復制盧旺達悲劇的教訓。1994年國際社會因“不愿投入資源”放棄干預,如今同樣的邏輯在蘇丹上演:當各國精簡援助預算、聚焦地緣政治熱點時,蘇丹的生命被視作“無足輕重的代價”。美國人權組織Paema研究員謝娜·劉易斯的評價一針見血:“暴行不是天災,而是政治選擇——缺乏政治意愿,本身就是縱容。”
歷史鏡鑒:盧旺達與蘇丹的“悲劇共振”
將蘇丹慘劇與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對比,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性:兩者均以“族群對立”為幌子,實則是權力斗爭的工具;均存在“系統性暴力”,包括針對平民的集體處決、性暴力(蘇丹2024年有220名兒童遭強奸,盧旺達大屠殺中約50萬女性被性侵);均面臨國際社會的“遲滯回應”,導致暴行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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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蘇丹的危機更具復雜性:盧旺達大屠殺持續約100天,而蘇丹內戰已超一年半,且呈現“長期化”趨勢——RSF掌控達爾富爾全部五州首府,政府軍在科爾多凡地區反攻,雙方形成僵局;同時,外部勢力的“暗箱操作”(如RSF的金礦走私與雇傭軍輸出),讓沖突超越“內部矛盾”,成為區域地緣博弈的戰場。
這種復雜性意味著,蘇丹的和平不僅需要“停火協議”,更需要重構國家認同、解決資源分配、切斷外部干預,這比盧旺達的戰后重建更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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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說,“盧旺達大屠殺是全人類的恥辱”,而如今蘇丹的血色土地,正再次拷問著國際社會的良知。當耶魯大學的衛星從太空拍下那片紅色時,它不僅是蘇丹的悲劇,更是人類文明的污點——正如丹尼斯·布朗所言,“人道體系不是解決方案,真正需要的是政治意愿”。若國際社會仍固守“地緣私利”,放任這場“被遺忘的戰爭”持續,下一場“盧旺達式慘劇”或許仍會在某個角落上演。
消息來源:《新京報》11月17日報道《血跡太空可見,蘇丹這場大屠殺何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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