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慘敗后，主席在擔架上幡然醒悟，“世界巨人”從此蘇醒

有些仗打輸了，看著是絕境，其實是把人從糊涂里叫醒的驚雷——湘江邊上那場血戰，就是這么回事。紅軍被打得瀕臨絕境，也把那位后來改變中國命運的巨人，徹底從迷茫里打醒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長征，出發時足足有8.6萬多人。可那時候紅軍的軍事指揮，說白了就是博古和李德說了算。博古是留蘇回來的，滿腦子教條主義，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倆人壓根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打仗全照著書本上的理論來。之前第五次反“圍剿”，李德搞的“短促突擊”戰術已經慘敗，長征初期還死抱著指揮權不放，讓紅軍帶著一堆笨重的機器設備行軍，走得比蝸牛還慢，好好的戰略轉移，硬生生變成了“搬家式逃跑”。

蔣介石早就摸透了紅軍的路線，調集了四十多萬兵力在湘江兩岸布下包圍圈，就等著紅軍往里鉆。不過當時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自己的小算盤，怕蔣介石借機把軍隊派進廣西，所以一度收縮了湘江防線，讓全州到興安那段60公里的江岸空了出來。紅軍前鋒趕得巧，11月27日就順利拿下了界首、屏山渡這些渡口，本來是能快速過江的好機會。可博古和李德遲遲拿不定主意，硬生生耽誤了時間，等國民黨軍重新把包圍圈收緊，一場躲不開的血戰還是來了。從11月27日到12月1日，湘江戰役在全州、興安一帶打得天昏地暗。

要說這仗打得有多慘，真是沒法用語言形容。紅軍戰士們拼了命沖鋒，想給大部隊撕開一道口子，可博古、李德的指揮一會兒一個樣，讓進攻就進攻，讓撤退就撤退，好多戰士就這么白白犧牲了。江面上的浮橋被炸了又修，修了又炸，岸邊的尸體堆得像小山，江水都被血染紅了。紅三軍團的紅十團在光華鋪阻擊敵人，團長沈述清犧牲后，師參謀長杜中美接著指揮，沒一會兒也中彈身亡，部隊傷亡慘重。

紅五軍團34師是全軍的后衛，一直死死頂住國民黨軍的追擊，掩護主力過江。打到最后，全師官兵幾乎全部犧牲，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和總部失去了聯系。后來有人回憶，陳樹湘被敵人用擔架抬著去道縣領賞，在一座古廟休息時，趁敵人不注意，從傷口伸進手摳出腸子，用力絞斷，就這么壯烈犧牲了，那年他才29歲。這樣的犧牲，在湘江戰役里到處都是。

毛主席那時候正得著重瘧疾，發著高燒，身體虛得站都站不穩，只能躺在擔架上讓戰士們抬著走。他親眼看著湘江里飄著的戰友遺體，聽著耳邊不斷傳來的慘叫聲和槍炮聲，心里疼得直抽。一路走一路沉默，時不時掀開擔架上的布看看江面，腦子里全是問號。等渡過湘江清點人數，出發時的8.6萬多人，只剩下3萬出頭，減員的五萬多人里，有戰死的，有掉隊的，還有不少傷病員沒能跟上，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一條鮮活的生命。

躺在擔架上的那些日子，毛主席根本睡不著，翻來覆去琢磨：為啥會敗得這么慘？咱們的戰士明明那么勇敢，為啥要付出這么大的代價？越想越明白，根子就在指揮上。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完全脫離實際，不管紅軍的實力，也不分析戰場形勢，只知道死打硬拼，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在葬送革命。他心里清楚，中國革命不能再跟著這樣的錯誤路線走了，必須走自己的正確道路，得讓真正懂中國國情、會打仗的人來領導。

那時候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仨人正好都在軍委縱隊，毛澤東剛瘧疾病好，身體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時負了重傷，也得靠擔架抬著走，張聞天有時候騎馬，忙起來也坐擔架。仨人天天湊在一起，只要毛澤東身體稍微好轉，就一起分析戰局，吐槽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慢慢就形成了大家后來叫的“中央隊三人團”，還一起起草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王稼祥當時就跟毛澤東說：“再這么下去不行，得讓你出來主持軍事，不然紅軍遲早要被拖垮。”張聞天也完全贊同，仨人越聊越堅定：必須改變現在的領導格局，把錯誤路線糾正過來。那段時間，毛澤東雖然身體弱，可精神頭越來越足，心里已經有了清晰的打算。

后來有外國記者寫長征，把他們仨在擔架上的交流叫“擔架上的陰謀”，其實哪兒是什么陰謀，就是幾個人看透了錯誤路線，想把紅軍從絕路上拉回來。渡過湘江后，紅軍一路向西，敵人還在緊追不舍，但隊伍里的氣氛已經變了。越來越多的干部戰士看清了錯誤指揮的危害，都開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張聞天代表三人團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反報告”，毛澤東也作了長篇發言，深刻剖析了錯誤路線的問題所在。王稼祥直接表態，堅決支持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最后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事實上確立了他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打這兒起，紅軍簡直像換了一支隊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每一場仗都打得靈活機動，徹底擺脫了之前被動挨打的局面，一步步朝著勝利走。而這一切的轉折，都源于湘江戰役后那場“擔架上的醒悟”。這場戰役雖然讓紅軍折損過半，卻粉碎了蔣介石想在湘江以東圍殲紅軍的企圖，更直接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成了中國革命轉危為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