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猥褻兒童罪刑事辯護指南（一）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專注猥褻兒童罪刑事辯護）

猥褻兒童罪作為一種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類型，在司法實踐中因其案件特殊性、證據復雜性以及社會關注度高的特點，對刑事辯護工作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深耕刑事辯護領域數十年，尤其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與性侵害犯罪辯護領域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團隊以張萬軍教授為核心，匯聚了一批兼具法學理論深度與司法實踐經驗的專業律師，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與維護司法公正之間尋求精準平衡。本指南結合團隊多年辯護實踐，并系統梳理人民法院入庫的典型案例，從辯護困境、裁判規則、辯護策略三個維度展開，為猥褻兒童罪刑事辯護提供專業指引。

一、猥褻兒童罪辯護困境

猥褻兒童罪的辯護工作，相較于其他刑事案件，面臨著更為突出的困境，這些困境既源于案件本身的特殊屬性，也受到社會環境、司法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證據審查困境：直接證據單一與間接證據補強難度大

猥褻兒童罪案件多發生于私密空間，行為具有較強的隱蔽性，這就導致案件的直接證據往往較為單一，多數情況下僅有被害人陳述這一直接證據，缺乏被告人供述、目擊證人證言、現場監控錄像等其他直接證據的印證。如孔某猥褻兒童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罪的直接證據僅有被害人陳述，無其他直接證據予以佐證。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多為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齡兒童，其智力發育、認知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有限，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可能存在不完整、不準確、前后矛盾的情況，甚至可能受到外界因素（如家長的誘導、詢問方式的不當等）的影響，這無疑增加了辯護律師對被害人陳述真實性、客觀性的審查難度。

同時，間接證據的收集與補強也面臨諸多障礙。一方面，猥褻行為通常不會留下明顯的物理痕跡，即使存在被害人身體損傷，也可能因損傷程度輕微、成因復雜等原因，難以直接指向被告人的猥褻行為。如孔某案中，被害人雖存在外陰部紅腫、破口等輕微傷，但該損傷僅能證明存在鈍性物外力作用，無法直接證明系被告人所為。另一方面，部分關鍵證據可能因各種原因滅失或無法收集。例如，在一些發生于校園、培訓機構的案件中，本應存在的監控錄像可能因設備故障、人為刪除、硬盤毀壞等原因無法調取，如孔某案中，幼兒園園長故意關閉并刪除監控錄像，工作人員拆卸并毀壞錄像機硬盤，導致關鍵監控證據滅失，使得辯護律師無法通過監控錄像還原案件事實。此外，證人證言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證人可能因害怕得罪人、擔心影響工作等原因拒絕作證，或者其證言因記憶模糊、主觀偏見等因素缺乏可信度。

（二）社會輿論困境：“輿論審判”對司法公正的潛在干擾

猥褻兒童罪觸及社會倫理道德的底線，極易引發公眾的強烈憤慨，社會輿論對此類案件的關注度極高。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部分媒體可能會對案件進行片面、夸大的報道，甚至未經司法機關定罪就對被告人進行“有罪推定”式的描述，給被告人貼上“變態”“惡魔”等標簽。這種不當的輿論導向容易引發公眾對被告人的普遍譴責，形成“輿論審判”的氛圍。

“輿論審判”不僅會對被告人的名譽造成極大損害，更會對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產生潛在干擾。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時，可能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環節難以保持絕對的中立與理性。對于辯護律師而言，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其辯護意見往往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與認可，甚至可能被誤解為“為壞人辯護”“助紂為虐”，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同時，輿論壓力也可能影響庭審氛圍，使得辯護律師在庭審辯論中面臨更為嚴苛的挑戰，難以充分展開辯護。

（三）法律適用困境：新型行為定性與情節認定的爭議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生活的變化，猥褻兒童罪的行為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新型化的特點，如通過網絡實施的“隔空猥褻”行為，包括誘騙兒童發送不雅照片、視頻，通過視頻聊天觀看兒童私密部位等。對于這些新型行為的定性，雖然相關司法解釋已作出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爭議。例如，如何區分“隔空猥褻”與一般的網絡不良行為，如何認定“隔空猥褻”中被告人的主觀故意，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犯罪程度等，這些問題都對辯護律師的法律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情節認定方面也存在諸多爭議點。例如，“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的認定，實踐中對于“公共場所”的范圍、“當眾”的判斷標準（是否要求在場人員實際看到、是否要求在場人員處于視力所及范圍等）存在不同理解。如入庫編號2024-02-1-185-010的盧某猥褻兒童案與入庫編號2024-02-1-185-008的唐某清猥褻兒童案，均涉及“當眾”情節的認定，裁判規則雖已明確相關標準，但在具體案件中，如何結合案件事實準確適用這些標準，仍需辯護律師進行精準的分析與論證。另外，對于“猥褻手段惡劣”“情節嚴重”等加重情節的認定，也缺乏統一的量化標準，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給辯護律師的情節辯護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在刑事辯護、民事代理、行政訴訟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鮮明的專業優勢。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是事務所的核心業務團隊之一，由張萬軍教授領銜。張萬軍教授兼具法學教授與資深律師雙重身份，從事法學教學與刑事辯護工作逾二十五年，對刑法理論體系有著深厚的研究，尤其在性侵害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領域。

團隊秉持“專業、嚴謹、誠信、盡責”的服務理念，在辦理猥褻兒童罪等敏感刑事案件時，始終堅持精細化辯護思路，從案件事實梳理、證據審查、法律適用到庭審辯論，每個環節都精益求精。憑借扎實的理論功底、豐富的實戰經驗以及對案件細節的極致追求。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以法理賦能刑辯）

二、猥褻兒童罪核心裁判規則梳理

司法實踐中的裁判案例是法律適用的鮮活體現，也是辯護律師制定辯護策略的重要依據。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通過對人民法院入庫的猥褻兒童罪及相關關聯犯罪案例進行系統梳理，結合刑法條文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從無罪、改變定性、量刑情節三個維度，提煉出猥褻兒童罪的核心裁判規則，為辯護工作提供精準指引。

（一）無罪裁判規則

無罪裁判規則是辯護律師開展無罪辯護的核心依據，主要適用于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或者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猥褻兒童罪構成要件的情形。結合入庫案例，無罪裁判規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證據不足型無罪：直接證據單一且無其他證據補強，無法排除合理懷疑

該規則是猥褻兒童罪無罪裁判中最為常見的情形，核心在于案件的直接證據僅有被害人陳述，且無其他間接證據予以印證，同時存在無法排除的合理懷疑，無法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

（（2017）冀0421刑初4號）孔某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孔某犯猥褻兒童罪的直接證據僅有被害人陳述，無其他證據予以印證，而被害人在案發時剛剛年滿四周歲，其智力發育有限，僅憑該證據認定被告人犯罪，達不到證據的確實、充分。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猥褻兒童罪的部分事實不清、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該案例明確了猥褻兒童罪的證據認定標準，即僅有低齡被害人陳述，無其他證據（如監控錄像、目擊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物證等）予以印證，且無法排除被害人損傷系其他原因造成、被害人陳述存在不真實因素等合理懷疑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需重點審查證據鏈的完整性，若發現直接證據單一、間接證據無法補強，且存在合理懷疑無法排除的，可依據該規則開展無罪辯護。

2.區分猥褻兒童罪與一般違法行為：明確犯罪與違法的界限，避免犯罪認定

該規則適用于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雖具有一定的不當性，但未達到猥褻兒童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屬于一般違法行為，不應認定為犯罪的情形。

入庫編號2023-02-1-185-007（案例文號：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吳某某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1. 認定“猥褻”行為，必須綜合考慮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從主觀方面看，行為人主觀上通常具有刺激、滿足性欲的動機；從客觀方面來看，猥褻應當是足以刺激或者滿足性欲，并冒犯普通公民性的羞恥心或者引起其厭惡感的行為。判斷是否系“猥褻”，應當考慮行為所侵害的身體部位是否具有性象征意義。行為侵害具有性象征意義以外的身體部位，比如臉部、背部、胳臂等，認定是否屬于猥褻應當慎重。2. 在區分猥褻一般違法行為與猥褻犯罪行為時，需要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猥褻行為侵害的身體部位所代表的性象征意義明顯與否；（2）猥褻行為是否伴隨暴力、脅迫等強制手段；（3）猥褻行為持續時間的長短；（4）其他能反映猥褻行為對被害人身心傷害大小，對普通公民性的羞恥心冒犯程度大小的情節；（5）行為人是否具有前科劣跡以及其他反映行為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大小的情節。

該案例明確了猥褻兒童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區分標準，核心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辯護律師在辦理案件時，若發現行為人侵害的身體部位不具有明顯性象征意義、未使用強制手段、行為持續時間短、未對被害人造成嚴重身心傷害，且行為人無前科劣跡的，可依據該規則主張行為人僅構成一般違法行為，不構成猥褻兒童罪。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

改變定性裁判規則是指被告人的行為確實構成犯罪，但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不準確，辯護律師通過辯護，促使司法機關將罪名變更為較輕的罪名，從而實現減輕被告人刑罰的目的。結合入庫案例，改變定性裁判規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與強奸罪的區分：強奸罪要求行為人實施了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行為，而猥褻兒童罪僅要求行為人實施了猥褻行為，不包括性交行為。若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強奸罪，但證據僅能證明被告人實施了猥褻行為，未實施性交行為的，應當變更罪名為猥褻兒童罪。

入庫編號2024-06-1-185-001（案例文號：（2020）浙刑終105號）周某猥褻兒童、強奸案裁判要旨：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誘騙幼女拍攝不雅照片發送給其觀看的，構成猥褻兒童罪。

該案例明確了誘騙幼女拍攝不雅照片的行為屬于猥褻兒童罪，而非強奸罪，二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實施了性交行為。辯護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若發現公訴機關以強奸罪指控，但證據無法證明性交行為存在的，可依據該規則主張改變定性為猥褻兒童罪。

2.與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區分：猥褻兒童罪的核心是侵害兒童的身心健康，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核心是通過傳播淫穢物品獲取非法利益。若行為人實施猥褻行為后，又拍攝、傳播淫穢照片牟利的，可能構成數罪并罰，但需明確各罪的構成要件，避免將單一行為重復評價為兩罪。

入庫編號2024-04-1-185-001（案例文號：（2023）晉03刑終95號）于某楊猥褻兒童并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裁判要旨：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猥褻后拍攝、制作淫穢照片并配以文字在互聯網上傳播牟利，造成被害人身份信息擴散等嚴重后果的，其拍攝、制作淫穢照片并傳播的行為同時構成侮辱罪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應當擇一重罪與猥褻兒童罪并罰。

該案例明確了猥褻行為與傳播淫穢物品牟利行為的界限，若行為人實施了兩個獨立的行為，分別符合猥褻兒童罪與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構成要件，應當數罪并罰；但若僅實施了單一行為，如僅傳播兒童淫穢照片，未實施猥褻行為的，則僅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不構成猥褻兒童罪。辯護律師需根據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區分不同罪名的構成要件，避免數罪并罰的不當適用。

（三）量刑情節裁判規則

量刑情節裁判規則是辯護律師開展罪輕辯護的核心依據，主要包括法定量刑情節與酌定量刑情節。結合入庫案例，量刑情節裁判規則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法定從寬量刑情節

（1）認罪認罰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化，但并非“一律”從寬，需結合犯罪性質、情節、后果等因素綜合考量。

入庫編號2024-02-1-185-012（案例文號：（2020）渝0116刑初1499號）辛某元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化，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但“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不是“一律”從寬處理。應當根據犯罪的性質、情節、后果、社會危害性，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認罪、悔罪表現等因素綜合考量，依法確定是否從寬和從寬幅度，做到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罰當其罪，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該案例明確了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標準，辯護律師在辦理案件時，若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真誠悔罪，且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可依據該規則主張從寬處罰；但對于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案件，需客觀評估從寬幅度。

（2）自首、立功：自首、立功是法定的從寬量刑情節，但需符合法定構成要件。

入庫編號2024-02-1-185-011（案例文號：（2023）浙1125刑初70號）葉某林猥褻兒童、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裁判要旨：被告人接到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故意毀滅關鍵證據再前往公安機關投案的，雖形式上符合自首要求的投案、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的條件，但實質上系毀滅證據、逃避偵查和審判，缺乏自首要求的主動性、自愿性等實質要件，不構成自首。

該案例明確了自首的認定標準，核心在于被告人具有主動性、自愿性，且未逃避偵查。辯護律師在主張自首情節時，需確保被告人在投案前未實施毀滅證據、串供等逃避偵查的行為；若被告人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提供重要破案線索等立功表現的，可依據相關規定主張從寬處罰。

2.法定從重量刑情節

（1）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兒童行為的，屬于法定從重情節，“當眾”不要求在場人員實際看到，只要處于在場人員隨時可能發現的范圍即可。

入庫編號2024-02-1-185-010（案例文號：（2019）贛0829刑初164號）盧某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行為人在教室等公共場所實施猥褻行為，只要當時有其他多人在場、能夠看到，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都應當認定具有“當眾”情節。行為人主觀上不想被多人看到，客觀上也制造了一定的隱蔽條件，但只要其猥褻行為能夠被在場多人看到，不影響“當眾”情節的認定。

入庫編號2024-02-1-185-008（案例文號：（2021）魯03刑終208號）唐某清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在相關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猥褻行為的，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只要處于其他在場人員隨時可能發現的狀況，均可認定為“當眾”猥褻。

入庫編號2025-14-1-185-002（案例文號：（2023）渝04刑終126號）田某某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1.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的“公共場所”通常是指對大眾開放，不特定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場所。教室、團體包乘的大巴車等場所，由相對固定的多數人使用，具有涉眾性和公開性，屬于“公共場所”。2. 當眾猥褻兒童中的“當眾”并不要求在場人員實際看到其實施猥褻行為，只要行為人實施犯罪處于在場多數人可能看到的范圍，其他在場人員隨時可能發現、可以發現的，即構成“當眾”情節。

上述案例明確了“公共場所”與“當眾”的認定標準，辯護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需重點審查行為發生的場所是否具有涉眾性、公開性，以及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是否處于在場人員隨時可能發現的范圍；若場所不具有公開性，或行為處于絕對隱蔽狀態，無法被在場人員發現的，可主張不構成“公共場所當眾猥褻”這一從重情節。

（2）利用特殊職責猥褻：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如教師、監護人、保姆等）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猥褻兒童行為的，屬于法定從重情節，且應適用從業禁止。

入庫編號2023-02-1-182-012（案例文號：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張某某強奸、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對幼女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長期、多次對多名幼女實施奸淫的，應堅決依法從嚴懲處。

入庫編號2024-02-1-185-001（案例文號：（2022）京0108刑初1062號）王某顯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對教職員工實施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犯罪的案件，不論被告人是否利用職業便利或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均應當判決禁止其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不受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對職業禁止期限三年至五年的限制。在裁判文書中除援引相關刑法條文外，還應當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二條。

入庫編號2024-02-1-185-006（案例文號：（2022）粵06刑終849號）趙某明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被告人，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存在行為隱蔽、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社會危害性更大，其中猥褻男童的，往往因社會認知等原因更加不易被發現，在對此類犯罪行為依法嚴懲的同時，應當依法適用從業禁止。

上述案例明確了“特殊職責人員”的范圍及從重處罰的依據，辯護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需重點審查被告人是否確實對被害人負有特殊職責，以及其行為是否利用了職業便利；若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存在特殊職責關系，或行為與職業便利無關的，可主張不適用該從重情節。同時，對于從業禁止的適用，若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與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職業無直接關聯，或其再犯可能性較低的，可主張不適用從業禁止或縮短禁止期限。

（3）猥褻手段惡劣或有其他惡劣情節：以生殖器侵入肛門等方式實施猥褻，或多次猥褻、猥褻多名兒童等，屬于“猥褻手段惡劣或有其他惡劣情節”，應從重處罰。

入庫編號2025-02-1-185-001（案例文號：（2023）粵1702刑初483號）陸某存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對于猥褻兒童犯罪案件，應當綜合考慮實施猥褻的方式、人數、次數及對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影響程度等因素，準確裁量刑罰。對于以生殖器侵入肛門等方式實施猥褻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第四項規定的“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依法在“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內裁量刑罰。

入庫編號2025-14-1-185-002（案例文號：（2023）渝04刑終126號）田某某猥褻兒童案裁判要旨：負有教育職責和特殊監護職責的人員，一天內二次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撫摸其胸部、陰部等隱私部位的，應當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

該案例明確了“猥褻手段惡劣或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具體情形，辯護律師在辦理案件時，需重點審查行為人的猥褻方式、次數、侵害人數及危害后果；若行為人實施的猥褻方式較為輕微、次數少、僅侵害一名兒童且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主張不構成“手段惡劣或有其他惡劣情節”。

3.酌定量刑情節

（1）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行為人是否具有前科劣跡、是否主動賠償被害人損失、是否取得被害人諒解等，均影響其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的認定，進而影響量刑。

（2）犯罪情節：行為人的作案動機、手段、持續時間、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程度等，均屬于酌定量刑情節。例如，因一時沖動實施猥褻行為，未使用暴力手段，且及時停止行為，未對被害人造成嚴重身心傷害的，可主張從輕處罰。

（3）社會危害性：結合行為發生的場所、對象、后果等因素，綜合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例如，在私密場所實施猥褻行為，未造成被害人名譽受損、心理創傷等嚴重后果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可主張從輕處罰。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專注刑事辯護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