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無法忘卻胡耀邦？從他的歷史角色、精神遺產說起

謹以此文獻給胡耀邦同志誕辰110周年。

胡耀邦是中國改革事業的重要精神坐標，他是思想的先知，改革的勇士，道德的楷模，全面改革理念的代表性人物。

在一次次重要歷史關頭，他以無私無畏的勇氣、對人民質樸的感情、對世界潮流的深刻把握，不斷推動著歷史的前進，與鄧小平等一道開啟了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路。

11月20日是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110周年誕辰紀念日。雖然胡耀邦已經離開我們36年了，但是人們對他的思念依舊不減，每當他的生辰紀念日和忌日，很多人都在自發地紀念他。

并且，那些懷念他的人們，不僅包括經歷了八十年代光榮歲月的中老年一代，筆者所接觸的諸多90后、00后出生的朋友，盡管他們對胡耀邦不熟悉，但是仍夠能覺察到他的思想和品格的與眾不同，十分愿意進一步了解他。

對于普通的高層人物來講，往往影響力是與權力緊密相隨的，一旦離開崗位就逐漸為人淡忘，那么為什么胡耀邦卻產生了長久的回響力，讓人無法忘卻呢？

（胡耀邦生前最后的照片，拍攝者為著名攝影家杜修賢，攝于他病逝前9天、發病前3天）

筆者認為，中國的當代改革開放事業是一場普惠型改革，它不僅根本提升了國力，還徹底改變了普通人的命運，胡耀邦則是促成改革事業開啟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改革初期的勇敢“拓荒者”。早期改革錯綜復雜、步履艱難，后來人所享受的改革局面，與鄧胡等人的改革勇氣和智慧打下的基礎不無關系。

胡耀邦不僅倡導經濟改革，還是全面改革理念的代表性倡導者，發起和領導了中國現代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理念在中國的傳播，他又是推動文明層面進步的“思想先知“。

從道德層面，胡耀邦具有以天下為己任，不惜犧牲小我、成就億萬百姓的情懷，他與底層有強烈共情之心，對知識分子寬容包容，他作風民主、正直廉潔，被譽為“黨的良心”。

中國自古以來以“立德、立功、立言”三個方面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胡耀邦堪稱三者皆備，系“三不朽”的人物。從中國現代化轉型角度看，胡耀邦所主張的諸多理念，對于解決當下發展難題仍有啟發意義，他身上所體現的品格、勇氣亦是大眾對政治家所渴盼的，是以產生跨越時代的影響力。下文則是從改革史角度具體分析他的歷史角色和精神遺產。

一、胡耀邦是最早的反思者和探索者之一

在介紹胡耀邦的歷史角色之前，筆者先簡要回顧一下他的早年生平。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瀏陽一個中等富裕農戶家庭，15歲那年因憤恨社會不公而參加革命，在湘贛臨時省委工作，后到中央蘇區轉做青年團工作。1934年，年僅19歲的胡耀邦因工作表現突出，被任命為少共中央局秘書長，成為紅軍的一名中層干部。

當年10月，胡耀邦跟隨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又參加了東征，這期間經受了九死一生的磨難，他的才華也逐漸被毛澤東所發現。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他先后擔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務，成為黨內最年輕的高級干部之一。

（延安時代的胡耀邦，攝于抗大紀念館）

建國后，胡耀邦又成為新中國最年輕的省部級領導之一，先后擔任川北行署書記（建國初四川被分為四個省級單位）、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中共八大上胡耀邦成為第二年輕的中央委員（僅比陳丕顯年輕四個月）。

從胡耀邦的履歷上看，他是長期受毛澤東、朱德等領袖關心培養的青壯派代表，每一次破格提拔都與毛澤東對他的厚愛有關，毛澤東在斯諾面前專門介紹胡耀邦，稱他是“我們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多篇文章也是受胡耀邦之邀去抗大講課而寫的。

不過非常難得的是，胡耀邦盡管革命履歷這么長、受到的特殊栽培這么多，但是始終保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態度；他盡管無比尊敬一直關心他的師長領袖，對黨的事業也無比忠誠，但是當政策越來越“左”、偏離實際的時候，胡耀邦沒有去迷信和盲從，我們可以想象他在這個過程中一度是很痛苦的，但是最終選擇服從真理、常識和人性。

（胡耀邦與毛澤東、王任重在武漢東湖）

胡耀邦對集中全力進行工業化是支持的，但是對不由分說進行農業集體化和取消手工業、商業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這樣其實是扼殺了個體作用，對于改善人民生活并無好處。隨后的反右運動，更讓他感到困惑，作為青年學生工作負責人的他，尤其是不能接受學生被打成右派；運動結束之后，胡耀邦并沒有沒有對團中央右派分子進行上綱上線批判，反而好言鼓勵、勸慰他們，事后又盡量創造機會讓他們回來工作。

此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三年經濟困難，更讓他加深了對當時中國經濟社會建設道路的質疑，如果說他此前更多的是對毛澤東和中央決策的發自肺腑地信服，而此后開始內心大膽地質疑和進行獨立的觀察。

對于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胡耀邦是同情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覺察，胡耀邦曾經說“此后一兩年，主席對我明顯冷落了”。1962年至1965年，胡耀邦被中央被派往地方任職，先后主政湖南湘潭和陜西，他抵制越來越嚴重的“左”的錯誤，在湘潭，他默許生產隊分田單干，在陜西，他提出增加生產隊和農民自主權；破除“以糧為綱”，生產隊自主決定種植經營品類、鼓勵發展養殖；鼓勵農民進行集市貿易和短途運輸，破除商業上的冷冷清清狀態。胡耀邦在公開演講中一再反對“階級出身論”，反對用暴力形式對待“四類分子”，反對鼓吹“兩條路線”的斗爭。

筆者認為，胡耀邦的“陜西新政”是“文革”前地方糾“左”的頂峰，當時省委第一書記偷偷摸摸搞一些改革探索的不少，但是像胡耀邦這樣系統地、并且以明確文件形式糾正人民公社化至社教之間過火政策的是孤例，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改革的一次預演，改革初期很多土地改革和商業政策改革，其實都可以從這里找到影子。

“文革”爆發后，胡耀邦遭受了嚴重沖擊，被團中央的造反派拘禁、批斗達兩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創。在 “九大”之前，胡耀邦終于被解放出來，仍舊是不顧自己的處境，向毛澤東斗膽直言自己對時局的看法，他寫道：“我對您說的長期階級斗爭的觀點還是不大理解”，接著，他認真分析了經濟體制的問題，認為學習蘇聯采取的剝奪農民進行工業化的道路，使“農民負擔過重”、“整個農村長期富裕不起來”；還指出，過分主張消滅私有經濟，“死守那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

1975年，胡耀邦被重新啟用，并且主持了科學界的全面整頓。在被稱為“百日維新”的短暫撥亂反正中，胡耀邦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解放了陳景潤為代表的“白專典型”，并重新肯定知識分子的價值，系統駁斥“四人幫”污蔑知識分子和反智的言論；重新闡述科研與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關系，反對行政對科研亂指揮。

（胡耀邦在河南潢川縣黃湖干校接受勞動改造，這是他在黃湖兩年多時間留下的唯一照片，由軍代表命令《中國青年》雜志的著名記者劉全聚拍攝，目的是向”四人幫“匯報他改造的情況）

從胡耀邦親屬的回憶以及他所留下的講話資料、筆記看，他到“文革”后期已經對蘇聯模式和“階級斗爭路線”大徹大悟，認為極右會導致專制和奴役，極左同樣也會。他雖然不能像顧準那些用學術語言系統表達出來（當然也跟他的地位有關），但是他對問題的把握和思索的答案是與顧準等人一致的。盡管他長期坐冷板凳，不是被流放河南、就是閑居關東店家中，但是他對于如何改變中國已經胸有成竹，是故粉碎“四人幫”后立即給華國鋒呈上“新隆重三策”，歷史發展也完全如他預料那樣走的。

（“文革”中的胡耀邦，在憂憤中認真閱讀馬列原著和西方政治經濟名著，思考中國的未來）

二、胡耀邦是歷史轉折的關鍵推動者之一

1977年3月，胡耀邦第二次復出，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就任后，立即組織在黨校內部平反冤假錯案，并且開始有序揭發康生所犯的錯誤；8月份創辦《理論動態》，對重大理論問題展開討論，最為重要的是第60期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又以“特約評論員文章”的名義全文轉載于《光明日報》頭版，由此引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表面看說的是哲學問題，落到實際上就是黨內外有沒有權利去討論 “文革”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左”的錯誤的問題。大討論的展開，徹底否定了極“左”路線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老干部、知識分子開始可以理直氣壯對堆積如山的問題進行“揭蓋子”了，為撥亂反正打開了大門。

（胡耀邦親筆修改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草稿）

1977年底，胡耀邦開始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又開啟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歷程，經過兩年多廢寢忘食的勞作，胡耀邦及黨內同仁一共為55萬右派、300多萬黨員干部、1億多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沉冤昭雪。這不僅是恢復個人名譽和權利的問題，更是恢復社會本來應有的是非曲直標準和正常秩序的問題，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精神面貌，中華大地呈現出二十多年所未有的信心和活力。

并且，歷次運動打倒的被打倒的那些人，多數都是在所在群體的精英，他們的平反也為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人才基礎?？傊?，撥亂反正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創造了良好的開局，事半而功倍焉！

（胡耀邦要求迅速復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文化部“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特大錯案”的批示）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撥亂反正毫無疑問是老一輩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一切與華國鋒的寬容默許，葉劍英、鄧小平和陳云等人的支持都離不開，但是如果梳理其中事件的來龍去脈，胡耀邦則是最關鍵的破局者，這是任何負責任的歷史學家都不否認的。如果沒有他的臨門一腳，很多歷史進程可能無法開啟或者會推后，他當時雖然仍舊只是一名部級領導，但是對歷史發展起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也是他能夠迅速獲得全黨上下的認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躋身核心領導層，并接替華的職務的重要原因。

三、胡耀邦是早期經濟改革關鍵的組織領導者之一

1980年初胡耀邦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后，事實上已經形成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領導人后方掌舵，胡耀邦為首的書記處負責日常事務的格局，即鄧小平當時所設想的“一線”、“二線”劃分。地位的上升，也為胡耀邦發揮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平臺。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率先開啟的，不過萬里等人推行包產到戶的時候，中央大多數領導人都持反對態度，到1980年中還沒有打開局面，農民分得的土地有隨時被收回的可能。當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并制訂了中央75號文件，準許部分地方可以包產到戶。

1981年底，胡耀邦又主持制訂1982年的“一號文件”，徹底給予農民選擇生產責任制的自由，到1983年絕大多數生產隊實現了包產到戶，人民公社制度也隨之退出舞臺。此后胡耀邦又連續主持制訂四個中央“一號文件”，分別做出了鼓勵開展多種經營，準許雇工，廢除統購統銷制度，逐步率先在農村建立起市場經濟制度，農村的市場化不僅徹底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還促進了民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中國東南沿海的第一批民營企業都是發源于農村的鄉鎮企業。

（80年代的五個”一號文件“）

萬里在1997年曾經這樣評價胡耀邦對農村改革的作用，他說：“我1980年到書記處分管農業，當時相當作難，可以說動輒得咎。多虧耀邦全力支持，主動配合。我們倆很談得來，觀點特別一致，好多事我們一商量，呼嚕嚕就干起來了，一次又一次沖破難關。如果沒有耀邦，那就不好辦了。”

胡耀邦也是高層中最早倡導發展私營經濟的人。1979年，他針對知青返城導致的大量人口待業問題，提出了破除對國有制的迷信，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來增加就業崗位的主張。1980年的中央第64號文件，正式提出準許發展個體經濟，這是1953年“三大改造”以來政策的首次轉折。盡管此后相當長時間私營經濟發展并不順暢，胡耀邦一直充當它的保護者角色，最關鍵的是1983年的“光彩講話”和反對“清除精神污染”向經濟領域蔓延，有效扭轉了私營經濟受壓的狀態，創造了1984年民營經濟發展的春天（萬科、聯想等多家重要民企都創立于1984年，該年被經濟學界成為“民營企業元年”）。1996年民營企業家發起了回饋社會的組織“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就是為了感謝紀念胡耀邦“光彩講話”的。

胡耀邦還是計劃體制的最堅定批判者之一，他經常引用列寧的那句話：“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改革初期，薛暮橋、廖季立、劉國光、馮蘭瑞、趙人偉、吳敬璉、周淑蓮等人開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研究，都曾經遭受強大壓力，但是他們都在胡耀邦那里獲得了鼓勵支持。所以，胡耀邦不僅是自由、法治等理念啟蒙的關鍵推動者，還是市場經濟理念啟蒙的重要推動者。

早期經濟體制改革也與胡耀邦的推動不無關系。1984年4月起，在胡耀邦的一再爭取下及鄧小平的支持下，他開始主持制訂《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的《決定》正式放棄了“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方針，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實質是“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中，中國率先邁出關鍵一步，為保持社會穩定和獲得工業化先機爭取到了關鍵的時間窗口，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84年中國沒有開啟經濟體制改革，歷史是哪一種發展結果。

（1984年5月，胡耀邦在袁庚陪同下視察深圳蛇口工業園區）

總之，如果我們認真分析80年代的經濟改革決策過程中，基本上是基層和部門在一線探索，胡耀邦等人總結、規劃、實施，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認可的模式，周瑞金曾經說：“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么，胡耀邦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胡耀邦并非大眾理解的，他只不過是一個“代理人”或執行者的角色，他具有相當的自主權，對于改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四、胡耀邦是思想啟蒙保護者，全面改革的代表性倡導者

“文革”結束之后，雖然改革成為高層廣泛共識，但是大家的主張和目標又有不小差異。多數人更多從實現國家強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層面來考慮，或者說局限于物質需求層面，對于現代化最核心的目標——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圍繞這個目標而必須進行的制度的綜合改革問題，相當多數人是忽略的或者是保守的，這就是現代化與現代性之區別。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張顯然指向了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并且他一直在嘔心瀝血，為現代價值之普及盡量爭取空間。

具體來講，胡耀邦是現代價值啟蒙的最關鍵播火者之一。這場啟蒙運動，始于上文提到的他發起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場討論不僅僅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更是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中國各種現代價值的提出，幾乎都是始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后”的思想寬松時期。甚至很多討論禁區的突破，是繼續以胡耀邦所創辦的《理論動態》為陣地，或者他示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予以開綠燈。

（胡耀邦與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座談，認真聽取他們對整黨的意見）

胡耀邦亦是現代價值的保護者。思想現代化的過程充滿了新舊沖突，新的理念的傳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胡耀邦的“四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確為之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在胡耀邦擔任最高層領導人期間，每當知識界與過去的思想管束慣性發生沖突的時候，他都發揮了讓知識分子感到溫暖的角色。他去世后，詩人鄒友開寫下了《好大一棵樹》來紀念他，這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心聲。

（胡耀邦給長沙岳麓書院的題詞：“尊重知識”，特意沒有落款時間，他說“尊重知識是永遠沒有期限的”）

基于對現代價值的認可，胡耀邦在改革初期就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認為“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除了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宣傳、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改革的任務。胡耀邦在領導完成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起草后，1984年底到1985年又主持制訂了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及1986年開啟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設計。

這期間，在他的支持下，社會團體、基層政府、高校改革的探索也非?；钴S，各行各業都涌現出很多改革思想家、實踐家，如教育界的劉道玉、丁石孫、江平、章開沅等人，開創了一個各種新思想可以大膽嘗試，各類人才輩出的時代，這也正是八十年代最為人所懷念之處。

五、胡耀邦是改革勇氣和道德良心的重要象征

除了以上具象的歷史貢獻外，胡耀邦長久被人們重視敬仰還在于他道德精神上的意義。胡耀邦之所以全力以赴推動中國改革，并非出于為個人沽名釣譽或積累政治資本，也非是為了某些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讓人民徹底獲得物質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始終抱著理想主義情懷，以無我、無畏的態度探索改革。

上文提到的胡耀邦在陜西、中科院的改革均遭受巨大阻力，受到反對者的“圍獵”和殘酷打擊，每次都讓他重病纏身，但是胡耀邦雖九死其尤未悔。此后，每當一旦獲得施政的機會，他仍舊要宣傳真理和常識，推動中國向良制轉變。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進步和今日的面目，正是靠鄧小平、胡耀邦這樣的勇者，堅持不懈推動的結果。

同樣，在改革初期，思想啟蒙和經濟改革、社會改革的阻力也是巨大的，胡耀邦在很多時刻都是處境很艱難，但是他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具體而言，80年代改革的幾個關節點：1982年的“特區風波”，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的起草經濟體制改革決定，1986年的精神文明決議，其中都充滿了周折和博弈，但每一次都出現了令人樂觀的結果，跟胡耀邦的奮力爭取都不無關系。

胡耀邦同情底層，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訴胡啟立：“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魚肉百姓！”盡管自己身體并不是太硬朗，胡耀邦在任上仍舊不顧路途顛簸、風餐露宿，足跡遍及1700多個縣；他總書記任內的六個春節，有四個是在老少邊窮地區度過的。

（胡耀邦視察山西呂梁山區，在炕頭上與老百姓話家常）

還應指出的是，胡耀邦的親民像并非過去皇權社會中父權式的居高臨下的關愛，而是非常平等姿態的，他始終把自己視為人民中的一員；以及并非出于養民富國的需要，而是認為人民的利益才是國家之根本，把人民的重要性置于國家之上，正像他1984年闡述“民富”與“國富”關系時，提出“民富為先”，只有人民富裕了，國家才能真正富強。

（1985年除夕，胡耀邦在云南農戶家品嘗他們的年夜飯）

胡耀邦為人正直，討厭權術，對其抱著“知而不為”的態度。他擔任總書記后，有人善意提醒他“缺乏城府”，他不以為然地說，如果書記處學漢高祖，國務院玩曹孟德，下面的干部也都玩權術，這還像共產黨嗎？他覺得與其搞權術，不如開創一個更公開、民主的制度，政治才會進入一種良性的循環，國家才會有希望。

胡耀邦與人為善，寬容大度，從來不去報復人。對于那些曾經整肅迫害過他的老上級或同事，那些曾經無情揭發批判過他的團中央老部下，他都是抱著原諒別人的過去、向前看的態度，當他身居高位后，依舊提拔任用他們，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家人和秘書經常背后提醒他：某某人以前對你做了很多壞事，你怎么還對他這么好？！甚至還有人送給胡耀邦“東郭先生”的綽號。可是胡耀邦回應說：我怎么不知道他們做了什么啊，但是沒有必要計較，冤冤相報何時了，再說這些人犯錯也不能完全歸咎為他們的品德，是時代的錯誤。

胡耀邦作風民主，厭惡溜須拍馬，樂意聽不同的意見。何迪先生曾經透露，1980年他的父親何康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時，有一天胡耀邦找他談話，兩個人對某個問題爭地不可開交，事后胡耀邦不僅沒有責怪何康，反而欣賞他的認真執著精神，接下來又提拔他當計委副主任和農業部長。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衷勤在向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也與胡產生爭論，事后胡耀邦卻評價嚴：這個人不錯，敢于直言。田紀云在2004年曾經說：“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認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一個時期”。

（胡耀邦與夫人李昭都是生活樸素，這是他們節假日帶領孫輩游園）

六、胡耀邦既是過去時，也是現在時、將來時

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經歷了47載，今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基本實現了工業化，14億國民整體生活已經達到小康水平。但是，中國作為一個超級規模國家，其現代化轉型的使命必然是復雜的，隨著過去經濟增長所依賴的要素的紅利逐漸耗盡，以及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化，中國在實現現代化最后十公里的路上，挑戰越來越多。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現在“左”或“右”的極端主義、民粹主義越來越多，挑戰著改革開放來形成的各種共識。筆者認為，胡耀邦所遺留的精神遺產對當下仍有很多啟示意義。

從國內發展和穩定的視角來看。我們現在主要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比如腐敗、市場機制不完善、貧富差距、民企缺乏安全感、科技創新力不足等，幾乎都可以歸結為過去經濟改革走地很遠，而其他改革相對遲緩滯后，抑制了各類要素潛力的發揮。未來社會成長進步的發力點，仍應借鑒參考八十年代主張的全面改革的思路，只有補齊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國第二波騰飛的動力，以及有助于建成一個更有彈性、創造力、自我修復能力的社會。

從國際競爭角度講，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的崛起，不免要涉及到世界領導權和話語權的問題。這種權力的獲得，不僅要靠產品、技術的輸出能力，更為關鍵地是看能不能創造一個多數國家都認可的制度方案和文明價值體系。縱觀全球大國崛起的歷史看，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國家，才能獲得持久的世界領導力。這也需要強化全面改革，釋放社會思想活力，增強中國對全球制度和文明的輸出能力。

正像二十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改革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贏得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

因此，胡耀邦雖然是一個歷史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又是現在時，還是將來時。在處于發展關鍵期的今天，我們應該繼承老一輩改革家的勇氣和智慧，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賡續下去，這也是對他們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