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言論為何觸發中國最強反制？日本右翼復活將死無葬身之地

誰能想到，在戰敗投降80年以后，日本竟然敢向中國發出武力恫嚇。而這一次日本的結局，可能會比上一次更慘。

2025年11月7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接受質詢時語出驚人，她說：若中國大陸對臺灣動用武力，則此種“臺灣有事”的狀況可能構成日本“存立危機事態”。

“存立危機事態”這個詞近年來已經成了日本右翼的口頭禪，可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危害。但如果說日本可以借此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對他國開戰，就能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了。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解釋，個別自衛權是指本國領土直接遭到攻擊時的防衛權。集體自衛權是指在“自己沒被打”的情況下，因同盟國遭受武力攻擊而出兵參戰的權力。所以，本質上“集體自衛權”是一種為他國而戰的權力。

然而，日本憲法第九條也寫得非常清楚：永遠放棄戰爭，不保持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戰后幾代日本政府也都堅持了“只能行使個別自衛權”的解釋，明確禁止集體自衛權。日本憲法因此也被稱為“和平憲法”。

但日本右翼幾十年來一直不死心，他們想擺脫束縛、恢復軍國地位。換句話說，即便是沒有人想打它，日本也想打別人。

2015年，安倍政府強行通過《安保相關法》，首次捏造出“存立危機事態”這一概念。用咱們的話來說，就是“生死存亡”的時刻。根據這一概念，只要所謂“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受到攻擊，日本就可以自稱“生存受到威脅”，從而繞過憲法，行使集體自衛權，合法參與他國戰爭。

但是，這個“危機”的標準并沒有清晰界定。因此，日本政府可以任意解釋。但在此之前，歷任日本領導人在談及這個話題時，都刻意保持著模糊的態度。即便是安倍，也是在下臺之后才敢說“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個說法也并沒有被正式納入日本官方的法律框架。

但高市早苗打破了這種“默契”。她在國會這個最正式的公開場合，首次將臺灣與“存立危機事態”直接掛鉤，還舉出了具體情景。不僅捅破了“模糊空間”的窗戶紙，挑戰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還變相為日本軍事介入“臺灣問題”搭好了法律臺階。

按照高市的邏輯，日本不需要被直接攻擊，只要政府認定“臺海局勢威脅日本生存”，自衛隊就可以出動，并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這意味著，“臺灣有事”已經從一個模糊的政治口號，驟然轉化為日本政府正式的法律路徑與軍事預案。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言論背后隱藏著的軍國主義沖動。她并不是簡單重復“臺灣有事”的口號，而是將其提升至“存亡危機事態”的層級。眾所周知，日本當年發動七七事變和太平洋戰爭，都是用“國家存亡受到威脅”作為戰爭借口的。

因此，高市的表述具有明確的軍事動員含義。她本質上是在試圖為日本右翼復活找借口，通過頻繁炒作“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渲染“中國威脅論”，圖謀利用臺灣作為地緣博弈“戰略支點”，謀劃重新武裝自己，邁出突破和平憲法的關鍵一步，改變日本戰后的和平發展道路，甚至在密謀與中國開戰。

因此，面對這樣一名同時踩踏中國主權紅線、歷史紅線、政治紅線與戰略紅線的右翼政客和錯誤言論，我們必須堅決反制。于是，自11月8日起，在短短一周多的時間里，中國外交部、國防部、駐日使館、中央媒體乃至普通大眾密集發聲，表達了強烈的憤怒和批評。

【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

打響反擊第一槍的不是外交部，而是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

就在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言論的當天晚上，薛劍在個人X賬號上轉發了日本媒體關于高市言論的報道，并用日語附上了一段極具沖擊力的評論：“對于那些擅自闖入的骯臟的脖子，就應該毫不猶豫地砍掉他的頭顱。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有人說這話不像是外交官說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次精準及時的回擊。薛劍深耕對日外交十余年，諳熟日本社會的表達習慣與認知邏輯。他選擇以日語、以日本人聽得懂的方式發聲，既繞過了日本媒體的過濾機制，也打破了外交辭令的程式化束縛，實現了“一句頂萬句”的戰略穿透力。直接戳中了日本右翼 最敏感的神經。

很快，這條帶有“砍頭”警告意味的推文被日本政界迅速放大，部分右翼媒體甚至將其解讀為中方外交官“公開威脅日本首相”。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公開抗議，自民黨議員還提出動議，要將薛劍驅逐出境。然而，我國外交部并未退讓，反而借機進一步揭批高市言論的危險性。當然，日本方面也不敢真動薛大使，因為那樣只會引來更大的外交風波。

11月10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林劍向日本發出了三個靈魂拷問：日方領導人有關言論，究竟想向“臺獨”勢力發出何種信號？是否企圖挑戰中方核心利益、阻撓中國統一大業？究竟想把中日關系引向何方？這些質問既是中方的態度宣示，也是對日方的敲打提醒。

現在來看，中方當時是希望高市能夠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及時撤回不當言論給事態降溫。然而，在兩天后的日本國會會議上，高市仍然堅決拒絕撤回先前的表態。有鑒于此，中方的應對舉措也隨之逐步升級。

11月13日，林劍再度開火，在記者會上連發四問：今天日本首相再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是否要再次同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為敵？是否企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緊接著，他發出了明確的警告：如日方膽敢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將構成侵略行為，中方必將迎頭痛擊。

需要注意的是，外交部將高市的言論定義為“企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直接將事件從中日雙邊問題的層級，提升到挑戰二戰后世界格局的高度。同時，又將日方可能的“武力介入”定性為“侵略行為”，為后續反制做好了鋪墊。

因為按照國際與歷史慣例，日方“侵略行為”通常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的侵華戰爭。如今，這一歷史性的指控，被重新引入現實外交語境——意味著中方已經認定高市的言論不是“失言”，而是在試圖重啟日本的軍國主義路徑，因此中方有權按照二戰確定的國際秩序采取行動。

總結來說，10號中方的立場核心還是在宣示主權、提醒日本不要忘了歷史上干過的壞事以及教訓；而13號則變成了警告日本，不要玩火，小心把自己燒死。短短三天，中方的態度就從“提醒”變成了“警告”，從“關切”變成了“定性”，說明事態已經開始升級。

然而，這只是開始，更嚴厲的反制還在后面。

【奉示召見】

11月13日，外交部 副部長孫衛東“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在召見中，孫衛東連用“五個嚴重”對高市的言論進行了批駁，并向日方 發出了最強烈的民意警告——十四億中國人民對此絕不答應。11月14日，駐日本大使吳江浩“奉示約見”日本外務事務次官船越健裕。警告日本當政者若介入臺海事務，將把自己引向不歸之路。

在中國外交歷史中，“奉示召見”非常罕見，上一次出現還是在1995年5月8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緊急召見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杰，向美國表達抗議。

所謂的“奉示”，就是奉上級指示，意味著行動直接來自最高決策層，而非常規外交程序。中方在不到24小時內，連續兩次“奉示召見”，既顯示了事件的高度緊迫性與嚴重性，也是因為日方 拒不承認錯誤、拒不收回言論、拒不消除惡劣影響，采取的進一步施壓措施。

與此同時，中方權威媒體也連續發聲，將外交警告轉化為輿論震懾。

11月14日和1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鐘聲”的評論文章，直指高市言論的歷史與現實風險。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市的言論并非考慮不周，而是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為軍國主義招魂。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 極其錯誤、極為危險的歷史觀、秩序觀、戰略觀，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國家必須對日本的戰略走向高度警惕。

11月15日，《解放軍報》頭版刊發署名“鈞聲”的評論文章，點名批評高市及日本右翼勢力的冒險挑釁，明確警告日方：若不深刻汲取歷史教訓，膽敢鋌而走險，甚至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必將玩火自焚，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上述兩篇評論文章，用詞之嚴厲非常罕見。其中，將高市的言論與歷史侵略罪行直接掛鉤，更是堪稱戰略級別的警告。這等于是向日方宣告：日本若敢軍事介入，中方將視為第二次侵華戰爭的起點。這也標志著中方已然為日本劃下了紅線，傳遞出絕不容許歷史悲劇重演、為此甚至不惜一戰的堅定決心。

需要說明的是，“鐘聲” 是《人民日報》國際評論的重要筆名，用于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國際議題。“鈞聲” 是《解放軍報》的權威筆名，僅在對軍事安全、領土主權、外部威脅等議題時使用，代表軍方最高權威聲音。

“鐘聲”與“鈞聲”同時發出最嚴厲的警告，顯然已經超越了外交抗議范疇，意味著相關議題已被提升到了國家核心利益最高層級，預示著后續可能伴隨經濟、軍事等領域 更嚴厲的實質性反制措施。

【升級反制】

果不其然，外交部、教育部、文旅部隨后就發布了赴日旅行、留學警告，明確提醒中國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日本治安惡化、涉華歧視與犯罪增多，以及高市言論導致政治氛圍惡化、帶來安全風險。然而，這項警告不僅是基于安全考量，更是一種精準的外交反制。

旅游業是日本服務業的重要支柱，而中國游客則長期占到日本入境游客總量的四分之一。中方的旅行警告不僅將對日本旅游業及整體經濟形成實質沖擊，同時也暗示中日關系已跌至新的低點。換言之，旅行警告既是對真實安全風險的回應，也是對日本政府繼續施壓的一種手段。

而此刻，日本政府依然選擇了硬扛。執政的自民黨反復圍繞薛劍的“砍頭”言論進行炒作，但在最核心的問題上，也就是撤回高市的“臺灣有事”言論，卻擺出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姿態。

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公開宣稱，高市首相的發言“毋須撤回”。他甚至將高市言論強行拆分為“立場”與“意圖”兩部分進行詭辯，稱立場不接受任何更改，因為根據日本法律，東京有權將“臺灣有事”判定為“存立危機事態”，這是日本的主權；但意圖可以解釋，稱高市的發言只是一個“假設性的探討”，并不代表日本現在就有軍事干預臺海沖突的政治意圖。

這種論述的潛臺詞是：我有武力介入的能力，但是否動用武力取決于我而不是你。這是一種典型的“模糊脅迫”手法，意在保留挑釁空間的同時繼續試探底線。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這時，日方突然放出了自衛隊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宣傳片。這場名為令和7年度統合的演習，共動用了約5.8萬人、300架飛機和60艘艦艇，其中包括“出云”級輕型航母。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演習是由新設的統合作戰司令部全程主導的。而這個司令部是為了讓日本融入美國對華遏制體系，專門與美國印太司令部“無縫對接”而成立的。更加耐人尋味的是，這次演習其實早在10月底就已經結束了，日方選擇在這個敏感的時候發布宣傳片，顯然是在炫耀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繼續向中方挑釁。

面對日方的執迷不悟，我們只能換一種他們聽得懂的方式。

中國軍號在海外社交平臺罕見地發布日語海報，聲明：如日方膽敢武力介入臺海局勢，中方必將迎頭痛擊！這話跟“斬斷骯臟的頭顱”沒有本質區別，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緊接著，11月15日，中國海事局宣布自17日至19日在黃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次日，中國海警也發布公告，表示將在釣魚島領海開展巡航行動。隨后，解放軍中部戰區空軍發布“槍已上膛 劍已出鞘”宣傳片。這一系列的動作既是在告誡日方，任何外部干涉都將灰飛煙滅，也是對日本背后所謂的同盟體系發出的嚴正警告。

【“感謝”搞事】

與官方的你來我往，火藥味十足的交鋒不同，中國民間的輿論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各個自媒體平臺上，“感謝高市老鐵送上開戰理由”、“歡迎來試”、“一言為定”等評論層出不窮。日本的攤牌不僅未引發恐慌，反而激發了嘲諷的浪潮。在很多網友看來，如果日本執意武力介入臺海，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好事”。這種“狂歡”情緒的背后，其實有兩個底層心理邏輯。

一是渴望清算歷史宿怨的集體訴求。日本對華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2025年作為抗戰勝利80周年，民間情緒中涌動著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的集體意志。而高市的言論既是日本“重蹈歷史覆轍”的危險信號，也是中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天賜良機。按照《聯合國憲章》的“敵國條款” ，中方不僅具備合法反擊的法理依據，更可將沖突敘事從“內戰”轉化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延續，從而獲得與日本徹底“清算”的正當性。

二是基于軍事現代化成果的實力自信。不同于甲午時代的羸弱無力，今日中國擁有世界級軍力與完整的產業支撐。民間普遍認為，日方軍事介入已非壓制威脅，而是自尋死路。在強大實力的背書下，輿論自然從恐懼侵略轉向主動應戰，進而生發出“狹路相逢 勇者勝”的戰略底氣。

由此可見，短短數日之內，從外交博弈到輿論交鋒，從經濟施壓到軍事威懾，中方反制力度的每一次躍升，都意味著事態嚴重性呈指數級增長。原因就在于，臺灣問題事關國家核心利益，根本不存在退一步的選項。

中方一直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如何解決都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拒絕外部插手。如果日本首相在國會層面公開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我們卻沒有什么反應，那么必然會開啟一個惡劣的先例，成為其他別有用心國家模仿的范本。如此一來，我們在臺灣問題上的底線就會被踩破。

因此，我們必須“槍打出頭鳥”，絕不容許日本成為“示范效應”的源頭。換句話說，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也不怕事情鬧大，就是要日方立即反思糾錯，收回惡劣言論。正如專家所言，“奉示召見”的下一步是“提高戒備”，再下一步就是“奉命反擊”。

至于事態下一步將如何發展，就看日本如何選擇。

【軍國主義死無葬身之地】

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撤回言論，同時采取實際行動避免進一步挑釁，中方可以有序降低旅行提醒、減緩軍事回應，雙方在危機邊緣實現降溫。但如果日本死守錯誤言論，下一步中方將不可避免地升級反制。

在經濟層面，中方可能從旅游預警進一步升級到投資預警，甚至暫停恢復不久的日本水產品進口、加強稀土出口管制、收緊半導體關鍵材料的供應鏈限制。

在政治層面，也可能停止中日之間在經貿、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官方交流，凍結雙邊對話機制，重置外交基調。目前，雙方的一些民間交流活動已經延期或者取消，原定在中國上映的一些日本影視作品也已經暫停。

在軍事層面，解放軍或將把黃海模式延伸至東海，貼近日本本土進行更具實戰性的演訓；海軍艦艇也可能進入釣魚島12海里，并與海警聯動實現常態化巡航。

總體來說，我們的策略就是通過持續升級施壓，讓日本社會各界認識到：越過底線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通過日本國內輿論倒逼右翼分子懸崖勒馬。

但截止到目前，日方還在繼續為高市的言論辯解，說日本并不是要武力保臺，而是強調中方如果武力封鎖臺灣將影響日本的能源運輸和對外貿易，日本因此必須有所反應。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彰在來華溝通的過程中，說的也都是這些內容，并且已經明確表示拒絕首相撤回言論，還要求中國召回大阪總領事薛劍。

由此可見，日本方面不但沒有認識到自身的錯誤，還妄圖倒打一耙。因此中日之間圍繞“臺灣有事”的政治攻防，很可能進入一種低烈度對峙的狀態，然后逐漸從言辭交鋒進入意志對抗的階段。

而且，高市上臺剛滿月，就已經拋出一連串擴軍設想，如超常規增加軍費、全面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大力提升日本先發制人攻擊能力、提前修訂“安保三文件”等，甚至在“無核三原則”問題上都出現了歷史性的倒退。這表明，為了鞏固右翼支持，她很有可能還會繼續挑釁。目前在自民黨內支持高市早苗的議員之間流傳著這樣一條消息：臨時國會閉會后，高市或打算閃電參拜靖國神社。因此，雙方短時間緩和關系的可能性極其渺茫。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盡管高市的言論引發了中日關系的持續緊張，但并未沖擊高市的支持度。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調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仍然有69.9%，比10月份高5.5個百分點。并且，49%的受訪者贊成“臺灣有事”時行使集體自衛權，遠高于反對者。而日本富士周刊的民意調查顯示，有93.5%的日本人認為“高市的言論沒有問題且不應撤回”。

如果把這些事情聯系在一起看，其實就已經很清晰了。出問題的不只是首相高市早苗，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從政府到民間，日本正在拋棄戰敗的歷史教訓，重走窮兵黷武之路。所以，如果日本最終執迷不悟，膽敢將“臺灣有事”納入其所謂的“存立危機事態”范疇，那么就將觸發《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屆時，中國將別無選擇，只能憑借武力手段，一次性解決臺灣問題與日本問題。

到那時，就如人民日報所言，日本若"重蹈歷史覆轍"，結局將同樣悲慘，并且沒有投降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