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會議上，為何說劉帥和粟裕對彭總的態度，格外令人贊嘆？

1959年的一場會議，改變了很多人都命運，尤其以漩渦中心的彭老總為最。原本他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國防部長，之后就成了暫居吳家花園的一個“閑人”，重要的政策不再有他的參與。

而在那場會議上，世態炎涼可謂展現得淋漓盡致，有不少人迫于壓力說了違心話，導致彭總的處境更是艱難。

反倒是劉伯承、粟裕的表現非常意外，他們沒有附和或是沉默，作出了令人贊嘆之舉。

一、“神仙會”突然轉向

1959年7月2日，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擴大會議，既定的討論事項為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左”。

在前面一段時間，大家都很尊重事實，從農村走出來的領導人也不相信“畝產十萬斤”、“肥豬賽大象”這些口號。當時還有首長指出計劃委員會定的指標太高了，會產生負面影響。

眾人白天討論工作，晚上跳舞談心，不少與會干部后來回憶起那氛圍，都說是“神仙會”。

但是，涉及到現實的問題，爭吵在所難免，一直到會議快要開完都沒達成共識。上級認為總路線沒錯，這股精氣神還是要有，所以做了定論：這段時期問題不少，但前途光明。

彭總看到這段話時無比焦急，他前不久才出訪蘇聯、東歐等多個國家，認為我國老百姓比起外國來還是太苦了。

他迫切想要群眾的日子變得更好，因此就寫下一封長信，將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和真實想法娓娓道出，希望組織好好研究、能深入糾“左”。

可是，這封信很快被傳遞給了眾人，讓大家提看法。這時上級還沒有表態，小范圍討論時，大多數人還是支持彭總的。

奈何有人借題發揮，污蔑彭總要對抗“三面紅旗”，如此上綱上線，把事情給架上去了，中央領導也逐漸開始對《意見書》持否定態度，事情就慢慢轉為反“右”。

風向一變，什么都跟著變，原先一些級別不夠的人也被要求上山，與會人員越來越多，局勢逐漸不可控了。

7月26日，各小組都收到一句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隨即，各種‘帽子’都扣過來，彭總挨了不少批評。

二、劉伯承和粟裕如何抉擇

當時幾乎是要“人人過關”，劉伯承元帥也不例外。一開始他保持沉默，想著能不說就不說，但后來被點了名沒辦法，他就開口道：

“我認為他是一個好同志，一貫忠于黨，忠于人民。他可能有缺點和錯誤，但不應該上綱上線。”說完就不再多言。

后來有人施加壓力，想讓劉帥寫點“材料”，劉帥不同意；別人直接寫好，想讓劉帥在上面簽字，劉帥也拒絕。能在那樣的環境下，做到這一步，劉帥真的非常勇敢。

粟裕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最開始小組討論就幫忙說話：我認為信沒有什么大問題，他是出于對黨、對國家的責任感才寫這封信的。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分析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扣帽子。

等定性后他仍然敢說：彭德懷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他提出的意見可能有不當之處，但我認為主要是出于對工作的負責態度。作為軍人，我們要敢講真話，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

三、品性之高令人贊嘆

劉伯承和粟裕的表態，讓很多人肅然起敬，當年為彭總說話的并不止他們倆，為何就他們能贏得更多贊嘆呢？答案就在一年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

彼時彭總威望正隆，他是批評南京學院院長劉伯承、總參謀長粟裕的最大主力。

客觀來講，當初彭總自己也有點上綱上線，他與劉帥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因為“土洋之爭”有矛盾，抗日戰爭的關家惱，兩人也鬧得很不愉快。

1958年6月的軍委會議上，彭總說的話有些過火：“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南京，就連在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吹鼓手，抬轎子的。別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同志的。”

這“逼死過同志”說的余天云，此事其實跟劉帥沒有直接關系，彭總聽的是倒了幾手的消息，產生了誤會。

如果真的沿著這個話題擴大發酵，那劉帥的處境會更不妙。好在毛主席說“余天云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給事情降了溫。

同年7月，身體已經很不好的劉伯承在護士攙扶下，走到臺上做檢討，以如此誠懇的姿態，加上主動辭去軍事學院院長職務，這才過了關。之后劉帥基本退居二線。

而粟裕當上總長后，就因為工作的問題，與彭總關系很僵。文史學者張雄文在《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毛主席讓粟裕每半個月單獨匯報一次工作，彭總認為粟裕是在越級上告。粟裕聽到風聲后，就將匯報的內容先交到國防部，讓彭總轉給主席。彭總同樣不悅，說“讓我轉毛主席，我又不是你的通信員”。

沒辦法，當初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職責劃分不明確，按當時的規定，總參負責三軍事務，但要在國防部的監督下進行，重要工作需上報批準。

那問題來了，什么是重要工作？這可太主觀了，粟裕認為重要，彭總認為不重要，報上去，彭總會覺得粟裕的眼光和能力有問題。

但如果粟裕認為不重要，沒上報，彭總又認為重要，想找資料時怎么也找不到，也會對粟裕有意見。粟裕又不是善于溝通的人，誤會就越來越深。

且兩個部門有太多職能重疊，一些事情彭總認為粟裕不該管，偏偏粟裕又下達相關命令，那彭總就會覺得粟裕在“奪權”。

像1955年的策劃攻打媽祖列島事件、1957年的訪蘇忽視外交紀律事件、1958年的志愿軍撤軍命令事件，都是粟裕認為自己在處理職責以內、而彭總覺得粟裕手伸得太過導致的沖突。

最終彭總批粟時也很兇，“告洋狀”、“奪權”什么的，也有擴大化趨勢。粟裕為此前后做了八次檢討，還是毛主席一句暗含保護之語才讓事情平息。此后粟裕也退居二線。

劉伯承和粟裕都被彭總批得很慘，時間又特別近，換做普通人，趁機落井下石才是常態。

但二人都很有風骨，非但不攻擊，還幫忙說話，這種品格，當得起高貴二字，實屬人性之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