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五虎將，威名震天下？為何孫權周瑜獨怕關張，卻從未忌憚趙云

建安十五年，孫權在京口與病中的周瑜商議要事。此次會面的主要議題，是審閱劉備就荊州問題送來的書信。

信中的措辭謙恭有禮，但字里行間透出的意圖卻讓孫權重壓。劉備以“地少民寡”為由，請求孫權將長江南岸的荊州要地“借”給他，作為棲身之所。這對孫權而言，是一個難以處置的難題。

孫權問：“公瑾，此事你怎么看？”

周瑜深斬釘截鐵回答：“不可。劉備乃一世之梟雄，有關羽、張飛這等熊虎之將為輔，決非久居人下之輩。”

“熊虎之將……”孫權輕輕重復著這四個字，目光投向窗外。后世傳說的“五虎將”團體，此刻在他腦中并未成型。占據他思緒的，只有兩個異常清晰且充滿壓迫感的個體形象。

在孫權與周瑜的戰略評估中，值得他們如此忌憚、需要反復權衡的對手，自始至終，也只有那兩個人。

首先令他們感到壓力的，是關羽。

建安十四年（209年），孫劉雙方在邊境舉行會談，后世稱為“單刀會”。東吳方面魯肅提出荊州歸屬問題，蜀漢方面關羽過江參與談判。

會場之外，雙方軍隊相隔百步，持刀肅立，空氣中彌漫著緊張與不信任。魯肅事先安排了刀斧手，以備不測。然而，當關羽的身影出現時，所有的謀劃似乎都顯得蒼白無力。

關羽并非單獨赴會，但隨行護衛人數很少。他的個人形象突出，據記載身高九尺，胡須長二尺，面色偏紅。

據當時在場的東吳士卒事后回憶：“羽未發一言，然目光所及，吾等皆股栗，不敢仰視。”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魯肅援引經典，陳說利害，言辭懇切。關羽大多時間沉默地聽著，偶爾回應，言簡意賅，卻字字千金。

當魯肅的言辭觸及劉備集團的核心利益時，關羽身邊一個將領忍不住高聲反駁。此時，關羽手持單刀，目光如電，只是微微抬高了聲調，斥責道：“此是國家事，是何知！” 瞬間，全場鴉雀無聲。

那一刻，魯肅及其麾下所有將領都清晰地意識到一個事實：任何輕舉妄動，都可能招致這位“萬人敵”雷霆萬鈞的反擊。而后果，無人能夠承受。所謂的刀斧手，在關羽絕對的武力自信面前，形同虛設。

這次會面給東吳高層帶來的震撼是持久且深刻的。他們認識到，關羽不僅僅是一員猛將，更是一個擁有強大個人意志和可怕威懾力的政治與軍事符號。

在策略上，孫權試圖通過聯姻來維系與關羽的關系，但遭到對方言辭激烈地拒絕。關羽的回應，使其在東吳的戰略評估中，從一個可以爭取的對象，被明確界定為不可合作的敵對力量。

呂蒙在為孫權策劃荊州方略時，其戰略評估的開篇便是：“關羽向來勇猛，本就難以正面為敵，加之他已完全掌控荊州，廣施恩信，深得人心……”

可見，整個東吳軍事集團對關羽的恐懼，是其戰略制定的基本前提。

另一個讓他們警惕的，是張飛。

關羽的在場能帶來一種沉重的壓迫感，張飛的行動則能立即引發直接的危機感。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軍精銳虎豹騎執行了一次長途奔襲，在當陽地區的長坂追于劉備主力。劉備部隊在此遭遇決定性打擊，軍事力量損失嚴重。

張飛率二十騎在當陽橋執行斷后任務。其部隊拆毀了橋梁。張飛本人持矛立于河岸，對到達的曹軍說道：“我是張益德，可以過來決一死戰。”

史載：“敵皆無敢近者。” 不是不能，是不敢。曹操的五千鐵騎，面對這區區二十余人，竟無一人敢上前挑戰。是什么讓百戰余生的虎豹騎感到恐懼？是張飛那舉世皆知“萬人敵”的勇名，更是他那種置于死地而后生、敢于與任何來敵同歸于盡的瘋狂氣勢。

這一幕，通過潰兵的口耳相傳，也迅速傳到了正在密切關注北方戰局的孫權與周瑜耳中。他們能夠想象出那樣的場景：一員猛將，以一人之力，喝退千軍萬馬。這種直觀的、近乎原始的武力展示，給東吳的決策者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心理印記。

在周瑜和魯肅的私下討論中，他們屢次將劉備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歸結為“劉備梟雄”的本性，以及“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的輔佐。這個評價，是建立在無數血與火的事實基礎上的，絕非空泛的贊譽。

為何“五虎將”的概念在此失靈？

后世民間文學與正史融合，塑造了劉備麾下“五虎大將”（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云）的傳奇團體形象。然而，在公元210年前后的江東決策者眼中，這個整齊的名單并不存在，其成員的威脅等級也截然不同。

馬超： 此時遠在涼州，是與曹操為敵的軍閥。對孫權而言，他是一個可以嘗試聯絡的遠方盟友，一個可能牽制曹操力量的棋子，但絕非需要江東日夜提防的直接威脅。

對當時的東吳而言，黃忠是長沙郡的一名中級將領，并未進入其核心情報視野。他的威名始于近十年后的定軍山之戰，此時自然不在孫權和周瑜的討論范圍內。

那么，趙云呢？

對趙云歷史角色的分析，是厘清此問題的核心。在真實的歷史中，趙云的地位和角色與關張二人有本質區別。他長期擔任劉備的“主騎”，職責更偏向于統領親兵、護衛主公以及中樞安全。

他忠誠、穩重、顧全大局，長期負責劉備的近衛與中樞安全。在長坂坡，他的主要功績是保護甘夫人與阿斗安全脫險，體現的是其作為護衛長的盡責與勇毅，這與張飛那種主動尋求決戰、以氣勢退敵的“矛”的定位，完全不同。

在孫權與周瑜的戰略評估中，他們懼怕的是能夠獨當一面、足以改變區域戰略平衡的“方面之帥”和“熊虎之將”。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有能力獨自發動一場北伐，威脅曹操，也有能力隨時順流而下，兵鋒直指建業。張飛亦是如此，歷任郡守，征戰四方。

而趙云，終其一生，從未被賦予過關、張那樣獨立且重大的方面之任。他的作戰風格更偏向于執行特定戰術任務，而非戰略層面的統帥。

因此，在周瑜那番著名的“梟雄，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的論斷中，沒有出現趙云的名字，是符合當時歷史現實與權力結構的客觀評價。并非趙云不優秀，而是在“令敵人恐懼”的這個特定維度上，他的威懾力與關張不在一個量級。

恐懼源于直接的威脅

周瑜在建安十五年的堅持，最終未能完全阻止孫權“借”出南郡的決策。迫于北方曹操的壓力，以及魯肅提出的“多操之敵”的聯盟戰略，孫權做出了妥協。

但這一妥協的背后，正是對關羽、張飛這兩頭“熊虎”所代表的軍事力量的深深忌憚。

孫權與周瑜的恐懼，來源于最殘酷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壓力。在能夠給予他們這種壓力的，只有那兩個名字：坐鎮荊州，令江東上下不敢北望的關羽；以及一聲怒吼，能讓天下精銳止步的張飛。

至于趙云，他是一位完美的將軍，一個忠誠的衛士，一個亂世中難得的完人。但他從未像關張那樣，成為東吳主公與都督揮之不去的夢魘。因此，在“威懾力”這個關乎存亡的現實考場上，東吳的恐懼，其來有自，目標也異常分明。

建安十五年的這次決策，根本出發點是孫權集團對現實威脅的評估。關羽與張飛所展現出的軍事能力與獨立行動的潛力，構成了直接可預見的風險。相比之下，趙云因其職責與角色的定位，從未被東吳視為同等級別的戰略威脅。因此，在孫權的戰略視野中，需要首要應對的，自始至終都是關、張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