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成都女子命喪家門口，精神病兇手的法律漏洞引質疑？

11月20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了一起27歲女子在家門口被持刀殺害的案件，檢方以故意殺人罪對嫌疑人提起公訴。起訴書顯示，2024年6月9日，被害人王某某在其家門口遭到梁某某的切劃和捅刺，身中十刀，最終因搶救無效身亡。檢方指出，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對其當日的違法行為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被害人王某某的母親則強烈呼吁，精神病不應成為“免死金牌”，堅決要求嚴懲兇手。

2024年6月9日13時許，梁某某攜帶刀具在該小區(qū)內無故敲門滋擾。當其行至9棟1單元3樓305號房時，住戶王某某察覺異常，并通過母親王某通知小區(qū)物業(yè)安排保安到場處理。保安黃某某到達后，試圖勸離梁某某。此時，王某某打開房門質問梁某某，雙方隨即發(fā)生爭吵。梁某某沖至305號房門處，與王某某發(fā)生抓扯和打斗。期間，梁某某使用預先準備的刀具對王某某的頭面部、胸部等部位切劃、捅刺共計十刀。王某某則用門廳內的陶瓷擺件擊打梁某某頭部數(shù)下。保安黃某某見狀上前制止，但未能阻止事態(tài)惡化，王某某最終受傷倒地。隨后，保安黃某某撥打120和110報警。王某某經120現(xiàn)場搶救無效死亡，而梁某某在得到帽子同意后，隨父母自行駕車前往就醫(yī)。

從事后回顧，這件事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多方失職、管理缺位以及盲目自信，最終導致了事件的發(fā)生。然而，誰又能擁有穿越時空的洞察力呢？成都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顯示，經依法審查查明，被告人梁某某因精神異常，經常無故與家人爭吵、摔打物品，并多次無故竄至成都市郫都區(qū)紅光街道鵑興路666號中航城小區(qū)部分住戶門口，進行敲門滋擾和辱罵。如果每次都依法對梁某某按尋釁滋事處理，進行拘留和罰款，多次拘留后直接判刑，還會發(fā)生這種事嗎？所謂的精神異常，據(jù)受害者母親所言，案發(fā)前梁某某根本沒有就診記錄和服藥記錄。如果一開始就依法處理，精神異常的問題或許早已有了明確答案，而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仿佛是案發(fā)后故意捏造的。

當小區(qū)的老年保安試圖勸離梁某某時，被害人明知道梁某某手持刀具兇器，卻依然開門質問梁某某，難道這是梁靜茹賦予她的勇氣嗎？被害人真的指望一個每月拿著三千塊錢養(yǎng)老金的老年保安來保護她嗎？三千塊錢，誰會為你拼命？簡直是異想天開。保安沒有直接逃跑，已經算是具備職業(yè)道德了。

有句廣為流傳的話是這樣說的：你手里有槍，我手里也有槍，我們可以坐下來講法律；你手里有刀，我手里也有刀，我們可以坐下來講規(guī)矩；你空手，我也空手，那我們可以坐下來講道理。但如果你有槍，而我手里的是刀，那么真理就掌握在你手中；如果你有槍，而我空手，那么你手里握著的便是我的生命。

所謂的法律、規(guī)矩、道義，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立。現(xiàn)在梁某某手持刀具面對空手的被害人，真理顯然在梁某某一方。被害人質疑梁某某，無異于質疑真理，而質疑真理的后果是什么？被害人王某某身中十余刀，最終不幸身亡。并非人人都能像昆山龍哥那樣，刀都拿不穩(wěn)能被反殺。空手面對手持兇器的人，選擇轉身逃跑并不丟人，因為活著比什么都重要。中國有句老話：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

當然，從事發(fā)后被害人母親處得知，被害人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經驗。2024年6月9日中午，王女士收到家中女兒發(fā)來的微信消息：“有個人一直在敲門”“在我們門口吐痰”。女兒還詢問她是否可以叫保安。記者從王女士提供的聊天記錄中看到，她告訴女兒自己已經給物業(yè)打了電話，并呼叫了保安。下午1時27分，王女士的女兒回復稱對方仍未離開，她透過貓眼拍攝了一段視頻。在王女士女兒拍下的視頻中，可以看到一名背著挎包的女子背對大門，正走向電梯。

令人驚訝的是，快三十歲的人遇到這種事情竟然還要詢問母親如何處理，是否可以叫保安或物業(yè)，這種情況下直接報警才是正確選擇，根本無需猶豫。如果當時直接報警，被害人等待警方到來處理，或許她也不會因此喪命。

現(xiàn)在，從未有過就診和服藥記錄的梁某某竟然弄來一張精神病證明，企圖借此逃避刑事責任，而受害人王某某可能就這樣白白喪命。精神病作為一種異常的人類特征，卻被一些有資源、有關系的人用作逃脫法律制裁的“免死金牌”。然而，精神病本身作為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本應成為法律從嚴從重處理的依據(jù)，卻長期被從輕甚至免于處罰。這無疑意味著精神病患者并非弱勢群體，而是享有特權的強者，凌駕于普通人之上，這完全顛覆了人類的倫理道德。患有精神疾病且具有較大社會危害性的人，竟然因此獲得特權，凌駕于普通人之上，這簡直是荒謬至極。如此明顯的邏輯漏洞，盡管已被公眾質疑和唾棄數(shù)十年，卻依然未得到修正，只能說明這個漏洞是某些人為其團體特意保留的，成為他們違法亂紀后的逃生通道。

這個案件的爭議焦點在于，某些團體特意為自己預留的逃生之路是否會成為梁某某的逃生途徑。如果“精神病”這一逃生路徑被法律多次擊破，是否會像我國富豪設立的家族信托被擊穿那樣，最終徹底失效？對于法院而言，究竟是維護司法公正，還是保護某些人的利益不受損害，這是一個令人棘手的問題。若確保了司法公正，法官個人的未來可能就難以得到保障。

在此事件中，我們更應關注如何預防類似情況的發(fā)生，如何有效保護自身安全，清晰認識自我與他人的真實面貌。正如古語所言：“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當對手持有兇器時，真理的天平往往傾向對方。此時，明智之舉是及時退讓，避免硬碰硬，切勿逞強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