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拒絕王稼祥參加長征，毛主席大急：他是軍委副主席，必須隨軍

老覃在昨天發布了《紅軍長征，項英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陳毅：他的想法讓人哭笑不得》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隨著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失敗，即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做戰略轉移便成為了定局。

但中央蘇區也不能說丟就丟，畢竟，在毛主席的帶領下，中央紅軍已經在這片紅色的熱土上經營了五年之久！

另外，還有一萬多傷員無法跟隨大部隊轉移。

還有無數的革命群眾需要共產黨人、紅軍做他們的主心骨。

所以，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在江西另設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

那么，哪些人隨大部隊轉移，哪些人留下來就地開展革命斗爭，就得好好研究一番了。

當時，黨和紅軍最高決策與領導機關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則對于重要干部的走留問題，也主要是由“三人團”敲定。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李維漢回憶：

“這個‘三人團’主要從事轉移的軍事方面的準備，只開過兩次會，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實際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并不能與聞所有的事情。”“研究留人名單時，軍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他方面只告訴他一個數字。”

我們不難想象，李德是外國人，對黨內干部不熟悉，能提供的意見不多，而周恩來又“不能與聞所有的事情”，“只告訴他一個數字”，那么，決定人員走留的，主要就是博古了。

博古后來在延安整風中也承認：

“中央蘇區退出時，由于對形勢——游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的估計不足，致各級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這，留下了一批干部……這些干部以后遭受犧牲，這是我負責的。”

老覃在《紅軍長征，項英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陳毅：他的想法讓人哭笑不得》一文中說了，中央紅軍主力出發前，中共臨時中央決定組成中共“中區”中央分局的成員有：項英、瞿秋白、陳潭秋、賀昌、陳毅、汪金祥、梁柏臺、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龔楚、毛澤覃、李才蓮等。

這一批人中，只有項英與博古走得比較近。

說起來，項英是通過搞工運走上黨內領導層的，與王明、博古并無歷史淵源。但他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位之后，轉變很快，得以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并于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博古關系密切。

老覃在另一篇題為《毛主席的親屬先后被整，毛主席欲哭無淚，說：都是受了我的牽累呀》的文章中也提到：博古身為王明的代言人，到了蘇區，就不斷打擊、排擠執行“毛澤東路線”的干部和指揮員，以上一批人中的譚震林、張鼎丞、梁柏臺、鄧子恢、毛澤覃等人，先后遭到了批判和撤銷職務的處分。

瞿秋白、賀昌，以及何叔衡，曾因反對過博古，雖然想隨主力行動，卻被博古強硬留下了。

瞿秋白當時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長，身患疾病，找毛主席和張聞天傾訴自己想隨大軍轉移的愿望，毛主席非常同情，多次向中央建議，但得不到回應。

張聞天直接去跟博古吵，也沒有得到博古點頭。

根據當時擔任李德的翻譯的伍修權回憶：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調查研究。”

王稼祥和博古在莫斯科留學時是同窗好友，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原本極得博古信任。但是，他在1931年4月赴中央蘇區后，隨著與毛主席的接觸增多，越來越信服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他后來回憶說：“他（指毛主席）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1933年4月，他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蘇區醫療手段落后，無法取出彈片，只好采取保守療法。第五次反“圍剿”不久，傷口大化膿，不得不入醫院重新開刀，完全離開了一切工作。

一來因為他支持毛主席，二來他身患重疾。

博古決定把他留下。

毛主席看見王稼祥病情如此嚴重，一旦留下，兇多吉少，大為焦急，據理力爭：王稼祥同志身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怎么可以不隨軍行動？

博古最終同意了王稼祥參加長征。

這樣，王稼祥躺在擔架上，安全抵達了陜北。

也因為王稼祥參加了長征，毛主席得以在遵義會議上重新執掌了軍權，力挽狂瀾，拯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