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與洋人故事三則

歷史往往行走無聲，它腳步安靜，常被當下的喧囂所掩蓋，直到若干年后回首，才看得到那些離散的點突然連接成的悲劇里，一切早有注腳。

在過去的文章里，我其實很少說歷史，但要說看書的喜好，還是歷史類偏多。當然比起專業的史學研究者，我純是個業余的。而且歷史太過沉重，所以也并不想常聊。今天用更輕松的方式，講幾則清朝時期有關與洋人外交的故事吧，權當周末消遣。

當今天我們回望清朝與當時歐洲列強之間漫長而宏大的碰撞，撕開所謂”民族屈辱”的幕布時，我們所看到的不應該僅僅是鴉片、白銀與火炮的交鋒，而是背后更深的東西。

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葉的這段漫長暮色中，“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不僅發生在經濟數據或軍事技術上，更發生在認知結構之中。在一些教科書中，這段歷史常被簡化為貿易逆差與侵略戰爭的線性敘事。就像是那些神劇一樣，只有好人壞人，只有侵略者和反抗者、民族和外族，只有輸和贏……這種敘事之下，掩飾了一種最重要，卻更為致命的東西。

我把它的放在今天的故事里。

一、玩具和園子

1793 年，清乾隆時期，英國喬治·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cartney）抵達中國。他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特使的身份，率領龐大使團前來，名義上是為乾隆皇帝的 83 歲壽辰祝壽。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并爭取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改善貿易條件。 而其使團，隨行所載更是整個英國啟蒙運動的重量，是當時歐洲科學、技術與工業成就的一次流動展覽。更深層面上，這是一次認識論的征服。

馬戛爾尼堅信，理性是普世的。他認為，只要中國的皇帝能夠親眼目睹西方科學的優越性——時鐘的精準、天象儀的奧妙、望遠鏡的深邃——他就會自然而然地被這種理性的光輝所折服，從而敞開大門。這是一種典型的啟蒙主義自信：真理一旦被展示，就無法被拒絕。

這也跟當時歐洲的社會情況有關。后世學者 Joel Mokyr 的研究《雅典娜的饋贈》認為，彼時歐洲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技術文化，即‘有用知識’。這種文化強調“知識如何被生產、驗證與共享”是約束技術可能性與選擇的關鍵，從而解釋了為何某些社會出現了“增長爆發” （比如歐洲的知識共享導致歐洲各國先后開始完成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

這種‘有用知識’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移到亞洲，以及西方可以從亞洲學到什么，以提升其自身的技術和生產流程？對于當時的歐洲來說，太過吸引人。從啟蒙運動和規?；a中嘗到甜頭的歐洲人太希望這種“西方有用知識”能夠成為“全球有用知識”，那將是無比廣闊的市場和清晰看得見的利潤。

為此，使團精心準備了禮品清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核心物品，而是一組代表了當時天文學最高成就的儀器：一座精密的太陽系天象儀（Planetarium）和一架赫歇爾（Herschel）反射望遠鏡。

威廉·赫歇爾（William Herschel）是那個時代科學界的巨擘，他在1781年發現了天王星，從而將人類已知的太陽系邊界向外推了一倍。馬戛爾尼帶來的這架望遠鏡，并非普通的透鏡折射式，而是赫歇爾所擅長的反射式望遠鏡。它利用鏡面反射光線，消除了傳統望遠鏡的色差問題，能夠觀測到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以及深空的星云。在馬戛爾尼的構想中，這架望遠鏡象征著“英國的目光”：這種目光是經驗主義的，是穿透性的，它能看到肉眼所不能見之物，代表著對可見宇宙的掌控權。

除了望遠鏡，那座價值1262英鎊的天象儀同樣寄托了厚望。它通過復雜的齒輪系統模擬天體運行，不僅展示了牛頓力學的勝利，也暗示了這種機械理性的普世適用性。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親自采購了這些物品，清單中還包括氣泵、地球儀、透鏡組以及梅林椅（Merlin's chairs）等機械裝置，總價值高達 13123 英鎊（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相當于數十名普通工匠數百年的收入。

圖1：當時使團為出使采購的禮品清單[1]

馬戛爾尼不僅僅是在送禮，他是在試圖重構中國皇帝的世界觀。他希望通過展示這些“掌握自然法則”的儀器，來證明大英帝國并非蠻夷，而是掌握了更高階文明密碼的平等伙伴，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文明導師。 [2]

1793 年 9 月 14 日黎明，承德避暑山莊的萬樹園。這里的空氣中彌漫著皇家園林特有的松香與政治張力。乾隆皇帝，這位統治著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最富庶帝國的君主，正處于他漫長統治的暮年。

對于清廷而言，馬戛爾尼的到來被嚴格地置于“朝貢體系”的框架內。他不是來自一個競爭性超級大國的代表，而是一個來自遙遠西洋、仰慕天朝教化而來的貢使。這種根本性的定位差異，在禮儀的身體規訓上爆發了第一次沖突。

清廷官員堅持要求馬戛爾尼行三跪九叩之禮——這是臣服于天子的絕對身體語言。對于馬戛爾尼而言，這不僅是個人的屈辱，更是對大英帝國主權的否定。經過漫長而令人窒息的談判，雙方達成了一個模糊的妥協：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就像他對自己的君主那樣。

然而，在乾隆眼中，這種身體語言的妥協并不是外交上的平等，而是蠻夷不知禮數的表現。他在后來的御制詩中嘲諷英國人“腿部僵硬”，無法彎曲，清朝官方如此記載這次“禮儀之爭”——“英國人非我族類，他們的膝蓋不能打彎，是大清皇帝仁厚，才免他們下跪，允許用他們自己的禮儀覲見?！边@為后來“英兵膝蓋不能彎”的謠言埋下了伏筆。

當這些精心準備的科學禮品最終呈現在皇帝面前時，馬戛爾尼所期待的震撼并未發生。乾隆皇帝在視察了這些儀器后，給出了一個令英國人絕望的評價。他隨后頒布給英王喬治三世的敕諭，堪稱清朝傲慢的巔峰文本，也是人類外交史上最著名的拒絕信之一：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在這份諭旨中，乾隆不僅回絕了所有的通商請求，更發出了赤裸裸的威脅：

“若爾國商船，因向來在澳門貿易，得沾天朝恩典，遂欲移至他處，則天朝法制森嚴，各處?？?，俱有文武大員列兵鎮守……若爾國船只到彼，該處系非洋船停泊之所，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預！其凜遵之！ ”

“勿謂言之不預”——這只是公開的政治辭令。在私下的宮廷記錄與官員的反應中，這種拒絕顯得更為輕蔑和具體。

這絕非平等國家間的外交辭令，而是主人對乞食者的訓斥。乾隆將這些代表西方科技巔峰的儀器歸類為 “奇技淫巧”。在清廷的語境中，它們被視為“玩具”或“自鳴鐘”——這類物品通常是供皇室消遣的機械玩偶或音樂鐘，雖然精巧，卻無關于治國平天下的宏大道德，亦無關于儒家士大夫的知識體系。

這種認知的錯位是致命的。馬戛爾尼試圖展示“力量”，而乾隆看到的是“娛樂”。馬戛爾尼的隨員巴羅（John Barrow）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侮辱。他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中國人像“反復無常的孩子”（capricious as children），他們“扔掉了玩膩的玩具...去尋找新的東西”。這種“嬰兒化”的修辭，成為了后來西方殖民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為中國人像孩子一樣無法理解科學與理性的價值，那么他們就需要被“監護”或“教導”。

巴羅甚至刻薄地建議，未來的使團不需要帶什么科學儀器，只要帶些“金銀飾品、兒童玩具和幾塊德比郡的晶石”就夠了，因為中國人無法欣賞“藝術或科學中任何偉大或卓越的事物”。這種失望轉化為了一種深層的文化蔑視。

清廷在諭旨中洋洋自得于“懷柔遠人”的恩賜，卻完全未能識別出那個正在敲門的帝國所具有的掠奪性與擴張性本質。乾隆皇帝及其臣僚們沉浸在萬邦來朝的幻象中，錯失了最后一次通過和平手段了解世界大勢、開啟現代化的機會窗口。

最終，這架赫歇爾望遠鏡和天象儀被搬離了熱河（承德）。它們被運回北京，安置在圓明園的遠瀛觀和其他西洋樓建筑中。它們成為了“萬園之園”皇家收藏的一部分，靜靜地放置在那些由耶穌會士設計的巴洛克風格建筑里，成為了一個奇異的注腳，被灰塵慢慢覆蓋。

這個故事并沒有在1793年結束。它像一顆埋在灰燼中的火星，在黑暗中沉睡了六十七年，直至遇到了下一個歷史拐點，化為熊熊之火。

1860年9月，英法聯軍逼近北京。雙方約定在通州進行停戰談判。英國派出以巴夏禮（Harry Parkes）為首的談判代表團共39人。這39人中以英法外交官員為主，也包含仆人、護衛、以及一名英國泰晤士報記者。

按照西方的戰爭慣例，談判代表打著白旗，享有絕對的外交豁免權。然而，清軍統帥僧格林沁親王對這些“夷人”毫無信任，更無視國際慣例。他被巴夏禮在談判中的強硬態度激怒，認為臣子居然敢對親王無禮，這是犯上作亂。在收到扣押人質的指令后，僧格林沁下令將舉著白旗的整個代表團逮捕。這 39 人被押往北京，分別關押在刑部大牢和圓明園。在那里，他們遭受了中世紀式的殘酷折磨。最終，等10月16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時，最后活著的只有18人，有21人被虐待致死，有些人的尸體腐爛得認不樣來，還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尸體。隨行牧師莫吉（R.J.L.M. Ghee）報告

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 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 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人們還了解到，他們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于手腳被浸濕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這些俘虜就這樣被捆綁著，任憑風吹日曬雨淋，而且長時間內得不到和水。由于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肌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這些幸存者的證言全部或部分的發表在英國議會文件或戰爭記載里，它們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于這種虐待的結果。

看到被虐殺的英國外交官尸體，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震怒，他在寫給當時英國外相羅素（Lord John Russell）的報告中，詳細闡述了他為什么選擇燒圓明園，而不是燒紫禁城，也不是向北京城索要巨額賠款[3]：

"I was anxiously desirous that the punishment would fall, not on the people, who may be comparatively innocent, but exclusively on the Emperor, whose direc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me committed is established." “我極度渴望這種懲罰不是降臨在百姓身上（他們相對來說是無辜的），而是專門降臨在皇帝身上，因為他個人對所犯罪行（虐殺戰俘）負有直接責任?！?/blockquote>

"It was the Emperor's favourite residence, and its destruction could not fail to be a blow to his pride as well as to his feelings." “這（圓明園）是皇帝最喜愛的居所，它的毀滅無疑將是對他傲慢與情感的一次重擊?！?/blockquote>

1860年10月17-18日，額爾金命人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北京城各處，向市民解釋為何燒園，意在安撫民心，同時羞辱皇帝。告示大意如下：

“宇宙之中，任何犯下此等罪行（虐殺人質）者，必受懲罰……圓明園將被燒毀……以此作為對背信棄義行為的最后懲罰。”[4]

于是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發生了現代歷史上最惡名昭著的文化浩劫之一。士兵們沖入殿堂，打碎了他們無法帶走的瓷器，用刺刀挑破絲綢，將玉器揣入懷中。在《倫敦新聞畫報》的報道中，圓明園被描述為一個“充滿了無法想象的奢華”的地方。

就在這場混亂的中心，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發生了。在圓明園的一處庫房中，英國士兵發現了一批并未被拆封或僅被作為陳列品的物品。

那是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留下的禮物。

據當時的記錄與后來的回憶，那架赫歇爾望遠鏡、那天象儀、那幾輛馬戛爾尼曾費盡心力組裝并希望能讓乾隆乘坐的英式馬車，都靜靜地停放在那里。它們幾乎完好無損，或者說，它們被“像孩子玩膩的玩具一樣隨意地丟在一邊”，“這些禮物全都原封不動，象征著一段看來從未得到領情的友誼”。

這種重逢充滿了歷史的黑色幽默。英國士兵正在洗劫的，正是他們祖父輩試圖用來打動這個帝國的禮物。

1860年10月18日，額爾金下令燒毀圓明園，傳言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濃煙遮蔽天空（實際上當時因為時間緊急且法國軍隊拒絕參與焚燒，圓明園仍有13-16處園林保存完好，除去1900年被八國聯軍再次劫掠外，還有民國時期和某個特殊時期的破壞最終導致其消失，此考證在十幾年前是否要重建圓明園的大討論中有提及，處于保護目的，具體不列出學者姓名和文章）。

那架曾寄托著“開啟民智”幻想的赫歇爾望遠鏡，極有可能隨著遠瀛觀的崩塌而熔化，或者被當作毫無價值的雜物遺棄在灰燼中。天象儀的齒輪在高溫下扭曲，不再模擬星辰的軌跡。馬戛爾尼的野心與乾隆的傲慢，最終在同一場大火中化為烏有。它們以另一種方式，讓中國人看見了世界。

圖2: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戈德弗魯瓦·杜蘭（1832–1896）?！恫鍒D報》，1860年12月22日

二、一個漢字和一場羞辱

書接上回馬戛爾尼使團回國后，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前的1834年。

這一年，歷史的車輪轉到了一個新的刻度。英國議會決定廢除東印度公司（EIC）對華貿易的壟斷權。這意味著，中英關系將不再由一個商業公司（盡管它擁有準國家權力）的“大班”（Taipan）維持，而是將由英國皇室直接派遣的代表來處理。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結構轉變。英國政府任命威廉·約翰（William John），第九代律勞卑勛爵（Lord Napier），為首任駐華商務總監督。律勞卑是蘇格蘭貴族，威廉四世國王的親密戰友，曾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服役。他帶著一種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外交觀念來到中國：國家是主權平等的，作為英王的代表，他理應得到與清朝封疆大吏對等的禮遇。

然而，距離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過去不過區區40年，律勞卑即將踏入的，仍是那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在這個體系仍然沒有“平等的外交關系”，只有“天朝”與“藩屬”、“華”與“夷”的垂直等級。

對于清廷而言，律勞卑的到來被嚴格地置于“朝貢體系”的框架內。他不是來自一個競爭性超級大國的代表，而是一個來自遙遠西洋、仰慕天朝教化而來的貢使。這種根本性的定位差異，在禮儀的身體規訓上爆發了又一次沖突。幾百年后的今天，回看那個沖突，焦點令人驚訝地小，卻又無比堅硬，成為一根刺，直接扎穿了一個帝國的氣泡。

根據清廷對外貿易的長期規定，任何外國人向中國官員遞交文件，必須通過行商轉呈，且文書的格式必須標注為 “稟”（Pin/Petition）。

“稟”字在漢字語義場中具有極強的施事性。它不僅僅是一個標簽，它意味著“下情上達”，意味著書寫者承認自己處于卑微的、從屬的地位。在中文的政治語境里，只有下級對上級、庶民對官員，才使用“稟”。

律勞卑斷然拒絕使用這個字。他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大英帝國，與兩廣總督盧坤在級別上是平等的。因此，他在信函的封面上使用了“函”或“書”（Letter/Shu）字樣，暗示這是一種平行公文。

1834年7月，律勞卑抵達澳門后不久便擅自闖入廣州（這也違反了必須在澳門候旨的規定）。他試圖將這封沒有“稟”字的信遞交給廣州城門的守衛，要求轉呈總督。

兩廣總督盧坤的反應是絕對的拒絕。他甚至根本沒有拆開信封。對他來說，信封上那個“大英國”的稱謂已經是荒謬絕倫，而缺失“稟”字更是對天朝體制的公然挑釁。盧坤在給皇帝的奏折中稱：“夷性犬羊，不識禮義?！彼J為，如果接受了這封沒有“稟”字的信，就是承認了蠻夷的平等地位，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動搖國體。

這種符號學的僵局迅速演變為物理上的圍困。律勞卑被困在廣州十三行的狹小商館區內。為了懲罰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夷目”（Barbarian Eye，清廷對商務監督的稱呼），盧坤祭出了制裁蠻夷的傳統法寶：停止商貿。

這是一個極為有效的非對稱武器。所有的中國雇員——通事、買辦、廚師、苦力——被勒令撤離商館。食物和淡水的供應被切斷。商館周圍豎起了柵欄，十三行變成了一座孤島。

那是廣州的盛夏，潮濕、悶熱，蚊蟲肆虐。律勞卑不僅面臨著外交上的羞辱，還面臨著生理上的極限。他試圖通過散發中文傳單來繞過官方直接訴諸廣州市民，指責總督“無知和固執”，但這反而被視為煽動動亂，進一步激怒了清廷。

律勞卑并沒有軍隊。他身后只有幾艘護衛艦，雖然曾試圖強行闖入珠江內河并與虎門炮臺交火，但在缺乏大規模陸軍支持的情況下，這種示威毫無意義。被困在商館中的律勞卑，在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染上了嚴重的某種熱?。赡苁钳懠不騻?。

他的堅持在現實面前崩潰了。為了恢復貿易，為了拯救那些因停貿而損失慘重的英國商人（如怡和洋行的渣甸等人），律勞卑最終不得不屈服。他同意撤退到澳門。

1834年9月，病重的律勞卑被押送上船，在緩慢而痛苦的旅程后回到澳門。幾周后，他死在了澳門。

律勞卑之死在當時可能被視為一次外交潰敗，或者是“蠻夷”不服水土的個案。但在歷史的長河里投下一顆石子，漾起的漣漪在歐洲大陸的那一端稱為巨浪，一次次拍打在白崖上。

律勞卑的失敗成為了“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催化劑。渣甸（William Jardine）等人開始在倫敦游說，爭辯說只有武力才能打破中國人的傲慢，只有戰爭才能迫使他們學會“文明國家”之間的語言。這一事件向英國商人群體——特別是那些激進的自由貿易派——證明了一件事：在現有的“朝貢-行商”體系內，通過和平外交手段獲得平等地位是不可能的。如果連一位皇室任命的貴族，都會因為一個信封上的字而被羞辱、被圍困致死，那么“文明的規勸”顯然已經失效。

那個未被書寫的“稟”字，成為了后來《南京條約》中第十一條，強行規定公文往來必須使用“平行”格式（Communication on terms of equality）的直接動因。律勞卑的死，將那個缺失的漢字，轉化為了后來戰爭中流淌的鮮血。這是中英關系從“冷沖突”走向“熱戰爭”的心理臨界點，我們可以說，這是鴉片戰爭的前奏。

【圖3：臺北故宮博物院《中英江寧條約》影印原件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中文原文：“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大清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復，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稟明字樣為著?！?/strong>

第三個故事：大黃與膝蓋

這個故事是有關民族英雄林則徐的。

1839 年，律勞卑死后幾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抵達廣州，說出那句中學課本里的著名誓言：“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他無疑是當時中國最開明、最具有實干精神的官員之一。他組織翻譯了《澳門月報》，編制了《四洲志》，被譽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

然而，即便是最敏銳的頭腦，也無法完全跳出時代的認知牢籠。在林則徐收集的關于“夷情”的情報中，混雜著精準的觀察與古板老舊的偏見。其中最核心且嚴重的一條戰略誤判，源于對西方人生理結構的想象。

當時的清廷官員和士大夫普遍相信一種生物學理論：西洋人的飲食結構以牛羊肉、奶酪和乳制品為主，且食用大量經過磨制的面粉。按照中醫的理論，這種飲食極易導致“燥熱”和“結滯”。因此，為了維持生命，夷人必須每天飲用中國的茶葉，并服用中國特產的大黃來通利腸胃。

這種理論并非空穴來風。在歷史上，大黃確實是陸上絲綢之路和中俄恰克圖貿易中的重要商品。俄羅斯曾長期壟斷大黃貿易，也確實因為大黃供應中斷而向清廷求情，這成為了清廷外交記憶的一部分，這強化了清廷關于“外夷離不開大黃”的印象?！爱敃r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如果缺乏大黃，就會因便秘而死。我認為，這種觀念源于十九世紀初歐洲盛行的春季大瀉法，而大黃根常常是瀉藥的成分之一。人們認為，這種季節性瀉法對兒童尤為必要，否則他們肯定會生蛔蟲。然而，大約十個月后，林氏改變了對大黃的看法，認為只有茶才是（英國人）的絕對必需品。他發現，大黃的出口量非常有限，在海關被歸類為藥品?！盵5]

在林則徐的邏輯鏈條中，這構成了一個致命的戰略不對稱：英國人賣給中國的是害人的鴉片（可有可無的毒藥），而中國賣給英國人的是救命的大黃和茶葉（不可或缺的藥品）。如果中國切斷大黃供應，英國人就會因為“腸道堵塞”而腹脹、失明，最終痛苦地死去。

基于這種判斷，林則徐在 1839 年起草了那封著名的《致維多利亞女王書》。 這封信在道德層面上是崇高而令人動容的。林則徐站在儒家道德的高地上，質問女王怎么能允許她的臣民將毒藥販賣給中國，而自己的國家卻嚴禁吸食。在戰略威脅的段落，他亮出了底牌：

"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者。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Take tea and rhubarb for example; the foreign countries cannot get along for a single day without them... If China cuts off these benefits... what can the barbarians rely upon to keep themselves alive?）

林則徐真誠地相信，他掌握著大英帝國的“生命線”——不是通過封鎖海路，而是通過封鎖他們的直腸。他甚至在信中威脅，如果女王不配合禁煙，中國將對茶葉和大黃實施永久禁運。

這封信從未真正到達維多利亞女王的手中。它被轉交給了英國官員，后來又在《泰晤士報》上刊登，但這更多是作為一種奇聞異事被西方讀者消費。英國人確實喜歡喝茶，大黃也確實是當時的常用藥，但歐洲本土（如土耳其大黃）和其殖民地早已開始種植這些作物，大黃更絕非英國國家生存的基石。

這種生理本質主義的誤解是雙向的，且在戰爭爆發后演變得更為具體和荒誕：既然英國人的腸道構造不同，那么他們的骨骼構造一定也有異。

自從第一個故事中 1793 年清乾隆時期，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見乾隆帝不叩拜之后起，清軍將領中就一直流傳著一個堅定的信念：英國士兵因為腿上纏著緊繃的綁腿，或者因為長期在船上生活，他們的膝蓋是不能彎曲的。

這個神話導出了一個戰術推論：只要將英國兵打倒在地，他們就像翻過來的烏龜一樣，無法自己站起來。因此，在浙東之戰等戰役中，清軍曾專門訓練士兵使用長竹竿或鉤鐮槍，試圖去“勾倒”或“絆倒”英軍，以為這樣就能讓對方失去戰斗力。

更愚蠢的戰術出現在清軍將領楊芳守衛廣州的時候。面對英軍精準而猛烈的炮火，這位身經百戰的老將無法用常規軍事常識解釋對方的高命中率。他得出的結論是：洋人的大炮有“邪術”。

為了破解邪術，楊芳下令收集全廣州城的女性尿糞和經血等物。他相信，將這些“陰穢之物”排列在城墻上，或者裝在木筏上順流沖向英艦，就能以“陰”克“陽”，讓對方的大炮炸膛或失準。

這就構成了一幅無言戰爭畫卷：一邊是工業革命武裝起來的蒸汽鐵甲艦和科學彈道學；另一邊是試圖用大黃讓敵人便秘致死、用竹竿去絆倒“僵尸”、用糞便去對抗火炮的封建帝國。（同樣的還有“虎兵”）

清道光·《兵技執掌圖說》藤牌篇中“虎兵”訓練手冊。

“虎兵”身著虎皮，持藤牌大刀，御敵時躲進藤牌或抖動身形裝作老虎來驚嚇馬匹。

《第十八（皇家愛爾蘭）步兵團，1841年8月26日攻占廈門要塞》，

邁克爾·安杰洛·海耶斯和詹姆斯·亨利·林奇繪

（圖中可看到清軍派出“虎兵”與敵軍交戰）

林則徐的大黃之謀和楊芳的糞便守城，不僅是技術的落后，更是情報與認知的全面潰敗。那些制度和宣教里不能理解的事物，在中國朝野的腦海中構建了一個自洽的邏輯閉環，但這個閉環與現實世界毫無交集。這是一種悲劇性的“認知致盲”，它讓清朝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在認識論的戰場上輸得一敗涂地。

好了，故事講完了。我要講的，就在這三個故事里，這些故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課本歷史結合起來，或許有更豐富的視角。也許歷史從來沒有真相，但一定有厚度。

其實還可以講很多，但也可以什么都不講。

只好講講故事，才不會虛無。

部分參考來源：

[1] Maxine Berg《馬戛爾尼的物品有用嗎？十八世紀對華知識與貿易》，倫敦政治經濟學院https://www.lse.ac.uk/Economic-History/Assets/Documents/Research/GEHN/GEHNConferences/conf4/Conf4-MBerg.pdf

[2]鍛造浪漫中國-1760-1840年的中英文化交流，第126-152頁,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abs/forging-romantic-china/establishing-the-great-divide-scientific-exchange-trade-and-the-macartney-embassy/8DAAFC7BD65485506E908490F2D92CB4

[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1860年10月25日

[4]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ed. by Theodore Walrond, 1872).(《額爾金書信集》)

[5]

亞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