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身份暴露被捕后，3位國軍判官為他求情，為什么還是沒有成功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響起槍聲。國軍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倒在血泊中，一同赴死的還有他的副官聶曦等人。這位被周恩來稱為“密使一號”的潛伏者，最終用生命踐行了對信仰的承諾。

令人費解的是，吳石被捕后，主持審判的三位國軍高官都曾為他求情，可這些努力終究沒能保住他的性命。

吳石的人生軌跡，本是國軍體系內的“標準精英模板”。1894年出生的他，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后又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他憑借出色的軍事素養一路晉升，抗戰時期已是軍政部主任參謀，深受陳誠、白崇禧等人器重。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吳石升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授中將軍銜。這個職位讓他能接觸到國軍核心軍事機密，也讓他看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看著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而國民黨內部卻貪腐成風、派系傾軋，他內心的信仰開始動搖。

1949年，吳石在好友何遂的引薦下，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出于對民族未來的考量，他毅然決定投身潛伏工作，代號“密使一號”。此后，他利用職務之便，將大量關于國軍兵力部署、防御計劃的機密文件傳遞出去，為解放大軍南下和解放海南提供了重要情報支持。

吳石的潛伏之路本可更長久，卻因一個意外被徹底打破。1949年12月，中共地下黨員朱諶之（又名朱楓）受組織委派赴臺，與吳石接頭接收情報。1950年2月，朱諶之完成任務準備返回大陸時，負責護送她的交通員在舟山被捕，隨后供出了她的身份。

朱諶之被捕后，盡管受盡酷刑仍拒不招供，但她隨身攜帶的一張寫有“霞姐”字樣的字條，讓特務們順藤摸瓜查到了吳石的副官聶曦。聶曦被捕后，直接將吳石推到了風口浪尖。當特務們在吳石家中搜出他準備帶往大陸的國軍《兵要地志圖》時，他的身份徹底暴露。

1950年3月1日，吳石被正式逮捕。消息傳開后，國軍內部一片嘩然。蔣介石震怒之下，下令成立特別軍事法庭審理此案，而主持審判的三位判官，分別是蔣鼎文、韓德勤和劉詠堯——這三個人，都與吳石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

蔣鼎文是國軍陸軍一級上將，曾是蔣介石的“五虎將”之一。他與吳石的淵源始于北伐時期，當時吳石在他麾下擔任參謀，憑借精準的戰局分析多次助他化解危機。蔣鼎文對吳石的軍事才華極為賞識，兩人共事多年，私交甚篤。

“吳次長為人剛正，向來以國家利益為重，斷不會做出通敵叛國之事?；蛟S其中另有隱情，還請委員長從輕發落，給他一個申辯的機會。”審判間隙，蔣鼎文特意找到蔣介石，言辭懇切地為吳石求情。

韓德勤與吳石是同鄉，兩人都來自浙江。他們一同考入保定軍校，在學校時便是同窗好友，畢業后又一同投身軍旅。韓德勤深知吳石的為人，在他看來，吳石一生清廉，連家中老宅都破舊不堪，這樣的人絕不會為了利益背叛。

為了救吳石，韓德勤不僅在法庭上公開為其辯解，還聯合了多位與吳石交好的國軍將領，聯名寫下保釋信。他在信中寫道：“吳石將軍抗日有功，忠勇可嘉。今涉案被捕，疑點重重，望能查明真相，勿傷忠良之心。”

三位判官中，劉詠堯與吳石的關系最為特殊。他是吳石在陸軍大學的學弟，當年吳石擔任陸軍大學教官時，對他悉心指導，兩人亦師亦友。劉詠堯后來成為國軍重要將領，在軍事法庭擔任判官時，本想借著職務之便，為吳石尋找翻案的機會。

他仔細查閱了吳石的案卷，發現其中部分證據存在瑕疵，便以此為由要求重新調查。在法庭上，他直言不諱地表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吳石通敵，此案應暫緩宣判，待補充調查后再作定論。”

除了這三位判官，國軍元老陳誠也為吳石出過力。陳誠與吳石相識于抗戰時期，對吳石的軍事能力十分認可。他曾親自面見蔣介石，稱吳石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希望能留他一命，讓他戴罪立功。

可即便有這么多重臣為吳石求情，蔣介石還是鐵了心要殺他。這背后的原因，遠比想象中復雜。首先，吳石的“罪行”觸碰了蔣介石的底線。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后，蔣介石對“通共”行為極為敏感，將其視為動搖統治的根本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