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張穎與“紅都女皇”事件

文 | 李輝

重慶到北京，親歷風云變幻

一九三七年，十五歲的張穎從廣州前往延安，成為魯藝戲劇系第一屆畢業生。一九三九年，她被選派至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一去就是六年，其間以《解放日報》文化記者的公開身份，負責周恩來與戲劇界人士的聯系，親歷了重慶文化界的瞬息萬變。

一九四四年，她在重慶與章文晉結識并相愛。抗戰勝利后，國共談判和美國特使軍事調解期間，正是章文晉擔任周恩來與馬歇爾談判的英文翻譯，可以說，他們親歷了從重慶到南京國共停戰談判的全過程。

章文晉、張穎與孩子們

一九四六年冬天，他們在南京梅園結婚。五十、六十年代，張穎又活躍于戲劇界，擔任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和《劇本》主編，親歷了文化界的一次次風雨，從戲劇界的反右運動，到江青“樣板戲”的前前后后。

其后，她調離文化界，走進外交部，在一個新的特殊領域，她與丈夫一起，親歷整個“文革”期間的外交風云。“文革”結束后，章文晉出任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任大使，張穎以大使夫人身份同行，見證中美關系新的發展……

半個世紀風雨漩渦，半個世紀啟承轉合，構成張穎極不平凡的生活內容。她以特殊身份所親歷的一切，有著許多值得書寫、也值得后人重視的故事。

我常愛對朋友說，老人們的記憶可能都有一個寶礦，只要愿意挖掘，就能在被冷落的寂寞角落里找到發亮的礦藏。光亮閃動，他們的晚年生活也就頓時起舞跳躍，多姿多彩，有滋有味。記憶中那些早已淡忘卻又被激活的情景與細節，一旦見諸文字，遂成為整個民間記憶的一部分。因這些記憶在，歷史就不再概念化，不再空洞無物，而變得鮮活生動，具體得觸手可及了。

張穎是她那一代有同樣經歷的人當中，較早具有記錄歷史的沖動和愿望的人。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剛剛年過花甲的張穎，就以筆名發表一個長篇紀實作品，敘述“文革”期間轟動一時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的始末。

江青陪維特克看《紅燈記》

一九七二年，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的張穎，被安排陪同美國一所大學的副教授維特克采訪江青，參與這一后來吸引全球眾多目光關注的事件之中。她自己沒有預料到，一連串的機緣巧合，意想不到的風雨變幻，隨之而來。

歷史大變故中個人的命運，也因此發生相應變化。“文革”結束后不久，她感到自己有責任將所聞所見寫下來，為歷史的那一場風波留下記錄。這一作品發表時，雖注明“紀實小說”，但基本上是根據她的親身經歷和史料檔案而寫，不過多了一些氣氛渲染和情感詞匯而已。

結識張穎，緣于讀了她的這本描寫“紅都女皇”事件始末的作品。

坦率地說，第一次讀她的這篇紀實小說時，我覺得其中的語言和氛圍，帶有過多情緒化的戲劇效果，不是我所期待的純粹歷史實錄性質的作品。但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涉及上層政治交鋒內幕的作品，當時恐怕只能以所謂“紀實小說”的形式方能與讀者見面。就這一角度而言，她的寫作本身已具有開拓意義。

其實，張穎本人也意識到這一形式在表現歷史真實方面的局限，因而在九十年代，她又另起爐灶，按照回憶錄的形式重新記述這段歷史，即收錄在《外交風云親歷記》中的第三部分《“紅都女皇”真相——維特克采訪江青的前前后后》。

不過，我最初前去拜訪張穎，則是為了撰寫王海容的傳記而去采訪她。在“紅都女皇”事件中，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王海容，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張穎的紀實小說中多次出現，且讓人感覺兩人之間的關系似乎并不融洽。這就更讓我感到有接觸和采訪的必要。

是蕭乾先生建議我為王海容女士寫一本傳記。八十年代末，蕭乾先生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王海容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直接負責聯系文史館的工作，故與蕭乾有經常性往來。蕭乾對王海容印象不錯，說她為人爽快，性格開朗。

歷來有新聞敏感性的蕭乾，不止一次對我說，王海容的身份極為特殊，作為毛澤東的侄孫女，在整個“文革”期間，特別是在林彪事件后，她是少數幾個可以經常接近毛澤東的人，了解許多上層政治斗爭的內幕。他說，如果能夠成功地說服王海容，請她如實回憶往事，寫一本她的傳記，一定會有份量、有價值。

經蕭乾介紹和疏通，多年保持沉默的王海容，終于同意了我前去采訪。一年多時間里，我們多次交談，她還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的復印件。從她爺爺的身世與背景，她爺爺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到她本人歷次與毛澤東接觸的詳情……

我曾動筆寫出了幾萬字，欲按照撰寫蕭乾傳的方式，以第三人稱的角度來寫王海容的人生經歷。可是，越寫下去，越感到其中的難度。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如此重大的政治題材，更懷疑完全按照傳主個人所述，從其個人的角度進行描寫，是否能夠做到一個傳記作家的客觀性。

要想真實地、比較完整地描寫傳主所經歷的時代，當然需要盡可能地采訪與之有關的各方人士，但王海容的經歷極為特殊、背景極為復雜，涉及到不少政治上層內幕，要想采訪諸多人士我很難做到。于是，我漸漸感到，與其由按照傳記的形式來寫，還不如由傳主自己以第一人稱方式，直接來撰寫回憶錄，這樣更讓人可信，也更具歷史價值。

而王海容似乎也覺得，當時尚不適合她本人出面回憶這段經歷。我終于遺憾地放棄了這樣一個很好的選題。至于以后是否還有可能重新拾起來，尚不得知。

不可替代性的回憶

回憶往事，對于張穎，是新的嘗試，但卻是一次重要的轉向。數十年在政治漩渦中主動或被動地旋轉，晚年生活終于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開始。她清醒地意識到，作為歷史過來人，她有責任把親身經歷的諸多往事，真實而具體地告訴后人。

于是，從她的回憶作品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諸多歷史細節。她描寫從延安到重慶時期的日常生活，具體而生動。如何在延安搭乘汽車，與博古、董必武等同一輛車前往重慶；年齡相仿的一群年輕男女們，在重慶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和周公館長大、成熟，彼此之間愛情的悲歡離合，如何在政治大背景下鋪陳開來。

這些回憶，避免了以往常見的空洞和概念化，而更注重細節的描述，這是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很難讀到的。由于是歷史現場的目擊者，她所描述的四十年代重慶左翼文化界對夏衍話劇《芳草天涯》的批評，六十年代上演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的曲折過程，江青到排演場直接指導樣板戲的修改，都不是泛泛而談，而是著眼于來龍去脈的勾勒。

從上層人物的積極參與和微妙心理，到當事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乃至自己身陷其中的是非恩怨，娓娓道來，有聲有色。這些戲劇界重大事件的回憶，無疑為二十世紀中國戲劇史乃至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具有不可替代性。

記錄親身體驗之事，描繪他人無法目睹之景，這正是張穎的回憶錄寫作的價值所在。她在細節中觸摸歷史，歷史也因此而愈加可信，愈加豐滿。

未曾想，這一契機，卻使我與張穎老人從此建立了聯系。我所熟悉的不少文化界老人，特別是黃苗子、郁風、丁聰等，早在重慶時期就與張穎認識，這樣，我們聚會的場合，有時又多了這位老人。我很看重與她的接觸，她親歷過的不少場景，與我的一些研究課題相關。

譬如，我寫田漢、郭沫若、夏衍等人物，她的回憶使我意識到，要認識歷史環境中一個人的復雜性，何其之難！九十年代，我偶然搜集到中國劇協流失出來的五十、六十年代杜高先生等人的一批檔案，張穎正是這一時期的劇協領導之一，其中就有她的一份證明材料。她對當年的人與事，依然記憶清晰。從她那里，我獲得一些解讀這些檔案的細節，我整理出版《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一書，也得到張穎的幫助。

稱張穎為老人，恐怕并非她所愿。年過八十，她依然步履輕盈，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老人。“別看我八十多了，有人說從后面看，像是年輕人哩！”說起這一點，她總是頗為得意。她愛鍛煉，每天打橋牌，散步一走就是幾公里。她特別愛旅行，似乎閑不住，一生行走天下，老了，依然如年輕人一般渴望暢游天地間，總想填補旅行的空白。為此，她有時不免為之傷感：“我很多地方都想去，但人家一聽我八十多歲了，就不敢陪我去。其實，我比六七十歲的人強得多！”

這就是一直充滿活力的張穎！

六十年后再回重慶，紛繁如煙往事

依然年輕的張穎，更在于她的寫作精神。

一般來說，像她這種經歷和身份的人，對歷史的看法，對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認識，很容易落入窠臼，而且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但她卻不同。她的思想與寫作始終處在不斷深化之中。讀她的作品，即可以看出其寫作思想的演變，愈到后來，筆鋒愈加不落俗套，坦誠，大膽，有力。

如近兩年她寫龔澎與喬冠華，如實道來，不虛飾，不溢美，不扭曲，還原歷史場景中真實的人物性格，讀來令人可信。她寫夏衍，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幾十年的個人交往，文壇、政壇的風云變幻，兩相交融，同樣寫得坦誠而真實。

走進新千年，我建議她把所有寫外交領域的文章結集出版，她考慮再三，同意了。我將書稿推薦給湖北人民出版社，于二〇〇五年一月出版，書名為《外交風云親歷記》。隨后，她又繼續寫作文壇風云親歷記，由三聯書店出版。

這一年三月，從三亞歸京之后，她寫來一信如下：

2005年3月張穎來信

李輝同志：

你好，我去三亞玩了約半月回京。

這兩天我又讀完你的一本書《風雨人生》，差不多也是一口氣讀完了。“浪跡天涯”部分很吸引人，我以前對蕭乾可說無所知，當然他的書文我是讀過的，也很喜歡，但對他前半生的經歷如此豐富多彩一點不知。而你寫傳像是用小說的寫法，也許可以說是文學傳記吧，很流暢，很親切，很感人。讀了你不少書后，十分感慨。我這一是浪費了太多時間，沒有干過像樣的事，我這一代人，也如你后文所說的差不多，另一代“知青”吧。

在你督促下，我的自述稿，解放的部分基本寫完了。由于我老不滿意自己所寫，所以一直沒交給你看，我還在想怎樣才會寫的好些。我讓百家給你傳過去，有空你看看，提點意見，我好再改。或由你改寫亦好。解放后的更難著筆，想法很多，經歷亦算不少，但不知怎樣處理更好。

我現在更知道，你的時間很寶貴，占你的時間頗不安。忘了說一點，你對“紅衛兵”看法，可能與你對背景的了解有關。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王蒙的看法是否也有異？

祝賢伉儷快樂！

張穎

2005年3月1日

張穎在信中談讀我寫的蕭乾傳的印象和對紅衛兵的看法。重點則在于，她正在考慮如何完成《張穎自述》。當時，我正為大象出版社編輯一套“大象人物自述文叢”，非常希望她能如實寫自己的親歷，從延安、重慶、北京，從文壇到外交……。

這一年，適逢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重慶是張穎度過七年的地方，如果請她前去重溫歷史，一定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帶著吉林衛視的“回家”劇組，陪同八十三歲的張穎前往重慶。每到一個人地方，她都興奮不已。

面對攝影機，多少細節，她如數家珍：“總理呀他就住在這兒，總理住這兒，就是這兒。我住在三樓，我在這兒。這邊也有一個房子。不過這是總理和鄧大姐住的。這下面呢是個小會客室……”

走進曾家巖五十號。張穎說，這是周恩來以個人名義在城北租下的一個院落，其實是中共南方局在重慶的另一個秘密辦公地，當時稱之為周公館，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就設在這里，張穎工作也在此。走進一個房間，她回憶往事：

這個房子原來是隔成兩間的，我就記得在這兒周總理給我發脾氣。就是這個桌子，夏衍那個劇本，是寫的上海，后來賣座不大好。他說，張穎你怎么不寫一篇呢？他說寫一篇吧介紹介紹。我說好，我就應了，但過了三天我也寫不出來。后來有一天我來找總理匯報工作，他就問我。他說張穎你的文章呢？我說怎么還記住了，我說沒寫。你怎么不寫呀？我說不好寫嘛？寫不出來嘛？我這一講完我就跑出去了。

他一看就往外一跑他就火了，一拍桌子站起來了，給我回來，給我回來。你這么多年在這兒工作了，這么一點組織性都沒有呀？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領導，能這么樣嗎？

當時我坐在這兒，眼淚好像直往下要掉。后來他就說，你還給我寫，今天晚上就給我寫出來。明天見報，就這樣。

我心里覺得這不大講理嘛，就跑出去了。就奔我的辦公室，后來就在辦公室我就寫呀。原來那稿子寫不下去還寫。寫到那時候已經晚，已經比較晚了，后來剩我一個人了辦公室，我就在那兒寫。一邊挺委屈的吧那個心里。

后來就有人上樓我也不知道。過了一會兒，有人站在我的后面。我沒想到是誰，我一看，喲，總理站在那兒。我就一下馬上站起來了。他就按我的肩膀坐下，坐下。他說這個有毛病嘛改了就好。怎么樣呀寫的？

我說寫好了，但寫的不好。他說那好不好沒有關系嘛。馬上去叫通信員拿稿，明天見報。

唯一的發過一次脾氣。

（“回家”《張穎：生死與共》）

2008年2月11日聚會。李輝與黃苗子、張穎合影

紛繁的如煙往事，在張穎的回憶中，如此這般走進歷史。

一年又是一年，有些年每年我們總要見上幾面，聽她聊許許多多的故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生于一九二二年的張穎老人，永遠離開了，享年九十三歲。

她的故事，再也聽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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