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萬亡魂的分量，從來不是等一句道歉

去年八月十五，日本終戰詔書宣讀八十周年的日子，有記者在東京街頭攔著中學生問：“知道1945年日本敗給誰了嗎？”十個里有八個答“美國”，剩下兩個撓頭說“不知道”，沒一個提中國。這不是段子，是光明網實打實的采訪記錄。

更諷刺的在長野縣，飯田市公民館三層擺著731部隊人體實驗的物證，常年免費開放。可樓下自習區的學生，天天來刷題，壓根不知道樓上有這么個地方。有個備考的男生說，中日戰爭那點事在網上刷到過，可考試不考，犯不著花心思。

擱十年前，這種新聞一出來，網上指定炸鍋。“勿忘國恥”“日本欠我們一句道歉”的評論能刷幾十萬條，外交官在國際場合也得揪著這事反復說。那時候我們總覺得，只要日本政府白紙黑字寫份道歉信，天皇鞠個躬，3500萬抗日亡魂就能閉眼了。

今年十一月，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放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大陸要是動武，日本能派兵插手。換以前，外交部第一反應肯定是“強烈要求日方道歉”，可這次七個部門連番出手，愣是沒提“道歉”倆字。

文旅部先給旅游業來了記重拳，直接暫停赴日旅游團。要知道2024年中國游客在日本花了超兩萬億日元，快占外國游客消費的四成，這一下日本民宿、商場全慌了，關西機場免稅店銷售數據直接腰斬。緊接著海關總署卡了水產品進口，日本漁民急得去東京請愿，說家里快揭不開鍋了。

教育部提醒赴日留學有風險，外交部更新旅行警告，海警船在釣魚島附近常態化巡航。一周之內16次動作，每一下都打在日本的痛處。高市早苗倒成了悶葫蘆，私下跟身邊人說“說得過頭了”，公開場合卻連句解釋都不敢給，只能讓內閣官房長官出來打太極。

這畫風轉變，比翻書還快。倒不是我們突然大度了，而是終于想明白一個理兒：跟強盜要道歉，不如直接攥緊拳頭。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日建交，我們主動放棄戰爭賠款。那時候不是不想要，是真沒底氣。十年動蕩剛結束，國民經濟一窮二白，工業基礎薄弱得很。日本那會兒是發達國家，手里有技術有資金，我們得靠著人家的政府開發援助修地鐵、建機場、培訓技術人員。從1979年到2021年，日本累計給了超三萬億日元援助，這筆人情我們記著，但也沒打算欠一輩子。

2010年是個分水嶺，中國GDP首次超過日本，17.9萬億人民幣對5.7萬億美元，我們用三十年完成了反超。到2025年，經濟總量是日本的四倍多，軍費是三倍，海軍噸位是兩倍。東部戰區一次演習出動的艦艇，比日本海上自衛隊家底還厚。高市早苗說要“保衛臺灣”，這話聽著就像小學生放狠話，沒半點威懾力。

以前總糾結道歉，說白了是不夠自信。把歷史正義的評判權，交到了加害者手里。日本政客摸準了這個心思，玩起了“道歉套路”：今天首相說“深刻反省”，明天就去靖國神社拜甲級戰犯；這邊剛在外交文件上寫“由衷歉意”，那邊教科書就把“侵略”改成“進出”。

最典型的就是靖國神社，里面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東條英機那伙人全在里頭。日本首相去參拜，還美其名曰“緬懷先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一跪，就贏回了全世界的尊重，第二年拿了諾貝爾和平獎。日本倒好，道歉的話跟不要錢似的往外說，轉頭就用實際行動打自己的臉。

我們盯著那句道歉盯了幾十年，盯到最后差點忘了，3500萬這個數字背后，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2015年官方公布的權威數據，抗日戰爭14年，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這里面軍隊傷亡380萬，11名上將、34名中將、50名少將血灑疆場，張自忠將軍就是在棗宜會戰中戰死的，臨終前還在喊“殺敵報國”。

平民傷亡更慘重，超過3100萬。山東是重災區，650萬人死亡、受傷或失蹤。日軍在那兒搞“三光”政策，燒房子、搶糧食、毀農田，就是要把抗日根據地的人活活餓死。南京大屠殺更不用提，六周時間30萬人遇害，老人、孩子、孕婦都沒能幸免，那段歷史是刻在骨子里的痛。

這些數字我們在歷史課上背過，在紀念館里看過，看的次數多了，反而容易變得麻木。直到有些極端事件發生，才猛然驚醒，真正的銘記不是延續仇恨，而是守住人性底線。

2024年9月18日，深圳發生了一起讓人揪心的事。44歲的無業人員鐘某，因為求職失敗遷怒社會，覺得“刺傷日本人能引發強烈反響”，就把刀子捅向了一個10歲的日本男童。孩子第二天凌晨沒搶救過來，事發當天剛好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

網上瞬間炸了鍋，但風向跟以前完全不同。沒人覺得鐘某是“英雄”，反而全在罵他喪心病狂。更多人選擇用行動表達態度，深圳街頭擺滿了鮮花，卡片上寫著“孩子，對不起”“愿天堂沒有傷害”。這些花不是獻給日本政府，是獻給無辜的生命，是告訴世界，中國人分得清歷史罪責和個體過錯。

三個月前的蘇州，也發生過類似的事。52歲的周加勝沖到日本人學校校車前揮刀，一對日本母子受傷，校車引導員胡友平為了保護孩子，被連刺數刀，兩天后去世。胡友平就是個普通的淮安大媽，做過紡織女工，當過育兒嫂，疫情期間還擺過地攤，她沒讀過多少書，卻比誰都明白，孩子是無辜的。

這兩起案件，中國法院都判了兇手死刑，周加勝2025年4月執行，鐘某1月執行。官方定性都是“偶發事件”，外交部明確表示會保護在華外國公民安全。日本那邊卻鬧得沸沸揚揚，外務大臣上川陽子罵攻擊“卑鄙”，媒體連篇累牘渲染“在華日僑恐慌”。

對比一下另一件事，2024年2月，17歲中國留學生宋宇川在日本靜岡縣被5名歹徒毆打致死，遺體被扔進濱名湖。兇手里有日本人，還有菲律賓人和巴西人，最大的才21歲。中國駐日使館發了聲明，國內沒幾家媒體報道，熱搜都沒上，更沒人去日本駐華使館前抗議，要求日本首相道歉。

這兩種反應放在一起，高下立判。不是我們軟弱，是我們足夠自信，不需要靠報復無辜來證明自己的立場。深圳街頭那些獻花的人，比任何口號都更有力量，他們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善良和格局，不會被仇恨吞噬。

這種自信，也體現在對歷史的態度上。我們建了無數座紀念館，保存著日軍侵華的物證；每年“九一八”拉響防空警報，學校組織學生參觀抗戰遺址。不是要把仇恨傳給下一代，是要讓他們知道，國家曾經經歷過什么，現在的和平有多來之不易。

日本恰恰相反，一直在刻意淡化歷史。教科書里對侵略歷史一筆帶過，和平祈念館建在公民館里卻無人問津。有個日本資深媒體人說，他的“80后”女兒是主流媒體記者，在她眼里“9·11”事件才是“戰爭”，中日之間的事都是“過去的舊聞”。這種集體性歷史失憶，比不道歉更可怕。

但我們已經不需要靠日本的歷史教育來證明自己的苦難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的萬人坑遺址，731部隊的人體實驗檔案，山東老區殘留的“三光”政策遺跡，這些都是鐵證，比任何道歉都有說服力。

現在的反制措施，看似針對的是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實則是對日本長期歪曲歷史、挑釁中國核心利益的總回應。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這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里寫得明明白白的，日本政府當時承諾“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現在想反悔，就得付出代價。

日本旅游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文旅部暫停組團后，日本的中國游客數量暴跌70%，很多溫泉酒店、免稅店都在裁員。水產品出口受阻后，北海道的漁民聯合上書政府，要求高市早苗收回涉臺言論。經濟賬從來都跟政治賬綁在一起，日本以前靠中國市場賺得盆滿缽滿，現在想一邊撈好處一邊搞挑釁，哪有這么美的事。

有人問，這樣會不會影響中日民間友好？其實真正的友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中國游客在日本購物時遵守秩序，日本商家熱情服務，這種民間交流值得肯定。但政府層面的挑釁，絕不能容忍。把經濟紐帶變成制裁工具，不是我們的本意，是日本逼得我們不得不這么做。

胡友平犧牲后，她的家人收到了很多慰問，其中有不少是在華日本人寄來的花圈。深圳那個遇害日本男童的葬禮上，中國駐日本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也去了現場。這些細節都說明，普通民眾之間沒有深仇大恨，矛盾的根源從來都在日本政府的歷史態度和政治挑釁上。

3500萬亡魂的正義，從來不在東京的國會大廈里，不在日本首相的道歉聲明里。它在外交部的反制公告里，在海關總署的禁令里，在海警船的航跡里，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底氣里。我們不再需要靠別人的認錯來證明自己的委屈，因為實力已經給出了最硬的答案。

高市早苗會不會道歉，會不會下臺，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政客再想挑釁的時候，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兩。以前他們覺得中國只會抗議，現在才發現，我們連抗議都懶得費太多口舌，直接用行動說話。

那些獻花的人，那些銘記歷史卻不被仇恨裹挾的人，那些用雙手建設國家的人，才是對3500萬亡魂最好的告慰。當我們的GDP不斷增長，當我們的軍艦游弋在遠洋，當我們的國民能理性區分歷史與當下，這比任何一句道歉都更有分量。

以后再有人問，日本欠我們的道歉怎么辦？不妨告訴他，別等了，我們的拳頭比道歉管用，我們的發展比道歉更能告慰先烈。歷史不會被忘記，但我們的目光，要向前看。